“西北三马”迥异人生

凤凰网

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回族马姓，故称“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因割据范围不同，又分成“宁(夏)马”、“青(海)马”、“甘(肃)马”等，其势力还曾扩张到新疆。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们参与了当时中国政坛的纷争，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统治西北地区数十年，产生了一批显赫一时的马姓军阀。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群马”中以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个集团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王新在《侨园》2010年第12期撰文《“西北三马”迥然不同的后半生》叙述，当西北各族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时，“西北三马”也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他们因各自的行为而造就了天壤之别的结局。

马步芳（1903-1975）
青海“土皇帝”马步芳在埃及当寓公，在沙特当“大使”，荒淫本性不改
马步芳，字子香，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903年出生。早年曾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在其父马骐和叔父马麟统率的青海地方军事集团中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旅长、师长、军长、纵队司令、集团军总司令。1936年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兼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9月兼任西北军政副长官。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40年，尤以马步芳最为残忍凶狠、荒淫横暴，人称“土皇帝”。
1949年5月，华北、华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一日千里，西北地区也解放在际。李宗仁一面在作仓皇南逃的准备，一面还强打精神与马鸿逵共商改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计划。原来，原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已率代表团去北平参加和谈，所遗职务现由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行代理。尽管解放军的攻势已如破竹，却还有少数执迷不悟者，仍旧在做着接任西北军政长官职位、再当几年“西北王”的黄粱美梦。
“西北群马”中实力最强的，是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两家。马步芳大力开展“黄金外交”，走上层路线，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国民党大员送礼。白崇禧几经考虑，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虽难驾驭，但还可以拿出来拼一拼，容易利用，而马鸿逵则是一匹“滑马”，常以“保境安民”为由保存实力，有些靠不住。当然，马步芳的实力还是在马鸿逵之上的，这也是他最后竞得军政长官一职的主要原因。
1949年5月18日，马步芳被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还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7月，由于张治中留在了北平，马步芳就正式担任了西北军政长官。
野心勃勃的马步芳，决心由过去仅统治青海一隅，扩大到统治整个西北。他带着青海省政府秘书长马骥、建设厅长马禄和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马绍武到兰州上任。
马步芳大刀阔斧，对西北长官公署的原有高级人员，作了大规模调整，凡行政、财经、建设等“肥缺”，一律由“马家将”充当，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
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兰州挤满了前来献礼的代表，连日大摆宴席，跳舞作乐。马步芳任命的兰州城防警备司令赵珑大肆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马步芳指示他们要“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凡发现对马步芳黑暗统治有不满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者枪杀，之后更是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实施法西斯统治，把死刑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范围。
但马步芳的迷梦很快破灭。8月20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了兰州战役。就在解放军对兰州发起总攻的前一日，马步芳悄悄溜回了老巢西宁，留儿子马继援督促部下作拼死一战。马步芳花重金雇陈纳德“飞虎队”9架飞机，将历年搜刮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先运往香港，后运往中东。
8月27日，兰州解放。广州国民政府不放过马步芳，8月27日，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受阎锡山委派，飞抵西宁，一面要追究马步芳的责任，一面指示他以西宁为基地作困兽之斗。马步芳不服气，同徐永昌大吵一通。
最后，马步芳借口要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带着一大群姨太太乘上陈纳德的民航大队飞机，背着徐永昌飞往重庆，永远离开了自己残暴统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6日，到达重庆的马步芳得知西宁已被解放军攻占，号啕大哭。也抵达重庆的徐永昌一方面责难马步芳，另一方面借机扣留了马步芳运到重庆的一部分财富。马步芳不敢在重庆久留，不久就飞抵广州。马步芳电令还在西北战场上的儿子马继援速来广州会合。不久，马氏家族和青马集团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后汇集到广州。
但广州也非久留之地。9月下旬，马家所有人员迁到香港，聚居于皇后大道100号，这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山脚下的一条繁华大街。在此期间，10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马步芳去台湾。马步芳无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湾。他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了马鸿逵的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西北战局已无法挽回，这实际上是叫马步芳去送死，马步芳不寒而栗，遂萌生去意。
10月初，台湾当局的“行政院”召集第52次会议，以马步芳擅离职守，给予“撤职议处”的处分。马步芳感到此生作恶太多，再在台湾呆下去后患无穷，决定离开。他施展了惯用的“黄金外交”，以2000两黄金贿赂了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由吴向蒋周旋，才获准暂不返回西北。马步芳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恶人先告状的做法难以持久，一旦马鸿逵赴台，一定会同他算账。
10月11日，马步芳飞回香港，以到麦加朝觐为由请假，办了出国护照。尔后，他同逗留在香港20多天的亲属部下，包租了英国航空公司的3架专机，大人小孩共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
到利雅得后，沙特国王特地接见了他，并表示要赠送他一辆小汽车，马步芳婉言谢绝了。马步芳安排完大家的生活，购买了4辆小汽车，率部分人员前往麦加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因为当地天气太热，只得暂时转到塔伊夫省避暑。之后，马步芳又带着随行人员迁往吉达海港，那里气候比较凉爽，各国驻沙特领事馆多建在该市。
自1950年起，马步芳迁居埃及首都开罗。他在开罗住宅区马尔地33号购买公寓一院，作为自己的私宅，其内部的装修陈设超过王宫。他另外购买13层楼房一幢，作为其余人员的住所。为了不坐吃山空，马步芳开了一个舞厅和三家酒店。
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少见。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拆，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5000人。
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大做走私生意。过去国民党政权拨给他的大批军费，都被他兑换成黄金后私吞了，听说黄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钱，便组织偷运倒卖的勾当。
1957年，因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欢迎的马步芳又迁居沙特阿拉伯居住。马步芳从权力顶峰一下子跌落到漂泊海外过着寓公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每天无所事事，就聘请了中、阿文家庭教师，坚持同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学习阿拉伯语和文字，还请人给他读《古兰经》，似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从表面上看心态还较平和的他，常对身边人说：“打天下，坐江山，谁胜谁坐，还不是那么一台戏！”“到哪个山里砍哪个柴，这有什么不行的。”
儿子马继援不久从国内逃了出来。父子一见面，马步芳就面带笑容地说：“啊！你来了，你来了就好，把军队都交给他们了吗？”马继援答：“都交给他们了。”马步芳说：“这就对了。”总之，马步芳平日里没有表现出多少沮丧的情绪，似乎清闲愉快、自得其乐。但是当国际形势有了风吹草动之时，他的反共嘴脸就暴露无遗。
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乘国际反共反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过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机会吹嘘，由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大西北坚持反共斗争。他还诡称，大陆来朝拜的人员当中就有他的游击队代表和联络员，是来接受他的指示，并再三请他回去领导反共大业的。
沙特华侨很多，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于是行贿台湾当局，最后谋得了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全权大使”。可是马步芳的阿拉伯语讲得很差，也最怕参加任何“外交宴会”，每日很少去“大使馆”办公。他的汉字水平也很差，接近文盲，一应公文都写个“阅”字，再交秘书们核办。
50年代末时，台湾当局曾积极行动，想邀沙特国王去访问台湾，以扩大台湾当局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可是马步芳一想到自己要“陪同”回台湾，便态度消极，一拖再拖，直到最后不了了之。马步芳在任4年中，没履行过一回去台湾“述职”的义务。
马步芳压迫当地侨胞的手段相当毒辣。沙特的华侨多以缝衣制帽为生，马步芳把所有的缝纫机都买下，迫使侨胞用高价向其转购。各国的华侨来麦加朝圣，也遭其盘剥，否则就诬以“通匪”等“罪名”，让沙特方面不予签证。而原先就在沙的侨民，护照大多被其扣押在手，更使其颐指自如。
马步芳刚到沙特时，也常带着一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匐见了大起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把天房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被人传为笑料。
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制造了一起大丑闻。起因是五姨太马月兰的反戈。马月兰是马步芳的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步芳去开罗时，她和家人随行。马步芳看上了侄女的美貌，要纳她为妾，还威胁马步隆夫妇说：“你们不把她给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就这样，马月兰成了伯父马步芳的玩物。
马步芳来沙特当“大使”后，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遭到马步芳的殴打，而其父母和弟妹，则远远避开。不料后来，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要她写信召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无法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同受蹂躏的耻辱，断然拒绝，于是马步芳更竭力折磨她。
刚巧，这时台湾当局又给自己驻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赞”宋选铨。宋的妻子是外国人，思想开明，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于是帮助她逃出虎口，藏身于自己的住宅。接着，马月兰不断向台湾“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等处发出控告信，要求他们责成马步芳速将她被扣押的护照发还，好让自己去台湾控诉这位伯父兼丈夫的“大使”的罪行。
马步芳知道后，下令在“大使馆”内挖了个坑，准备活埋宋选铨，又亲自带领数人去砸宋的家门。宋选铨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向外大声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当场将马步芳一行人拿下。但是马步芳是“外交使节”，享有豁免权，而其余的人则被送往警局关押。
这时，台湾当局“外交部”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闻讯赶到，力劝马步芳以“党国声誉”为重。马步芳马上向其下跪磕头，请他不要把“党国”和“家事”混淆。接着，马步芳爬起来，与站在阳台上的马月兰对骂。
马月兰会讲阿拉伯语，忽而用中国话回骂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语向围观的沙特行人作公开揭露。当时约有近800人围在现场，造成了交通堵塞。最后，由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出面调停，把马月兰护送出境。接着，从黎巴嫩直至港英当局，马月兰一路控诉，一路为之大开绿灯，竟使马步芳原以为她到了贝鲁特便无法动弹的盘算落空。
不久，马月兰逃到台湾，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继而，沙特华侨的联名控告信似雪片飞来。台湾报纸上尽是“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监察委员”们亦纷纷以“败坏邦交，贻误国是”、“乱伦逼婚，迫害侨胞”等罪名，提出劾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责任。
马步芳自然不会送上门来受审，台湾当局更是想尽可能遮盖丑闻，最后，由马步芳“自请辞职”了事。马步芳在沙特弄得声名狼藉，中东各国也不欢迎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丑类。从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馆里消磨时光。
据传闻，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弥留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在袖中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马步芳在无限的乡愁中辞世，尸骨留在了数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暴死在沙特，终年73岁。

“宁夏王”马鸿逵负隅顽抗，无奈去台，最后在美国当了寓公
马鸿逵，字少云，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892年出生。1910年毕业于兰州陆军学校后，长期在其父亲马福祥统率的宁夏地方军事集团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委员长西北行营副主任等职。1936年授陆军上将军衔。
1949年5月，马鸿逵应代总统李宗仁电召，带着四姨太刘慕侠和少数随员，由银川直飞南京。对于西北军政长官，争得最厉害的就是马鸿逵和马步芳两人。李宗仁也很头疼，马鸿逵当长官，马步芳不服；马步芳当长官，马鸿逵也不服，不如由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出任。谁知这番意见刚说出口，马鸿逵连连摇头，理由是马鸿宾年老昏聩且“剿共”意志不坚，等等。李宗仁看无法谈下去，只得先请他回行馆休息。
很快，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趁着解放军还没有进城，马鸿逵急忙搭乘最后一班京沪火车，然后转道上海飞向兰州。
在兰州逗留的时日里，马鸿逵大肆活动，又电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但均遭拒绝。接着，其派驻广州的亲信向之密报了白崇禧已决定支持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的消息，又惟恐二马各不相让，授意由马鸿逵出面保荐马步芳当长官，过一阵后，再由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这样安排，虽然距离马鸿逵原先期望太远，但好歹甘肃地盘也是他垂涎已久的。
马鸿逵于是顺水推舟，再约马步芳在宁青交界处的享堂进行会晤，谈妥互相荐保，以示团结，并一起出兵合攻陕西。马鸿逵主动表示愿意给马步芳当个参谋，从旁协助。马步芳也假惺惺地谦让说：“老爸爸(西北回族对长辈的称呼)，你领导我们，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办。”为了表示亲上加亲，马鸿逵还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了马步芳胞弟马步青的儿子。回兰州后，马鸿逵还自我安慰地对部属说：“长官是虚衔，主席是实缺，有地盘，有实权，将来可以多征兵。”
二马入陕，部队不堪解放军迎头痛击，顷刻溃败。而马鸿逵眼巴巴等待兑现的“甘肃省主席”支票，也因马步芳蓄意由自己兼任而泡了汤。马步芳还想把甘肃省主席留给自己的儿子马继援，青海省主席由亲信马骥接替，以实现甘、青一体化。
在兰州坐等了两个多月的马鸿逵忍无可忍，痛骂马步芳背信弃义。宁、青二马的矛盾白热化了。接着，马鸿逵坐飞机去广州，找行政院长阎锡山大发牢骚。阎锡山只会打哈哈，李宗仁又提出了让嫡系将领刘任来当甘肃省主席。
马鸿逵彻底失望，索性又飞台湾，去草山向蒋介石哭诉。蒋介石倒是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当面答应不久便明令发表他的“主席”任命。岂料粤、台之行，也使马鸿逵看透了前景，从蒋介石居住的草山回到台北市后，他向部属说：“老蒋这个时候才叫我到甘肃去，他早作啥子呢？”马鸿逵于是当面向蒋介石拍胸脯，背里却嘱亲信在台湾、香港两地购置房屋，并托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将他历年来搜刮宁夏人民的血汗所得，变成黄金，源源运往香港。
8月1日，马鸿逵的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终于由广州国民政府发表了。为消除二马隔阂，阎锡山又电召马步芳来广州与马鸿逵见面。二马同住爱群酒店，说起西北吃紧的形势，几度抱头痛哭，还拿出《古兰经》来，向主发誓，一定要同舟共济，同返兰州，做最后挣扎。
不料就在离开广州的前一天午夜，已将《古兰经》放在行李中藏妥的马鸿逵突然变卦，将亲信们从床上叫起来说：“我们明天飞宁夏，不去兰州。我想，与马步芳同去兰州，他必定会把我扣起来，强迫宁夏出兵。必要时他有杀害我的可能。我们如果去兰州，不送命于共产党，便送命于马步芳。你们快收拾，天亮我们就走。”这是他考虑半夜的结果，亦是对马步芳为人的透彻观察，亲信们都连连应和：“还是老主席想得周到。”
天刚放亮，马鸿逵一行不顾马步芳随员的再三劝阻，直接飞宁夏，与马步芳公开决裂了。未几，解放军合围兰州，马步芳于无奈中，忙向马鸿逵求援。马鸿逵摆过架子后，再派宁夏兵团从银川出发，作出支援兰州的姿态，而实际上却是驻扎在宁夏海原县境的兴仁堡坐观成败。
果然，马步芳历年积攒起来的军事血本，经不起解放军痛打。8月26日，兰州回到人民手里。消息传到宁夏，马鸿逵又惊又喜，幸灾乐祸道：“我不相信把你(指马步芳)放不倒！”马鸿逵估计宁夏迟早必失，便在4月开始大量转移财产，在台北、香港和美国购买房产，作流亡的安排。据说马鸿逵转移出来的黄金有7吨半，还有大量珍贵珠宝，由陈纳德帮助，存入美国银行。
甘肃解放了，宁夏成为下一个目标。解放军希望马鸿逵不要步马步芳后尘，诚心诚意给他提供了多次弃暗投明的机会。傅作义从包头给他打电话，劝他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不避艰险来银川，当面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李志民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兰州解放后，兰州军管会领导韩练成特别派人送来亲笔信，要他认清大势。
然而马鸿逵始终不相信共产党会宽大处理他这个战犯，仍执迷不悟，发出“打光、烧光、放水”的叫嚣，裹胁部下作困兽之斗。9月1日，他应蒋介石电邀去重庆，临行前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的马敦静。19日，在马敦静一再拒绝和平解放宁夏的敦促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发起总攻。前后3天时间，马鸿逵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被歼，银川市在风雨交加中迎来了黎明。
马鸿逵让部下替他拼命，却舍不得让儿子陪葬，解放军向银川发起总攻时，马敦静便乘飞机逃到了重庆。父子密室交谈，相对而泣。当晚，他们用电台和宁夏联系。报话机中传来一位少将处长的声音：“阿匐(指将领)们都来着哩！满拉(指士兵)们都散了。”
马鸿逵焦急地说：“你叫他们来说话。”但是，没有一个接话。据当时随侍在侧的马鸿逵侄孙马振宇后来回忆：“这时马鸿逵背转身来仰面惨笑，在场的人均感到毛骨悚然。”
宁夏解放时还发生了一段插曲。9月中旬，在宁夏军政当局决定和平起义之前，马鸿逵向蒋介石的专机组要了一架运输机，飞抵银川机场来接高级军官的家属，被参加和平解放宁夏的十一军军长马光宗扣留，移交给接管银川市的解放军。驻守机场的解放军某连队指战员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真飞机，他们怕它飞跑了，就用绳子把机翼像包装托运大件一样捆扎起来，另用一根绳子一头套着机身，一头挂在大树上。他们以为飞机翅膀绑着、机身挂在大树上，它再有本领也飞不动了。
驾驶这架飞机的正驾驶员叫毛昭宇，他是国民党空军司令毛邦初的侄子，又是蒋介石前妻毛氏的亲戚，所以国民党方面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十分关心。但不几天重庆方面就得到消息，说飞机已安全逃到了汉中机场。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毛昭宇对守卫机场的解放军说：“飞机要定时发动，长时间停着要坏的，你们可以派人同我一起上飞机看守着，我把它发动一阵就下来。”连长认为他是好意，就同意了，并派两名战士押着他上飞机。毛昭宇说：“我一人不行，机组都要上来，各有各的干。”两名连队干部也一同上去。毛昭宇把飞机发动后，立即加大油门，沿着跑道呼啦一下冲上天空，绳子哪能对付这一股力量。飞机爬高到数千米后，毛昭宇接连飞出几个特技动作，机上两名连队干部没有经受过飞行训练，在舱内不知所措，已无力制止敌人了。
宁夏解放后，马鸿逵躲在重庆歌乐山下的连家花园里，好多天称病不出。有一天中午，连家花园乃至小镇的里外都突然戒备森严，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蓝衣社特务们，如临大敌。不多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乘车先到，即率警卫人员进花园里和住宅内布哨。接着又是一串高级小轿车鱼贯而至，下车的是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最后是一辆黑色林肯牌防弹加长轿车飞驰直接驶进花园大门，走下车的蒋经国和钱大钧二人。这时俞济时请马鸿逵把自己的警卫人员撤走。又过了一会儿，五辆一式黑色林肯牌防弹长腰豪华座车缓缓开进连家花园，第一、二、三、五辆车为随从和特工人员，从第四辆车上先走出花白头发的阎锡山，接着出来的是蒋介石。蒋、阎二人没有走向客厅，而直接步入马鸿逵的卧室，原来是蒋介石和阎锡山来“探病”了。
蒋介石进入马的住房后，肥胖不堪的马鸿逵忙爬起身，就势溜下床来，跪地抱住蒋介石的腿，连哭带泣地说：“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蒋介石俯身拉搀，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阎锡山则仍旧打哈哈：“没啥，没啥，从头再来。”
最后，蒋介石当面关照马鸿逵去台湾，且指定要乘中国航空公司或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不许去找陈纳德。马鸿逵事后慨叹道：“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去台湾之前，马鸿逵曾派部下去广州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骗领宁夏军费，财政部则以宁夏局势不明拒付。马鸿逵又得知宁夏省财政厅科长雷云清从重庆领到一笔行政经费，约现洋5万元，折合黄金约1700两。马鸿逵即以省主席名义将其扣留私吞。另外离开宁夏时带出的黄金400两和9000元银圆券办公费，也被他中饱私囊。
10月13日，马鸿逵一家在无人送行的凄凉氛围中，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临行前，所有警卫人员的枪械都被机场人员奉令收去。
这次飞行充满了艰险，令马鸿逵一生难以忘记。马鸿逵以1.7万银圆券从中国航空公司包租一架“空中行宫”式60座客机。当飞到湖北上空时，地面已经解放了，由于解放军用高炮对空射击，飞机只得爬高飞行，飞机颠簸，机身颤动，马鸿逵他们以为飞机被炮火击中，顿时紧张万分，纷纷向主念“讨白”。
下午2时，飞机降落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加油后即欲起飞，机场上待飞的军用飞机有百余架，指挥塔下令军用机先起飞，民用机后起飞。“空中行宫”被迫原地等候，大约在飞机上坐等了1小时左右，大家感到当时是分秒如年。驾驶员比较机灵，抓住了一次军用机起落的空隙，立即把飞机滑向跑道，虽然指挥塔大呼“不准起飞”，但驾驶员佯装听不到，拉起机头飞跑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台湾海峡气候十分恶劣，无法穿过，只好与地面联系就近降落等待。而此时，沿海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机场只有汕头了，飞机便向汕头机场飞去。
刚刚有了转危为安之感的一行亡命人，不久又紧张起来。他们发现，有两架野马式战斗机在盯着他们乘坐的“空中行宫”。这两架战斗机跟在他们的民用机后飞行，一会儿超过了，一会儿又折回头仍然跟在后方。马鸿逵一行惊慌不已，还以为要击落他们呢，正在坐以待毙、等候末日到来时，机组人员通过通讯联系，向他们作了解释。原来这两架军用机罗盘失灵，就以民机为导航，跟着他们飞往台北，也因气候关系，又同他们一起暂到汕头等待。大家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平安降落在汕头机场上。
这时天色已是近黄昏了，一行人从距市区15华里的海滨机场乘车到市区附近宾馆住宿。此处没有回民食品，只好出去设法买了面粉回来做揪面片吃。
大约在午夜1时左右，忽然外面人声嘈杂，装甲车和坦克车轰隆而过。此时，一肩扛少将军衔的军官带着一小队宪兵到宾馆查询。当得知住的是西北军政副长官、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后，又看到马鸿逵身着上将戎装，随行者亦大多扛着将校军阶，也就相信了。
少将军官不仅没有对他们进行盘查和骚扰，还关心地告诉他们：汕头国军正在撤退，你们必须在拂晓前离开这里，否则安全无人负责。马鸿逵一行顿时又惊慌起来，决定马上到机场去离开，而此时却找不到飞机的驾驶员。原来这位驾驶员跑到城里寻欢作乐去了，不知在哪家酒吧或妓院里，无法找到。他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女眷们吓得号啕大哭。
他们在煎熬中一直等了4个小时，驾驶员才醉熏熏地回来，但是驾驶员已经深醉不醒，无法驾驶飞机。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走了。马鸿逵站起来，激动地说：“反正死路一条，碰碰运气吧，请副驾驶员上机吧。”副驾驶员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部分，又试发动了一下，一直折腾到8时许，才算起飞了。
14日上午11时，马鸿逵一行飞抵台北机场，台湾省主席陈诚、保安司令彭孟缉等大员在机场迎接。马鸿逵先被接到阳明山下省政府招待所住下，不久即连日拜访在台军政要员，其余的人则忙于搬家。
早在1947年，马鸿逵就在台北古亭区和平西路二段购置了一大片房产。收拾妥当后，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两家住23号，长子马敦厚一家住54号，继母马书城老太太住6号，高级军政部属分住在9号，随从人员们挤住4号，大家尚且相安无事。
不久，蒋介石也从重庆来到台北，在召见马鸿逵时，问到咸阳战役中马部擅自撤退的原因，语气很不满意。事后马鸿逵了解到这是马步芳、马继援父子抢先在老蒋面前告了他一状，很是气愤。
后来，马鸿逵在台北的“洪长兴”清真餐厅恰巧和马继援相遇，便上前狠狠地说：“你们说话要讲良心哪，不要血口喷人！”当时，马继援的表哥、原国民党骑五军军长、时任驻澎湖预备军团副司令的马呈祥见他们一老一小短兵相接，怕双方下不来台，赶紧打圆场说：“你老人家不要生气，改日我带少香(马继援字)登门道歉。”
这个冬天对于马鸿逵来说是难忘的，虽然台北的天气不如宁夏寒冷，但是他却倍感难熬。在1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他失去了“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接着，“监察院”里有一些“委员”联名提出对马步芳、马鸿逵的弹劾，要追究他们贻误军机、丢失西北的责任，一时在台湾政坛上甚嚣尘上。
马鸿逵没想到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当殉葬品，亦会落到这般田地，好不伤心，但聊以自慰的是抢先告自己恶状的马步芳，也被困在这个弹劾案中。不过马步芳比自己有远见，早已溜到了埃及，自己也不妨学他一回，三十六计走为上，免得夜长梦多。
主意既定，马鸿逵先以治病为名，把四姨太刘慕侠打发去香港。而后，她拍来急电，慌称病危，要马鸿逵飞港见最后一面。马鸿逵手拿电报，亲自去找“副总统”陈诚，谈及夫妻情份，老泪纵横。陈诚还算开通，特批假期一月。
马鸿逵携六姨太赵兰香等飞速离台去港，再不回来“销假’。马鸿逵到香港后，住进早先购置的英皇道辉浓台继园1号。次年，五姨太邹德一和马敦静一家人也先后以种种借口飞到香港，一起生活。
居港期间，继弹劾之后，台湾当局行政院又以“放弃职守，擅自撤兵”正式给马鸿逵“撤职查办”的处分。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先以“附匪”，后改“未报到归队”为由，将马鸿逵“褫除党籍”。当然最后也不了了之，马鸿逵补交了5张照片，算是恢复了党籍。至于撤职，马鸿逵早已无职可撤，只是在国民党中央改组时，将马鸿逵的“中央执行委员”改为新设立的纯属荣誉性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而马鸿逵对于台湾当局也不抱什么希望，所以后来蒋介石来电召他回去，他也不予理睬。
鉴于香港有台湾军统特务活动，马鸿逵觉得香港也不安全，决定到美国去。1950年2月，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马鸿逵从台湾驻澳门办事处领到“中华民国护照”。但只达到一半目的，即携带在港眷属赴美，一共是6张出国护照。陈纳德又请在美国国务院的朋友帮忙，将邹德一填表为“秘书”，赵兰香填表为“表妹”，刘慕侠填表为“夫人”等名义，办好了赴美签证，于1950年10月飞赴美国旧金山居住，后迁至洛杉矶，在郊外购置房产定居。
为了办理出国护照和签证，马鸿逵可以说是大出血，不仅花了大量的黄金、美元，马鸿逵还暗地里给陈纳德送了1只翡翠西瓜。这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刘慕侠的干爹、慈禧太后身边的宠爱太监小德张从宫中偷出来的。原来1930年马鸿逵部驻防山东泰安时，小德张游览泰山得到马鸿逵的殷切接待，还请他阅兵。清政府灭亡后，小德张这个“遗太监”在社会上处处受歧视，马鸿逵对他礼遇有加，使他很感动，于是把这件稀世珍宝送给了马鸿逵。
马步芳担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之后，也曾传出要任命马鸿逵担任土耳其“大使”，但终无下文。
抵美后，马鸿逵先住旧金山，后来迁居洛杉矶郊区，办起一家“普马拿”牧场，以养马为业。想到还有“人质”在台湾，马鸿逵不但不敢在任何公开场合对蒋介石有所抱怨，偶尔还要唱几声呼吁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集团的高调。然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须臾未离马鸿逵的内心深处。随着年岁的增大，这种感情愈加笃厚，他甚至在私下里对人掩面而泣，哽咽道：“恐怕此生回不了大陆了！”
马鸿逵后半生漂泊异国他乡，虽然钱财不缺，生活富裕，但由于妻妾争吵、子孙不孝，家庭很不幸福。1956年，五姨太邹德一为了结束在这个是非家庭中的痛苦生活，要求离婚。马鸿逵无奈，只有同意离婚。刘慕侠只知把持家政，对马鸿逵并不关心。惟一对他如往常的，只有六姨太赵兰香，仍像丫环一样地侍奉着马鸿逵。
到了1960年，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又因财产问题对簿公堂，后竟将马鸿逵也告到了美国法院。马鸿逵一辈子从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悲愤交集，倒卧病榻，从此一病不起。
1962年，马鸿逵抱病撰写了《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揭露马步芳父子当年在青海及西北地区种种劣迹。到1970年1月，马鸿逵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他命令孙女马爱玲将他口述的生平经历和感受编辑整理，取名《马少云回忆录》，赠送亲朋好友作为纪念。1984年1月，香港文艺书屋将其正式出版。
1970年1月14日夜，洛杉矶上空飘起了少有的凄凄细雨。此前动过心脏病手术才出院未久的马鸿逵，自感“归真”的时限已在迫近，于是挣扎起床，让家人帮他端坐室中，等候真主的召唤，并谆谆叮嘱刘慕侠，一定要把他的遗骸送回祖国。临终前，马鸿逵反复吐着含糊不清的话语：“我死也要回去……”是夜，马鸿逵病逝，终年78岁。
马鸿逵留居美国期间，蒋介石曾数电召他回台湾，但马鸿逵不为所动。而美国移民局劝他加入美国国籍时，他对身边家属们说：“你们入不入美国国籍由你们，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死了要埋在祖国土地上。”
遵照他的临终遗言，在其去世后，六姨太赵兰香只身护送马鸿逵的遗体去台湾。1月14日，运送马鸿逵遗体的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马鸿逵在台湾的长子马敦厚和孙子马家骅以及甘肃同乡等人，在机场迎候，将尸体送至台北新生南路清真寺内停放两日后，埋葬于台北县三张犁回教墓地。台湾当局因马鸿逵生前为国大代表，拨付新台币30万元作为安葬费，并组成了以谷正纲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

儒将马鸿宾，关键时刻选择了光明，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
马鸿宾，字子宽，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884年生。他11岁起即过行伍生活，后升迁至清军管带。辛亥革命后历任宁夏镇总兵、甘肃新军司令、宁夏镇守使，后率所部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在马家军阀生死存亡的关头，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认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选择了与其堂弟马鸿逵完全不同的道路，率由其儿子马惇靖、马惇信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和平起义，回归到人民的怀抱，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
但是，马鸿宾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也绝不是偶然的、轻松的，而是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所以这一步的跨出，是必然的归宿，同时也是相当迟疑与沉重的。
西北群马的实力，数马鸿逵和马步芳最强，但是论资历声望，马鸿宾身历清朝、北洋和国民党统治三世，是西北马家世系中的元老。论“群马”的宗亲辈份，他是马鸿逵的兄长，是马步芳的“老爸爸”(叔父)。
马鸿宾的父亲马福禄是清朝的武进士，官至简练军统领，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斗中英勇献身，为马家后来的荣华富贵奠定了基础。其弟马福祥是以继承兄长的基业才发展到左右西北、逐鹿中原的一支回族军阀集团的，所以他把对家兄的缅怀崇敬之情都倾注在马鸿宾身上，一直将这个侄子带在身边。马鸿宾自幼过着军旅生活，各方面都经受到严格的锻炼，文武兼备，一路青云直上。
相比之下，马鸿逵就处处不如他，早期在职位和荣誉上都在其下，所以青少年时期两兄弟就一直不和睦，马鸿逵嫉恨马鸿宾，甚至为此而离家出走。马鸿宾虽有叔父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弟弟如此排斥的行动，使他内心很痛苦，总有寄人篱下、仰承鼻息，靠人施舍为生之感。长期以来，马鸿宾形成了性格内向、孤僻凝重，不苟言笑和讲求实际、奋争自立的精神特质。
另外，马鸿宾受叔父马福祥的影响很大，也常以儒将自诩，故能突破狭隘的民族和宗教观念，既潜心于伊斯兰先哲著述的研究，又对孔孟之经典广泛吸取。马鸿宾所到之处以“保境安民”为原则，反对暴政，主张“以德服人”和“谦受益”。他虽然出身名门，少年为官，步步迁升，但个人生活一直比较俭朴。他在银川的家称“五亩宅”，在中宁的住宅叫“旅国”，都只不过是几间土木结构的平房和几间土窑洞。他招待贵客的饭菜也十分简单，往往是手抓羊肉和面片，在中宁驻防时，日常饮食常由妻女自做。所以马鸿逵提到他的老兄时，往往总以“我们家的圣人”相讥讽。社会上更有些人称他为“道学先生”、“谦谦君子”和“马善人”。马鸿逵对他的评价是：“国学基础甚厚，中国古书读得不少，为人处事老成统达，稳健持重，讲求圆通。”“做人稳稳重重，讲求中庸之道，明哲保身”是马鸿宾的处世哲学。
马鸿宾听说彭德怀司令员曾肯定过他。彭德怀说：“当年红军长征到宁夏同心县时，当地群众说马鸿宾是个好人。”所以马鸿宾在对共产党的肤浅了解中，自认为自己的哲学同共产主义哲学是不矛盾的，因此他相信共产党不一定会害他。至少到海外去过流亡生涯，是不符合他一贯的哲学思想的，他认为祖坟在家乡，人都要落叶归根，自己年事已高，怎能背井离乡呢。而且部属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几十年，也不能只顾个人一走了之。当然，由于马鸿宾平时为官比较清廉，没有多少家产和积蓄，家庭人口多，如果真的到了国外，生活也无法维系。马鸿宾是不具备像马鸿逵、马步芳那样携带金条到国外去继续过着阔绰生活的条件的。据说，马鸿逵曾当面劝他夫妇一同逃走。马鸿宾对马鸿逵说：“去香港、去外国，什么都需要黄金，我哪有如此多的黄金？”
马鸿逵答：“你和新姐(按：指继室夫人李蓄贞)的费用我包了，子女们丢下。”马鸿宾大笑说：“子女们丢下，我就永远不‘无常’？(按：死的意思)命就这么贵吗？”
马鸿宾心想，靠任何人也不能靠你马三元(马鸿逵小名)。自己从小就不为马鸿逵所接纳，兄弟分掌兵权后，又屡受其排挤。他不愿意糊里糊涂跟着马鸿逵跑到国外，再去接受他的施舍而重新回到寄人篱下、苟且偷安的境地。
在内战过程中，马鸿宾也曾犹疑过，想爬下蒋介石的战车，另谋出路。马鸿宾感到自己势单力薄，不受重视，想兄弟俩共同行动，一起投向光明。1949年初，蒋介石将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惇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1949年6月，宁夏兵团正在陇东打仗。一次马鸿逵到前线看望部队路过中宁县时，马鸿宾劝告他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马鸿逵想下最后赌注的想法和顾虑并存，他有6万多条枪，马鸿宾才1万多条枪，一同驻防在宁夏。但如果马鸿宾单独和解放军讲和，自己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马鸿逵把自己捆在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终于在9月1日飞往重庆，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了马敦静。
飞经中宁上空时，马鸿逵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以示向兄长告别。马鸿宾在地面用望远镜看着说：“少云不听话，竟然走了。”说罢，不禁潸然泪下。
8月26日兰州解放后，解放军又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同时接连派出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宁马旧部分赴银川，向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他们的子弟传达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9月14日，解放军解放了马鸿宾的根据地中宁县后，马鸿宾深感自己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他曾向马鸿逵作过一起向解放军投诚的试探，但是马鸿逵拒绝了。
在逃往重庆之前，马鸿逵再三关照儿子马敦静别受伯父的影响，要抵抗到底。马鸿逵为了防止马鸿宾趁他不在宁夏时吞并他的军队，又特地电告所属三军将领：“宁夏军事，只有静儿和各军官负责，他人不得过问。”此后，马敦静一面作负隅顽抗的部署，一面下令驱逐劝其归顺人民的代表。
这时马鸿宾对代表们采取了保护措施，表现出岔路口向左转的迹象。至此，解放军把争取的重点集中到马鸿宾父子身上。可是马鸿宾仍有犹疑，特别是感受到马敦静兵团的压力，遂决定先飞包头，和傅作义、邓宝珊作商量。
当时，傅、邓正策划绥远起义，因马鸿宾的到来，在包头皮革厂同他谈到深夜。在老朋友面前，马鸿宾说了心里话，既担心共产党有几笔旧账同他清算，又担心八十一军单独起义的话，对自己和部属的安全抱有顾虑。
邓宝珊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力劝马鸿宾别受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还鼓励他：“对宁夏的各级将领来说，你也是老长官，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要好好控制队伍，及早起义。”
9月18日，马鸿宾搭乘徐永昌的飞机回到了宁夏。
翌日，宁夏二马何去何从的谜底揭晓：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宣布执行父命，顽抗到底；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不顾徐永昌的阻挠，和解放军签订《和平解放协定》，在中卫县城宣告起义。
9月19日晚，解放军六十四军代表和国民党八十一军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和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分别在协定上签字。解放军当场宣布保证马鸿宾全家生命财产安全，马家在中宁的财产，凡被动用的，一律归还。
同一天，在共产党号召和傅作义、邓宝珊的亲自安排下，绥远起义也实现了。颇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马敦静又搭乘把马鸿宾载来银川的徐永昌的专机，逃去重庆。
9月22日，银川市在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下，处于混乱中。守城部队有溃散逃跑的，有缴械投降的，也有顽抗死战的，乱兵抢劫已在市面上公开进行。在此情况下，马鸿宾不顾个人危险，出面召集军政要员会议，要求“娃娃们”赶快放下武器。同时，马鸿宾又致电彭德怀总司令：“请即令杨得志司令员派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
会议后不久，宁马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宁马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等纷纷投降。审时度势的马鸿宾，开始走上为人民、为家乡作贡献的正确道路。
两天后，银川市军管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等3人任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马鸿宾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副主席。
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以后，十九兵团先后从各部队抽调400余名干部到该部对其实施和平改编工作，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马惇信任副军长，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任政治委员，原第八十一军参谋长杨遇春为独二军参谋长。独立第二军下辖2个师、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实编9414人。
12月18日，在独二军驻地中卫县城，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礼，马惇靖代表全军接受军旗，并率领全军指战员宣读誓词，表示独二军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立新功。过去为马氏一家卖命的子弟兵，如今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军队的一部分，而且所有起义人员均受优待，躬逢盛典的马鸿宾倍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1951年，独二军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1952年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开始在宁夏平罗县西大滩从事军垦建设，后转为地方国营农场建设，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马鸿宾陆续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51年7月3日，马鸿宾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款人民币1亿元(合新币1万元)。
年逾花甲的马鸿宾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为祖国西北建设作贡献，获得了人民的信任。从1954年起，他在甘肃省历届人代会上以无计名投票方式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副省长，接连当选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民族委员会委员。马鸿宾还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10月21日下午，马鸿宾因患胃癌，经多方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甘肃省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为其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