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朱仲丽才缓缓地说：“我最佩服的是稼祥同志的忍辱负重、从不争名利的忘我精神。党的 [七大] 召开的时候，他正生病，连会都没参加。当中央委员的名单公布以后，我们才发现没有他的名字。要知道，他当时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啊！可是他连一句怨言都没有。他只对我说：[我能当一个好党员就足够了，除此再无他求。] 还是毛泽东发现正种不正常的现象后做了工作，大会才选王稼祥为候补中央委员。再比如，1946年他到东北局主持城市工作部的工作，把哈尔滨市的工做搞得很好。全国的城市领导同志都来学习哈尔滨的经验。这时林彪出来插手，批评他搞右倾。稼祥不和他争，主动退让。后来我们就到河北西柏坡去了。稼祥这个人，对权力看得很淡，绝对不像那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我也知道，一个人走到这个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是从残酷的现实竞争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急流勇退，淡泊名利；另一种压根儿就不去做这方面的追求和努力，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自己而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稼祥作了我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像他这样功勋卓著的人能上能下、能大能小，也不简单呀。”

“我认为，他考虑问题从来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当大使是他主动要去的。到了苏联后，他把自己的工资定得和一个汽车司机那么高。”朱仲丽苦笑了一声，用手捂着自己的胸口说：“连我的供给制他也取消了。被子、衣服，他都拿自己的工资去买。在生活方面，他不好挑拣什么，只要菜烂、有点油就行了。他从不私人请客、送礼。当我们回国时，连买维生素C的钱，也是自己的。很多的东西应该领，他都自己掏腰包。那时他需要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他宁可自己掏40多块钱买也不要公家报销。国家三机部的新产品 [熊猫牌] 收音机拿来让我们试听，他听说不要钱马上给人家退了回去。他对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公私分明。国家和人民的东西，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多拿]。回国后，稼祥把自己在苏联积攒的工资买了一辆大型吉斯牌卧车，带到中南海交给了中央。当大使，他是肩负重任而去两袖清风回来。这种为公不为私的情操至今还在激励着我。”

在谈到王稼祥的生活和嗜好的时候，朱仲丽说：“他每天除了看书、写文章、批阅文件外没有任何个人的嗜好。我们住在中南海时，离毛泽东仅是一墙之隔。那时礼堂经常有舞会，也经常演戏。可是稼祥从不去跳舞，也不去看戏，整天就是看书，古今中外的各种书他都看。建国后，他把很大的精力用在研究原子弹战争上。在这方面，他同林彪的看法不同，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见。他会好几种外语，从苏联回来后又担任了中联部部长，创业的担子落在他肩上，每天忙得团团转，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去了。”

我的录音机在轻轻地转动着。为了准确地记下她的见解，我在笔记本上作着记录。对她讲的这些内容，我丝毫不怀疑。那时的中国老共产党人，用他们自己的实践，给中国的后代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那是一个时代的光荣，是一个历史的光荣。

朱仲丽庄重地说：“最令我感动的是，王稼祥同志对待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失误所采取的正确态度。”我对此，尤其关心，便说：“请你详细地介绍一下吧。”

“1958年，我国自上而下地刮起一股 [共产风] 、[浮夸风] 。王稼祥经过考察和研究，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后，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应该提醒党，帮助毛泽东认识这种 [左] 的倾向。他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话，请他转告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并不象报纸上所讲的那么好，我不赞成在农村搞共产风，不赞成把全党大办钢铁的指标定得那么高，也不相信报纸上讲的粮食产量有那么多。我希望全党应当注重调查研究，千万不要犯 [左] 的错误。他和这位常委谈话以后......”

我问：“这位常委是谁？”

朱仲丽笑了笑，说：“还是不要提名吧？”

我说：“这是为了研究历史嘛，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朱仲丽说：“那么，你在短时期请不要公开。”我答应她后，她才说：“是邓小平同志。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经他汇报包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说：[ 两百多中央委员，都赞成中央的意见，就是王稼祥同志一个人反对呀！索性我们就为他开一个会，叫他到会再说说他的意见。] 邓小平再次向王稼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不需要在会上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不同的意见应该无条件无保留地向党提出来，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如果认为我的意见对，就采纳；如果是我错了，我坚决该正就是了。不需要专门为我开会。] 我听了王稼祥的意见后，也对邓小平说：[ 千万不要为稼祥开会，那样会把问题搞复杂的呀！] 事实证明我们对了......”

我静静地听朱仲丽讲。这样的情节，我还没有接触到。我很关注类似这样事件的具体细节，认为这是纪实文学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前提是必须真实。

朱仲丽继续回忆当时的情景：“武昌会议没有接受稼祥的意见，他急得病了，高烧很厉害，但是一句牢骚也没有。那一段，他总是在走廊里散步，闷闷不乐地叹气。那时，我在天桥友谊医院当中方院长，每天除了给他看病外就是尽力地安慰他。到了1959年4月，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正式提出纠正 [共产风] 等错误，并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等问题。在将会议的决定形成文件时，毛泽东指示在文件下达之前征求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稼祥看后，愁容一扫，高兴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中央文件的下达，证明了我的意见没有错，我放心了。] 他没有丝毫表现自己、炫耀自己的意思，从此再没有提这件事情。你大概知道彭德怀1959年7月的 [万言书] 那回事吧？其实稼祥的正确意见要比彭德怀早七个多月，比中央文件也早四个多月。他提意见完全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党。”

我们谈到彭德怀时，朱仲丽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其实影响是很坏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赞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泽东恨得要命。他曾经和王稼祥在1956年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 我听到彭德怀这些话，一再地警告稼祥，绝对不能和彭德怀来往。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经给稼祥打电话，都让我给回绝了。我曾经对他不客气地说：[稼祥已经被人利用得够多了，你们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当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当个老百姓。] 稼祥有时也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不好，我对他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共同的命运的大事，你得听我的。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可以正常地提，不要故意和别人闹别扭。] 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象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 稼祥才是真正地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作自我批评的，结果彭德怀那么一闹，会议转向了。王稼祥那时也可以和彭德怀讲几句话，但是他和彭德怀没有答一个腔。彭德怀勇气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终于发动了反彭德坏的斗争。我觉得，稼祥同志是守纪律的，也讲究工作方法。这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他不赞成在国际上倾家荡产，主张量力而行。把我国的大批外汇无偿地给某一个国家，让他们完全靠我们的支援而过活，这不好。这就是后来批他的那个 [三和一少] 。但是他提意见，完全是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是与人为善的。这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里都很清楚。毛泽东多次说：[稼祥这个人哪，不喜好玩，不爱出风头，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问题。] 说明他老人家是心明如镜的。”

我们的交谈自然地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课题上。王稼祥一生的历史，决定了他在这场所谓大革命中的命运。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开始对他采取了保护性措施，王稼祥也闭门养病，没遭受什么冲击。后来康生点火了，他对中联部一些人说：“毛泽东思想在哪里？进了中联部的门没有？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 [三和一少] ？”

于是，造反派先是往王稼祥家里送大字报，继而是要向他调查什么问题。当神州大地大乱之后，有些不法之徒公然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而不顾，公然冲击王稼祥的家里，要将他拉出去批斗。

朱仲丽挺身而出：“你们批王稼祥，我去陪绑！”

造反派问道：“你去干啥？”

“我是医生，你们提的问题，他记不住，我去了好替他记下问题回答你们呀！”朱仲丽这样说。

批斗大会上，每当一些人向王稼祥挥拳动臂的时候，朱仲丽总是不顾一切地护卫着王稼祥，用毛泽东的指示和他们展开辩论。后来，王稼祥被“隔离审查”了。夫妻俩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王稼祥独自坐在沙发上高声喊叫：“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是拥护毛主席的呀！”

在王稼祥被审查的日子里，他还几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给一本《俄华字典》和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他要求给毛选校对错字和漏字。他还要求在他有生之年，写文章驳斥王明对党和毛泽东的诬蔑......

朱仲丽痛心地给我讲述了她家的悲剧：

儿子王命先，刚满42岁的中过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被株连迫害，不甘心忍受侮辱，投河自尽；

王稼祥大姐的儿子吴振华，是北戴河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被逼得走投无路，跳海而亡；

他的侄女翟新华，阜外医院的病房护士长，被一连串的“大帽子”压得精神错乱，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稼祥年迈的姐姐、姐夫，被赶出北京，一路讨饭回到安徽，栖身于破屋，饿死病死......

“你给毛主席写信报告过吗？”我问。

朱仲丽摇摇头：“没有。我认为这不是我一家的遭遇，写信也没用。但是我敢肯定，毛主席是不知道这些的。他被红墙隔离着，好多的真实情况到不了他那里。毛主席保护过许多的干部，但是他能管得了那么多人的遭遇吗？王稼祥在他担任党中央的高级领导时，也曾经保护过受冤屈的同志。他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职务后，给许多被王明打成冤案的同志一一平反。1933年，萧劲光在一次战役中打了败仗，中央说他是 [临阵脱逃] ，军事法庭要判他死刑。王稼祥认为胜败是兵家常事，坚决不予批准，保护了这位战将。同一年，遭受王明打击的邓小平被关押、禁闭，随时都有被害的危险，还是王稼祥几次给博古打电话，坚决地说：[我就是要邓小平，你们把他给我！] 硬是把小平要在他的手下，让他当了《红星报》的主编、政治部的副秘书长。邓小平身边没用警卫，王稼祥就把自己的警卫给了他。现在，稼祥遭到了迫害、摧残，他坚信毛主席是会搭救他的。”

王稼祥的估计没有错！

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毛泽东很快地指示周恩来：“要保护王稼祥。及时地解放他，让他站出来工作。”周恩来和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让王稼祥揭发林彪，王稼祥说：“林彪的历史和表现，毛主席最清楚。他的历史虽然有过污点，但是那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谁也不是圣人，能够在毛泽东还没有经过大的风浪时就认为毛泽东注定是我们的领袖。林彪在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恰恰说明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才。我们这些人是在经过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正确的时候才把伟大的领袖推举出来的，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至于林彪和陈伯达后来要篡权，要谋杀毛泽东，自然是人、神共愤的坏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揭发、批判他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都不是神仙，也不要搞太多的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等人的汇报后，呵呵大笑：“还是老实人说得好，我也没想到林彪会这样。我们都不是神啊。”

周恩来在召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座谈的时候，也提到了王稼祥的例子，他说：“揭发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违反历史，也不要把一切坏事都推到林彪身上。王稼祥同志在林彪垮台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材料，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了解就是不了解，不要装扮自己。如果林彪一开始就是大坏蛋，怎么理解中央又选他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呢？我们谁也不是神仙，不是算命先生。没有预料到林彪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谈历史一定要符合真实的情况。”

1973年夏天，王稼祥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正当他准备为党再尽微薄之力的时候，他那颗共产主义的生命之火熄灭了。那年，他才68岁。朱仲丽对我说：“王稼祥后来的政治态度这样好，但是为什么还要要受那么大的冲击呢？因为稼祥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这就必然要在历次运动中成为一些习惯于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的登天梯。那些总是想讨好毛泽东的人，那些总想表示他们是革命，竭力要向毛泽东献媚的人，就要把王稼祥端出来丑化、诬蔑。庆幸的是，毛泽东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他曾经对王稼祥说过：[你放心，我胸中有数，你不要背什么包袱。历史问题有人愿意提就让他们提去吧，完全不让别人讲也不可能。但是他们的做法肯定会得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的。许多时候，我不愿意说得太早，也就是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实面孔，没有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远地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动摇。]王稼祥通过长期的斗争和考验，也了解毛泽东的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义之争，而绝对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放和重用邓小平，但始终对邓小平留有余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正胸怀。当然，我们只是说他的用人和为人，而不是讲他的思想和理论的正确与否。”

从朱仲丽的这些谈话里，我感觉到作家的一种历史责任感，那就是乘这些当事人还活着，要赶快地抢救历史的真相。现在我们的作家已经习惯了所谓的纯文学的创作，甚至有人公开提倡坐在家里胡编乱造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以此来招徕读者。正好，朱仲丽在这个时刻问道：“你这个作家，为什么对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和政治风云情有独钟？”

我笑道：“不是情有独钟，而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你知道吗？林彪事件的真相本来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揭露，现在某些人又在制造混乱。包括林彪集团的当事人也在翻案，把本来已经比较明白的事实又在历史上搞得糊涂了。这样，一个真正对历史和社会负责的作家就有一种天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给后代和历史以真实的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大姐，我可以坦率地说：你的那些作品也有把历史搞糊涂了的地方，说得再明白点，你的作品里有许多的地方不真实，夸大了你和王稼祥的作用，贬低和侮辱了许多的你的对手，包括大家现在都不喜欢的江青在内。”

我看到她的脸色微微一红，变得很不自然了，她说：“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比如说我的书里有哪些地方不真实？”

我看她的神色并没有发怒的表示，似乎愿意和我继续交谈，也就很不客气地给她提了几条。她不住地点点头，坦白地说：“是的，你说得很对。为了我的书现在能够出版，我不得不这样写，我也知道我现在这样写是政治需要，同时我对那几个人物很反感，我是带着我对他们的仇恨和我对稼祥同志的不公而写的。”

我说：“所以我说，你是一个作者，而绝对不是一个作家。作家的写作虽然要带自己的感情和观点写作，但是根本上他要对历史负责。在历史的真实上是不能带着任何的非历史因素而写作的，只有材料和写作的真实可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而不能仅仅看一个作家究竟写了多少东西。我要么就不写，要写就要真实地写。我写作绝对不取悦任何人，也不能牵就什么人。在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表现那么好，也不是按照他们的编排得那样是什么英雄好汉，他们生怕历史恢复了本来面貌，就千方百计地压制和打击秉笔直书的作家和作品。我对那些歪曲历史和不让真实地写作的审查很不以为然，一方面不让真实再现历史风云的作品出版，另一方面却让一些公开篡改和歪曲、甚至是伪造历史的什么作品大量泛滥。这种对历史和后人的嘲弄实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能容忍的。我主张在历史上必须允许公开讨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单纯的禁书和压制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

我的激动和愤怒使朱仲丽大为惊奇，她说：“想不到你的写作竟有如此专一的信念。那好，我们之间应该定一君子协定，凡是你出的书都要送我一本，我的书也送你。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也写写我本人和稼祥同志，我一定给你提供真实的材料。你放心，你刚才讲的这些话我从心里是赞成的，尽管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有我的地位和原因。但是，听了你的意见，我会在今后的再版中，修改一些历史事实的。我要把你的这些话记下来：历史绝对不会取悦任何人的，历史是无情的法官，它可以延期判决，但是它绝对不会永久沉默；它可以被人蒙上各种外衣，但是它绝对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行走；它能够对付来自各种强权的压力，也能够经受来自任何泪水或鲜血的洗礼；历史的真相即使是最丑陋的、最狰狞的、最美丽的、最辛辣、最苦涩的，也是永久的财富，它不接受任何美容师的修饰和涂抹......”我没有想到她对我的这番话竟有如此的兴趣，自然感到一种兴奋和自豪。

这时，朱仲丽微微闭上眼睛沉思了片刻，低沉地说：“稼祥虽然走了，但留给我们的遗产却是非常丰富的。我相信，青年一代会从他的足迹中继承下这笔宝贵财富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拿起笔来写稼祥、写许许多多的老革命家的原因。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而永垂文坛史册。我只是想把我真实经历过的东西艺术地展现出来，启迪我们的子孙后代。”她把王稼祥生前写的一些文章和资料复印了一部分送给我，作为永久的留念。这对我自然也是一种信任和鼓励，我很感激地把东西珍藏起来。

于是，我想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主题和现在的这个题目。中国文坛从来都有“文若其人”的说法，似乎可以把文章和作者完全地划上等号。我对这句名言持保留的看法。无论什么读者，他的阅历总是有限的，所接触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也有限，这就给一些伪造历史的人提供了市场。我看了现在出版的一些回忆录和文章，真正忠于历史的当事人似乎并不多。当初肉麻地吹捧党内高层人物的人，现在对今天政治的失意者像躲避瘟疫般地洗刷自己，好象他们天生就是大彻大悟的能人。如果历史的真相是如此，一本历史的教科书就该重新编写了......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热门人物》第二期，这次收入本书时，作者按照原来记录的文字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