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中国最早的一份科学刊物，即今天周光召任主编、在上海出版的《科学》。

它于1915年创刊时，创办人任鸿隽即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哲学家冯友兰又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在他们的影响下，外国人戴孝骞（H.H.Dubs， 1929）等开始研究这一问题； 1944年吴藻溪将德籍犹太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 A.Wittfogel）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译成中文之后，又引起了国人的讨论，此年竺可桢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仍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但这时陈立和钱宝琮的文章，观点已经开始变化，认为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自然科学，而是不发达。其后，英国学者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他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是不发达，而是很发达，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许多领域，远比西方领先，问题是：“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连同它对先进技术的一切影响，产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就是现在大家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认为，近代科学从方法上有区别于古代的是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他分析伽利略方法的特点是：

1.从所讨论的现象中，选择出几个可用数量表示的特点来；

2.提出一个包括所观察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在内的假说（模型）；

3.从这个假说推出某些能够实际验证的结果；

4.观察，然后改变条件，再观察——即进行实验（反复实验），尽可能把测量结果用数值表示出来；

5.接受或否定第二步所作的假说；

6.用已接受的假说作新的假说的起点，并让新的假说接受考验。

如果说，只有有意识地按照这样完整的六步进行的工作，才是科学研究的话，不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也没有，就连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也还没有做到这一步。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者乔治·萨顿（G.Sarton）说：“直到14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时共同工作的。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并加以应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领悟它”。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实际上都是指的没有这套实验方法，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成就。我们今天理解，科学应该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成就和科学精神。

科学对社会的作用，是随着时间的前进，逐渐显露出来的。西方到了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Bacon，1561—1626）才预感到科学的发展将导致“一系列的发明，而它们将在一定程度上征服人类所感到的贫困和苦恼”，“知识即力量”就是他的著名格言。“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句话只有到了19世纪恩格斯才能说出来。在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地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秦汉以来，那些稍微稳定和长久的朝代，都为科学的发展多多少少尽过力。就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不烧“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还组织300多人进行天文、气象观测。任何一位统治者，想要长治久安，想要持续发展，都不能不关心科学，秦始皇的迅速灭亡，并不是因为不重视科学，而是其他的问题。

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是一种错觉。弗朗西斯·培根和马克思、恩格斯对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的推崇，只是因为这几样东西适应了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需要，并不是说中国只有四大发明。李约瑟为了证明中国传到西方的不只这四件东西，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用a，b，c，d，排列，一口气写到“（z）瓷器”。他说：“我写到这里用了句点，因为26个字母都已用完了，但还有许多例子，甚至重要的例子可以列举。”李约瑟在这一节里讲的是“技术的西传”，而且只是“少数有关机械和其他技术提前来叙述”，更不包括科学在内。

中国人是不是只讲求实用，而忽略了基础研究，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在数学方面，祖冲之（429年—500年）关于圆周率的计算，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在世界上领先了1000年。他从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依次将边数加倍，求各正多边形的边长和面积，边数越多，正多边形的面积和圆的面积也就越接近，求得圆周率也越准确。他一直算到圆内接正 24756边形。24756=6×212，也就是说，要把同一运算程序反复进行12次，每一运算程序又包含有对9位数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等11个步骤。就是今天，用笔来进行计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当时是用算筹摆来摆去呢，而这项研究并没有什么实用意义！

《墨经》中的光学部分，虽然只有8条，仅300余字，但次序安排合理，逻辑严密，堪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光学著作。前5条，首论影的成因，次述光和影的关系，第三以针孔成像论证光的直线进行，接着又说明光的反射，最后讨论光、物、影三者的关系，这样，光学中的影论部分已基本具备了。后3条分别论述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的成像规律，正是光学中像论部分的基本内容，8条合起来即为几何光学的基础，没有做过实验是写不出来，没有对实验的忠实纪录也是写不出来的。

在化学方面，西汉时的《淮南万毕术》中即发现了金属置换反应，将铁放在硫酸铜即胆矾溶液中，使胆矾中的铜离子被金属铁置换而成为单质铜沉淀下来的产铜方法，到宋代曾广泛应用于生产，是水法冶金技术的起源。东汉末年的《周易参同契》认识到了物质进行化学反应时的配方比例关系。东晋时的《抱朴子·内篇》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不少事实说明，中国的炼丹术比阿拉伯人更早地为原始形态的化学作出了贡献。

谈到生物学，不能不想起达尔文（1809年—1882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其后，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一书中，又引用了大量中国资料，作为他的学说的例证，我们的祖先不仅认识到变异的普遍性和它同环境、条件的关系，而且认识到可以利用变异为材料，通过人工选择来培育新品种。宋代王观在《扬州芍药谱》中说：“今洛阳之牡丹，维扬之芍药，受天地之气以生。而大小深浅，一随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异容异色间出于人间”。又说“花之颜色之深浅与叶蕊之繁盛，皆出于培壅剥削之力。”这把遗传和变异的关系，以及人工在变异中的作用说得一清二楚。所谓“天地所生之性”即遗传性。人工选择的方法，中国也有多种多样。在公元前1世纪的《汜胜之书》中就提出小麦的穗选法，说：“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收割下来成束晒干，收藏好，顺时种之，则收常倍。”到了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关于人工选择的记载就更多了，在猪、羊、鸡、蚕和禾、粟、穄、秫等家养动物和栽培作物中，普遍地应用了人工选择的方法来选育新品种。

通过人工杂交形成的新品种，可以把两个或两个以上亲本的优良性能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具有更高生产性能和更能抵抗不良环境的新的生物类型。杂交分有性杂交和无性杂交两种，这两种在中国古代都有相当突出的例子。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子是个典型的例子。骡结合了马和驴的特点，而胜于马和驴。它从马那里得到体大、力大、活泼等优点，又从驴那里得到稳健、不易激动、忍耐力强的优点。到目前为止，像骡子这样有用的种间杂交，也还是少见的。至于无性杂交的嫁接技术，在我国更是普遍。《齐民要术》就有利用不同种的树木进行嫁接，来提早果树结实和改良品质的记载。1688年陈扶摇在《花镜》中说：“凡木之必须接换，实有至理存焉。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者可馥，是人力可以回天，惟在接换之得其传耳。”正因为我国有丰富的关于遗传种的知识，才培育了许多动植物优良品种，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以世界上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人在天文学、地学和医药学方面的成就，那是有口皆碑，谁也抹杀不了的，就不用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