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贼”船

入夜,列车在绵阳站停下,从新上车的一群旅客中,我发现正在寻找座位的陈一林,这位著名江洋大盗的身边还带着一个小青年,我坐的这排三个人的座椅上还剩着一个空座,便招呼他进来坐下。他指着身后的小青年向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弟娃。”我心里揣想,八成是他带的徒弟。待他俩安放好行李，我正为座位不够而发愁的时候,弟弟却自愿睡在座椅下面的地板上,解决了这个难题,坐在我身边的陈一林咬着我的耳朵悄声说：“他没有买票。”我立刻为他担心起来,他却谈笑风生,满不在乎。

旅客们将要打瞌睡的十点多钟,几位列车员走进车厢开始验票。我十分紧张,江洋大盗却若无其事,到我们这一排座位,三个人一一验完,查票人忽然发现座椅下还有人,便伸脚去拨弟娃的脚,叫他把票拿出来验,我心想坏了,肯定遭罚款。想不到弟娃竟从椅子下面递出一张票来,列车员看罢便递还给他。待列车员走开,我才问江洋大盗咋回事,他笑了一笑说,这太简单了,他们验完我的票,我顺手递到座椅下檐,他伸手取去不就是他的票了。我暗自佩服这些江湖人士的“多才多艺”。

车到西安,我们一同到西八路五洲旅馆住下,第二天清早,三个人一起到一个食店吃汤圆、米糕之类的早点,我占好桌位,他们兄弟二人忙着买牌子端点心,(当年的竹木牌子相似于现今某些餐厅的票)端吃食的顾客从收牌子的人面前经过时,将牌子交给她才能将吃食端走,收牌子的顺手将收下的牌子扔进她身边的一个大筲箕内,他俩弟兄进进出出一有机会就从筲箕里抓上一把,我们的牌子越吃越多。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款待我的肠胃了,吃饱以后我们揣着明天早餐的牌子,红光满面地走出了饭馆。

在火车上,江洋大盗曾经告诉我,他们这次到西安准备买些毛毯到四川去卖,我感到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下午江洋大盗约我去逛街,看见路边有十多个人排成队列买东西,江洋大盗悄声对我说：“在社会上跑,自己还是要操点手艺,靠朋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他向排队买东西的人群瞅着说：“我去找点钱用,你跟我当个下手。”这意思就是去配合他一下,也就是挡一下周围的视线,我觉得这事很简单,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和他一起进入排队的行列,当队列行进到卖东西的窗口时,江洋大盗便挤到窗门边,假装看窗内工作人员取东西的情况。其实他已锁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他右侧一位四十多岁的陕西佬,他别在腰前那个胀鼓鼓的小皮包。江洋大盗向我递了个眼色,我立即侧身过去对这位老陕形成包围圈,只见江洋大盗用两根手指翻开那个皮包,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却周身哆嗦不已,简直是进入了魂不附体的境界,好象是我在偷东西一样。突然这老陕一把抓住江洋大盗的手大吼：“你偷我的钱!”江洋大盗死不认帐,并以眼神示意我去打圆场,我毕竟做贼心虚,未敢再一次配合。此时队列秩序大乱,许多好奇心围着两个争吵着的当事人,那愤怒的老陕便拉着江洋大盗去到了派出所,我也混入好奇心的行列尾随而去,并牢牢记下了这个派出所的名字。

假如我不是一个负案在逃的劳教份子,我是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去作个伪证,为江洋大盗开脱一两句,但我怕惹出更多麻烦,便回到旅馆。“陈氏老弟”在睡觉,我把他唤醒,向他陈述了他哥哥的情况,他说没有关系,“我们有熟人”,便独自去了。

不一会,陈氏兄弟返回旅店,从他们冷冰冰的脸上我看出对我的不满,一方面江洋大盗出手不利当场被抓有失面子；另一方面我拙劣的配合只能说明我是个无能之辈,甚至没什么培养前途。我对他也只有一份“他乡遇故知”的情缘而己,也没有和他们共谋发展的愿望,更何况早有“朋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预警。我便主动对他二位说：“明天我就要走了。”这句话也正符合了他们俩的心意。

晚上,他们去吃饭去了,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思前想后,往后我将如何生存,我在新疆的妻子已改名换姓在那里落户,我如果到那儿去弄不好还会给她添麻烦。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已将我这个朝气勃勃的家庭彻底捣毁,我的路,在哪里?

再上“贼”船

在游民收容所期间,我曾经短暂地接触过一个自称是四川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他在外地流浪了两年多,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此人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在游民中颇得人缘。他告诉我,扒手偷东西其实很容易,但难免失手,按六十年代的惯例常常是凡逮着扒手,便由有关当局没收他身上的钱物,有的甚至扒光他的衣服,然后将他放掉或者送到游民收容所“泡”上一些时日,除非是累计次数太多或者搜出的钱物数额巨大,一般不会让他们到看守所去打挤。但如果这个扒手有一个可靠的后台,每次扒得的钱都交由后台保管,万一扒手失手被抓,他身上几乎一文不名,充其量抽他两耳光一脚踢出派出所了事,放出来的扒手按预先约好的地点找到后台,二人同到高级餐厅用以往的积累饱餐一顿,该扒手很快恢复了“业务能力”,这便是江湖人士所称“掌红吃黑”之一种。在他这里我受到启发不小,认为这个后台的角色我到比较适合,只是苦于找不到这样一位扒手。

傍晚下着蒙蒙细雨,我独自一人在街上吃了点东西正在返回旅店途中,在昏暗的路灯光下,我看见从屋檐下伸出一条由手腕托着的裤子,意在变卖。这人的身段轮廓似曾相识,我便多看了一眼,果然此人正是与我在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打过交道的周恒中。

我和他在游民改造农场结识,据他本人介绍是上海崇明县人,从新疆某建设兵团跑出来,这些姓名藉贯鬼知道是真是假,就好像鬼知道黎维民是真是假一样。他的年龄估计二十三岁左右,他说他读过高中,在社会上按他的话说：“红黑两头吃。”(江湖黑话,意为白天扒窃,夜间入室偷盗。)我和他睡铺相邻,有点小交情,甚至游民副连长给我的米粑粑还给他吃过一块,只不过后来他偷了我的英雄金笔，我臭骂了他一顿而断绝了交往。这次在他极为狼狈的情况下,又一次“他乡遇故知”,他为那支笔的事向我表示了歉意,我则想着“掌红吃黑”的美好前景,便去买了些东西给他吃,然后带他到我住的旅店住下。

我早己买好了到北京的火车票,周恒中说,他从来都是在车上补票。六十年代火车上办的补票和现今的补票大不相同,它更像一张巴掌大小的表格,列车员用复写纸填写,周恒中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用圆珠笔将人数这个栏目加以涂改,一人可以改为四人七人甚至九人,三人也可以改成五人。那年头凭火车票可以领到餐车上供应的吃食,一般是杂粮饼子之类的方便食品,每个乘客一份,周恒中就凭他这张魔术车票上填写的乘客人数,领到味道虽然不好但数量颇为壮观的“进口货”。除了人数以外,所到车站站名也会胡乱涂改,若在某站下车后去售票处签字,那工作人员看着那陌生的站名一筹莫展,想去翻那本厚厚的资料本,窗口的“轮子”己排了那么长,只好按周恒中所报的车次照签不误,他对我说：“全国那么多小站谁也搞不清楚。”此话一点也不假,因为手执这张车票的旅客周恒中,他也不知道这个无名小站隐藏在那条铁路支线上。

周恒中叫我在潼关站下车,因为上、下车和集市上都是比较容易行窃的。

下车以后我才知道,潼关有新潼关和老潼关之分,这个新潼关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座城市,稀稀落落的几座平房,即使不遇到这场所谓的“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自然灾害”,这里也不会很繁荣昌盛,离开了拥挤的人群,繁忙的商市,周恒中就束手无策了。

我俩到百货公司去碰碰运气,这百货公司只不过是比其他平房稍稍宽敞一些而己,两个没精打采的女售货员在打毛线,我们两个心怀鬼胎的“顾客”在伺机而动。突然周恒中脸上露出了惊喜,他发现放袜子的柜台下面的玻璃是破的,破了的玻璃立在原处挡住这二十多公分的缺口,周恒中悄悄对我说：“把售货员引开。”我就在离袜子柜台约三米远的地方,叫来售货员拿牙刷给我看,东挑西选,最后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一把。回头一看,周恒中早己不见了,我走出百货公司,看见了他的背影跟了上去,知道他偷了四双袜子,我们走到附近农村把袜子廉价卖给了农民,用这笔赃款买了两大碗盖浇饭,看来这种当年风行一时的“快餐”全国都很流行,只不过陕西用红苕而成都用胡萝卜盖而浇之罢了。

也是两个地质队员

这时的我,除了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以外可以说分文俱无,周恒中说：“到郑州绝对会有搞头的。”我喜欢这句鼓舞人心的话。

车到郑州时,已是凌晨两点左右,我在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找了一个墙角坐下打盹,周恒中则四处走动寻找“搞头”,我们约好火车站便是接头地点,中午时刻他在我眼前出现,一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便知道没有“搞头”,看来我们只有用耐心来等待了。

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门旁,突然有一男一女两个年青人向我走来,问明我去的地点是北京,男青年便对我说：“我们有急事要到xx(回忆不起地名)去,可是已买不到票,我们想买站台票假装送你上车,到车上再补票。”我听他一口四川话,颇感亲切,而周恒中仍然毫无“搞头”不如走了算了,反正凭周恒中那张神奇的软票在火车上也能弄到吃食,便同意了这个青年的要求。“四川话”随后告诉我,他俩都是搞地质探矿的,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去xx探查那里的石英矿---制造玻璃的原料,国家将在那里建造一座大型玻璃厂。

在公众场合我和周恒中尽量避免接触,不让别人知道我俩是同伙,站在不远处的周恒中早已发现我与这两位青年在友好的交谈,此时距离开车时间还有两小时,我找了个机会告诉周恒中他们的要求,周恒中说：“行,把他的大提包拿下来。”

检票上车时,我肩上挂着男青年的大提包,两个真正的地质队员拿着随身小件,这趟车十分拥挤,但我始终不能让周恒中离开我的视线,我和周恒中挤上车后,这男女青年也艰难地挤了上来,车厢里人头攒动呼兄唤弟乱作一团,这时月台上有人高呼：“抓住那两个拿站台票的,抓住那两个拿站台票的!”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我们仍然往车厢中间挤,只是他们两个终于被揪下了火车,我听见后面传来急促的四川口音：“黎同志,黎同志!”示意我把提包还给他,而前面的周恒中则反复打手势叫我向他靠拢,此时我的心突突地跳,既想占有这沉甸甸的大提包,又觉得这可怜的年青人的呼声十分凄惶焦急：“我何苦这样伤害他”,便毅然去到车门,将提包递给了站在月台上不知所措的小伙子。糟糕的是,我这个举动被车站的巡警发觉,便将我们三个“涉案人员”一起带进了车站派出所。

男女二青年交代了他们买站台票混上车是因为工作任务紧迫,出示的工作证介绍信一看便知绝非我曾经冒充过的膺品地质队员。问题是他们的介绍信后面还附有两张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这在当年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虽然他俩作了有关临时备用等等理由的解释,但警察不听这一套(阶级敌人的花招太多了),勒令他俩打开包包进行检查。这时我才发现,我提的那个包里有一个当年号称世界第一名牌的德国采司牌照相机,其他地质锤、放大镜等工具和一些私人盥洗用具。如果小青年丢失了这部照相机,单位要他赔偿的话,按当时的工资标准,估计要扣除他30年的工资,也难怪他着急成那个样子。那女青年的小提包则比较简单,但警察要打开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包时,这女青年用手捂着这个包说：“这是我们女同志专用的东西”。警察怎会听你这些花言巧语,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条当年女士们通用的月经带,那年头的男士也认为接触这类污秽之物为不祥之兆,我看见警察的眉头也皱了几下以消晦气。那时代的少女都比较封闭保守,不像当今世道开放,各式卫生巾的电视广告争奇斗艳铺天盖地,只差让靓女们当众示范。那女青年因受屈辱竟痛哭流涕起来。最后讯问了我的来龙去脉,我诳称是回家探亲的工人,警察开始搜查我衣服荷包里的东西,一贫如洗的我除了几角零钱以外一无所有,他便再一次皱起了眉头说：“你这就像一个出门探亲的工人带的东西吗?”我佯装委屈地说：“三天前我被小偷偷得精光。”

警察对那两位青年说：“你们走吧。”待他们走出,警察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工人阶级,国家的主人,要知道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对刚才这两个人有怀疑,现在你出去跟着他们,看他们干些什么,有情况随时到这儿来汇报。”

我从火车站大门走出时,那两位地质队员正在我前面不远处,男青年无意间一回头看见了我,给了我一个亲切的笑容,我迎上去对他说：“那警察说你俩形迹可疑。”男青年用地道的四川话说：“放他妈的屁。”同时从荷包里掏出钱夹,给了我五元钱和两斤全国粮票,说道：“真对不起,你现在这么狼狈，还连累你没上成车。”我知道这笔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钱和粮,在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份量,体现的是这位四川青年的侠肝义胆。

有一些时日,我也曾因最终没有偷走他的提包而由衷地高兴, 倒不仅仅因为他给了我的钱和粮。我想到的是我退还提包这个理所当然的举动,很可能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他避免了一件重大过失也许能使他平安地度过一生,虽然他永远不知道我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偷走他那贵重的提包,而我也避免了因获得一笔不义之财的狂喜而最终成为江洋大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