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站在历史高度上评价毛泽东？特别是如何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如果看待毛泽东，如何看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前二十八年的革命事业，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评价值得看一看。

　　宋任穷如此说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有几人是真心的呢?

　　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

　　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

　　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

　　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

　　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

　　……

　　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

　　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

　　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

　　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

 　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

 　可笑啊

 　……

 　如今路走得不稳了，

 　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

 　等哪天又站稳了，

 　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宋任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原中央书记处书记，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丁盛如此说：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

 　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

 　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

 　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

 　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

 　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

 　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

 　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

 　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

 　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

 　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

 　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

 　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

 　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丁盛，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

 　陈锡联如此说：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

 　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

 　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

 　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

 　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

 　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

 　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

 　烂仗、蠢仗、糊涂仗!

 　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

 　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

 　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李学智如此说：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

 　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

 　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

 　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

 　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XI藏、XIN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

 　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

 　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

 　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李学智，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原宁夏军区第一政委，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

 　注：1980——1986年间，中共先后释放超过9000名各少数民族原上层统治者与其家族后代人员，陆续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还其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同时，不再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再进行“反压迫、反奴隶制”的宣传活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什么你懂的，因为当时支持他们人很少(要是很多就不会搞那些，开个会大家同意怎么搞就行了，因为大部分人不同意，只好搞那些鸟事)，于是找同盟军，稳定局面，于是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分田到户，然后把粮食收购价提高3-4倍，收买农民的的心，二是知青回城，收城市人的心，三是平反，收被清算着的心，连饿死很多人的省份责任人都平反了，四是把原来被镇压的新和西的老爷们和其后代搞所谓的平反和和解，退原祖产，补偿损失等等。当然后面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除了第三第四类人真正的重新开始掌控中国外，第一类和第二类人的下场大家都知道，10年不涨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吗? 第四类到了边疆地区就出事了，你把人家的土地，财产全分给当时的农奴们了，现在把人家请回来，人家就不恨你了?!于是热比娅出来了，西藏也开始有事了。特别是你把这些人请了回来，那么那些当时分到土地财产的人怎么想，于是两边不讨好。这就是1986年的事情。至于第三类人，就开始挖TG的根，现在网上很多怪论，就是第三类人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舆论后制造的结果，当然，这是题外话。

 　姬鹏飞如此说：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

 　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

 　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

 　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

 　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

 　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

 　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

 　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

 　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姬鹏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长，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

 　吕正操如此说：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

 　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

 　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

 　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

 　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

 　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

 　好嘛，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

 　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

 　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欧阳斗如此说：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

 　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

 　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

 　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

 　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

 　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欧阳斗——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市长助理，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

 　刘西元如此说：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

 　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

 　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

 　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刘西元，原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原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原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

 　李学先如此说：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

 　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贾静如此说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

 　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买入现代国家行列;

 　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dang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贾静，原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原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

 　安春山如此说：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

 　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送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

 　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

 　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安春山，原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原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

 　张厉生如此说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

 　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

 　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

 　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

 　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

 　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

 　这是可惧的啊!

 　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

 　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

 　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张厉生，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原行政院副院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

 　刘宇如此说：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

 　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

 　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

 　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

 　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刘宇，原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1983年《妇女地位的再申论》

 　李斯翰如此说：

 　“大陆搞文化GM，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

 　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

 　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

 　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

 　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

 　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

 　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

 　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

　　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

 　等等。

 　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李斯翰，原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原洪门澳洲分舵干员，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

 　于右任如此说

 　“我们这些人，被人成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

 　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

 　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

 　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

 　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

 　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

 　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

 　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于右任，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原中华民国审计院院长，原中华民国检察院院长，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

 　郑道儒如此说：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

 　　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

 　　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张静江如此说：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

 　　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

 　　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张静江，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原浙江省主席，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

 　　这也是国民党在退守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贺耀祖如此说：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是学习，像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

 　　为什么要学土改?

 　　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

 　　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

 　　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

 　　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

 　　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

 　　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

 　　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原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主席，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张兹闿如此说：

 　　“经济统制方案，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赤色专制下的共产共资。

 　　经济统制是国家资本对流通市场的主动干涉、对金融市场的善意控制、以及对微利行业的特殊校对。

 　　经济统制与自由经济并不抵触，它是自由资本流转的监控器，是私有资本增殖的地基。

 　　只有希望极端垄断资本暴政的人，才会反对经济统制方案，进而反对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

 　　这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峙，而是伪善与真诚的较量。”

 　　——张兹闿，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台湾银行董事长，1974年《对宣传机构的一些建议》

 　　张继如此说：

 　　“这些时日，诸君都看明了，我党已经有了赤化的威胁，这是定了的了。

 　　鄂省的乡间，已经是盲动者掌权，下田人做主了。咱们世代传家的士绅，或被杀了，或逃了，好好的书香之家，要被糟蹋尽了!

 　　湘省同样不堪，田主被分了地，实业家被分了产业，父一辈子一辈积下来的财货，就这么明白着被夺了去，给了那些个贱种了!

 　　江淮一带我没亲见，听过往的友人讲，也是污浊不堪，泥腿当道，士人颜面丧尽，沦为禽兽出没的野人国了!

 　　我们这是入邪途了!我们这些个慷慨节义的革命者，就要被盲动者们踩在地上了!

 　　反满、反军阀，如今反出个禽兽的世界来，我们何其悲哉!”

 　　——张继，原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原国民党宣传部长，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在同志俱乐部的讲话》

 　　王建煊如此说：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

 　　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

 　　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

 　　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

 　　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

 　　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

 　　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

 　　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

 　　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王建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熙逢晋如此说：

 　　“北京和台北都在拆旧建筑、修新建筑，引来华人舆论的议论。

 　　大体而言，支持者寡，抨击者众，多所谓‘毁弃祖先之宇、历史之基’云。

 　　何为祖先之宇?祖先假设梁栋，正为了寓民以避寒，给民以安居;

 　　和为历史之基?华夏历史的基石，正是大规模安民生产、水利兴建。

 　　今日毁弃空具奢侈观瞻、却无实际用途的琼楼玉阁，

 　　修建可供国民安居、生活的制式楼房，

 　　此新时代中华治政者之大政也，正是惠民、利民、便民的善政!

 　　小撮文人、富人的观赏心情重要，抑或劳工大众的安居重要?

 　　这个答案不难猜!”

 　　——西风劲（熙逢晋），原洪门马来西亚分舵“舵把”，原马来西亚华人产业联合会副会长，1957年《南北两京之变迁》

 　　李焕如此说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

 　　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

 　　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

 　　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

 　　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

 　　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

 　　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

 　　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

 　　我们来打个赌吧。”

　——李焕，原国民党组织工作会主任，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长，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