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蘋： http://cn.rfi.fr/中国/20160718-反思文革中的告密与忏悔）

问：在文革五十周年前夕，国内有人主动站出来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这算不算是反思文革的一个成果？

陈小鲁在反思这段经历时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生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时代”。

我愿意相信陈先生这个忏悔的诚意，但我也要指出这个忏悔仍完全是外在的。真正的忏悔不仅止于道歉，而是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作恶。恶是做了，伤害了人，甚至置人于死地，这是罪。道歉是面对外在对象的，而忏悔应是对自己内心的。可惜陈先生尚未走到这一步，因为他竟然宣称自己“仍然崇敬主席”。他在忏悔中一点没有找到那个促使他作恶的动力，那恶之源。我们知道，心灵忏悔的经典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在书中剖析自己：“这个心，假如你问它，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坏？它的答案是‘为恶而作恶’”。陈先生的进步在于他承认自己当年是作了“恶”事，这一点大部分红卫兵不承认，他们为当年的恶而沾沾自喜，什么血色浪漫啊，什么理想主义啊等等。其实，他们完全是“为恶而作恶”。而这个恶是49年红朝得鹿之后，被当局日日夜夜、一点一滴灌到心中的。

答：当然，圣·奥古斯丁坦白他小时候做过的种种恶事，然后他问：“这是孩子天真无邪的恶作剧吗”？他自己断然否定，说：“他现在为了胡桃、小球、飞鸟，对于师长的态度，和他将来为了黄金、土地，奴隶对于君主的态度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你若不追问到恶源，你的恶会一直做下去，只不过对象变了。这一点特别重要。你可以看红卫兵掌权之后的作为。以薄熙来为例，所谓唱红打黑这个套路和他当年当红卫兵造反的路数是一样的，虽然他后来也倒了霉，但他后来受到的迫害并没有使他反省，从而忏悔自己的恶，而是把恶当成自己的行为模式。这就更不可能追责恶源，而是使自己成为新的恶源。中国49年以后的政治，除了八十年代有几年之外，基本上是比恶政治。所以对文革中的大罪恶不可能追责，甚至悄悄地当成了政治行为的样板。在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要饱受其苦了。

问：文革中的许多恶行，例如告密、诬陷、暴力，其实是受到当局鼓励的。

问：在忏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张铁夫先生，他就是告发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

张先生讲，他的家庭原来也是充满温情的，他父亲不过是个县里的小科长，一次开会斗他父亲，有人动手打他。母亲站到旁边，替他父亲挡拳头。斗争会开完后，他母亲挽起丈夫的手，走在公众面前。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他母亲是个有主见，勇敢又正直的人。所以她才会在家中为刘少奇辩护。而这个她曾经保护过的丈夫竟然伙同儿子一起去告发她，这个男人才是罪在不赦。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位母亲不过是为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竟然被处以极刑，枪毙。

问：这种忏悔确实很难，很痛苦。

答：岂止是痛苦，张先生不精神分裂就是个奇迹了。虽然在精神分析学中有弑母情结(Orestes complex) 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它的来源是阿伽门农的儿子要杀母为父报仇，因为他母亲谋杀了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心理概念和复仇联系在一起。但心理学中的这个概念不含丝毫政治性。张先生因告密而造成母亲的死亡，只能看作间接的弑母，直接杀害他母亲的是这种政治制度，这种意识形态。所以文革忏悔的背后必然引出一个问责问题。陈小鲁先生和张铁夫先生的忏悔都没有走到这一步，而走不到这一步，文革中的那些伤天害理的恐怖事件就有可能再次发生。有时可能变换形式，但以仇恨、背叛为核心的性质不会改变。

作者： 赵越胜（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