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别了，司徒雷登》

在中共建政初期，中美两国关系并没有立即进入冷战状态，而是有建交的一线希望，毛泽东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曾反复接触。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国共第二次内战中战事不利，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为此，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拜会美国驻华大使，请求美国大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但被拒绝。 与此对应的是，一直被认为亲中共的苏联，其驻南京的大使馆随国民党政权悄然南迁。 

当时的司徒雷登。以中国燕京大学创始人闻名，于1946年，被马歇尔将军推荐，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在此之前，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170万美元的补给装备。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向国民党军队提供1,000多架飞机、7000多门大炮以及其他军火。后又将其存放在印度、中国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9亿美元的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担任大使之初，司徒雷登曾竭力游说国共双方放弃战争。失败后，他积极执行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随着中共不断取得战争胜利，他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信心，开始思考如何修补美国同中共之间的关系。 在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前，他对中共就有好印象。在中国抗战期间，他从参观延安归来的美国人口中，了解到共产党的廉洁、勤奋，大加赞赏。 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长，他支持燕大教授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及其他报道，使毛泽东的名字传向世界。

司徒还对准备奔赴延安的燕大学生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

 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与毛泽东有了会面的机会。1945年，蒋介石用飞机将司徒雷从北平接到重庆参加胜利晚会。当时正值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在场。毛泽东见到司徒雷登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指延安）工作得很好……”  之后毛泽东又在重庆的寓所设宴招待司徒雷登，感谢他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并历数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表现，备加称赞。 司徒雷登本就赞赏中共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与毛泽东的接触，让他印象良好。 相比之下，在中国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民党以优势装备、兵力，背靠美国的大力支持，最后却被中共打败，这让司徒雷登不得不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政策问题。 而他对中国局势的认识和情感偏向，无疑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1949年3月，司徒雷登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允许他与中共高层接触，得到批准。 1948年，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身份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他在任期间曾积极推动美国与中共政权建交 同时中共也在关注美国对中国国共内战的态度。中共军队攻陷南京后，毛泽东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令周恩来调派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任务之一是迅速与司徒雷登谈判沟通。 1949年5月，黄华以学生的身份同司徒雷登进行了首次会面，随后双方又进行多次接触。同年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正式谈判，核心是美国和中国新政权建交问题。 

 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提出承认中共政权的三项条件：一，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二，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三，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可。 其它两项好解决，关键是第二项意在让中共承认国民党与美国订立的条约，这显然与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原则相违背。

 1949年6月底，毛泽东提出欢迎司徒雷登前往北平。司徒雷登请去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民主党派人士陈铭枢和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而当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报告时，美国“50亿美元援助之事”也就不敢提了。 

美国遂将其在亚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1949年7月，艾奇逊电令司徒雷登回国述职。随后，毛泽东发表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标志“中美建交”接触中止，以后竟发生朝鲜战争。  再度谈判建交，留待20年后的尼克松和基辛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