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他们没有你在文化大革命升得快呀，这也是正常的嘛。”

李作鹏说：“我是在党的就大以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才数得上。一直到1968年5月20日，毛主席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什么革命战士的时候，我的名字在哪里？你看看这张报纸。”他取出一张当年的报纸，上面有被接见和陪同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在这样的顺序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粟裕、李作鹏、邱会作、刘贤全、王树声、李天佑、王新亭、温玉成、张池明、张令彬、谭甫仁、萧力、罗舜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各兵种的负责同志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罗元发、邝任农、王辉球、曹怀里、陈仁麒、吴烈、陈士渠......”

“你再看看当时的流行提法是什么？”他指着同样的这张报纸让我看，上面写道：“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健步来到接见会场，同大家亲切见面。这时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十分高兴地从接见会场主席台的一段走到另一段，向大家频频招手，热烈鼓掌。”大家一致表示：“我们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等我看完这些后，得意地问我：“你以为这些怎么样？当时的报纸都是这样讲的，毛主席又不是看不见，为什么后来要把一切推到我们的脑袋上呢？难道这些话在当时我李作鹏能够决定了吗？这里，我还要告诉你，我在中央的几年里，始终没有得到过江青对我的信任。在当时，没有江青的信任你是可想而知的。我记得几次开会时，江青都说过：[李作鹏知道个什么？他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发言权。你说我能在他们的问题上承担什么责任吗？] ”

我说：“这都是历史了，可以使我们回忆到当年我们党的幼稚和许多人的不成熟。这些并不能说明有些人的正确不正确，也不能对你后来的错误有任何的解脱。你说我说得对吗？”他眨巴眨巴眼睛，没有再说别的，只是把话题转移了。

提到庐山会议的时候，李作鹏说：“林彪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讲话，那完全是针对张春桥和江青这些人的，毫无疑义。但是，毛主席把这次庐山会议和1959年夏天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相比，我认为毛主席实在是不高明。现在这个话就可以讲了，当时不行呀。当时中央的文件里这样说：[林彪上了庐山，不去请示毛主席，在8月22日下午的常委会议上，也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在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亲请示报告的情况下，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他继8月22日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之后，在这次讲话中又打出《天才》的反党纲领，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叫嚷：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观点。他的讲话，是一个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他向党突然袭击，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实际上就是说：反江青和张春桥就是反党，就是要搞政变。当时林彪在讲话中反反复复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要拥护毛主席的嘛，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呢？文件里还这样讲：[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面连夜加工炮制称天才的材料，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条文；一面四出活动，多方串联，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鼓励他们在小组会议上向党发动进攻，要他们讲设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联络人，进行了布置。] 不错，我是作了布置。我对海军的一些人和我所熟悉的人说：[张春桥算老几？他想取代林副主席的地位，那是根本没门的，他要当党中央副主席，我们就起来造他的反！]......”

我马上问道：“你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吗？”

他说：“说过，现在你可以调查一些当事人。但是，好象没有人揭发过我说的这句话。因为有人也附和了我的话，大概怕连累了他们自己吧，这样的话就始终包了起来了。我还说：[江青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了，党的九大已经召开，整个国家已经走向了正规，现在她是应该听林副主席的，而不是让林副主席听她的。江青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林副主席早把她轰出去了。] 这些话，都作为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现在谁给我们平反？这些总不是我们造谣吧？这些总不该否定吧？至于林彪多年来对毛主席怎样？究竟是谁亏了谁？我看你还是看看这些事实吧。”

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印发的关于彭德怀的所谓罪行材料给我看，上面有彭德怀的一些言论：

彭德怀在1958年夏天说：“毛泽东所说的大办民兵师和人民公社，两个东西总有一天要垮掉一个。”

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意见书》里对毛主席进行攻击，说“他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西北小组上，极端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说“从1957年7月整风反右以来，我们党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威信高了，所以得意忘形，造成干部和群众性的头脑发热。”他在《意见书》里，还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散布折衷主义，胡说什么政治挂帅和经济工作“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

彭德怀同刘少奇一唱一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1957年4月12日他在南京军区干部大会上胡说什么“阶级对抗性的矛盾不存在了”。他在庐山会议西北小组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我们党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价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1957年5月31日，彭德怀对某兄弟党同志说：“革命时最大的可能是右倾，对敌人妥协。取得政权后，主要是[左]倾，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是污专政的阴暗面，害死人”......

李作鹏说：“我们再看看林彪自从1959年彭德怀垮台以来是怎样地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拥护他的领袖地位的吧！这些评价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毛主席亲眼看，亲自修改的，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说过要取消这些话，怎么解释后来他讲的那些都是阴谋呢？”他同样给我提供了一份他自己所说是由海军整理的一个材料：

早在1949年7月，林彪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就这样说过：“单纯的工作经验，不能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认识今天，预见明天。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就能提高。打起仗来，就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少打败仗。做经济工作，就能很快地使经济繁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锐利的武器。在纪念党的生日的时候，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努力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样，我们不但可以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而且能够巩固这个胜利，建设一个新中国。不学习，我们就会在胜利之后不能继续前进。”

1951年11月，林彪在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时候，又说：“对于各种政治问题，都应该给予科学的回答。什么是科学的回答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答。因此，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

1959年9月，也就是中央刚刚召开批判了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后不久，林彪
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提出：“全世界是发展的，反映世界规律的理论也在发展。认识就是从低级往高级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全面的、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

1960年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得更加突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1965年9月，林彪在以他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里，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勋：“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且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加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针。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国际意义。”

1966年1月，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再次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封信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966年8月18日，林彪陪同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在首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讲：“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民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同年10月，林彪对全军的指示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

等我看完这些林彪的语录后，李作鹏才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林彪的这些话，并不是他一年、两年这样讲，而是整整讲了十多年，称毛泽东为天才，有的是在百万人的大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讲的。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站出来给林彪提意见，说你林彪讲得不对，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反党的纲领，我毛泽东不赞成，是讨嫌的。如果你毛泽东那时就反对林彪这样讲，我李作鹏保证不会跟着林彪那样再讲，我相信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不会跟着林彪跑了。偏偏毛泽东不讲，不但不讲，他还欣赏，他还得意，他还要把一切不跟着林彪讲的人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些不能说你毛泽东不知道吧？正因为你毛泽东需要这些，所以才那么器重地重用了林彪，把他作为你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而且写进了党的决议和党章。例如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权会的公报中曾这样写到：[ 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到了毛泽东不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当初的一切都作为林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状来批判。这样，哪里还有什么是非标准？哪里还能够使全党全军跟得上你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所谓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在什么称天才问题上反党，大概除了汪东兴一类的别有用心之徒外，我们谁也分不清什么原因。都说上了陈伯达的当，实际上是上了毛泽东的当。”说到这时，李作鹏显得十分激动起来了。他站起来打着手势说：“你毛泽东手握生杀大权，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讲，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谁也摸不着头脑，怎么能不犯错误？就是到了今天，我也没有真正总结出什么能够辩别什么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我如果再碰到类似中央副主席的话和全党的主席的指示，我还会跟着走。我没有那个本事辩别！”

这就是李作鹏此时此刻的真实心态。

我说：“你也不能完全这样讲，1971年9月12日，你已经明明知道毛泽东批判了林彪的一系列错误，已经给全党高级干部再三打招呼，你还是要死硬地跟着林彪走，拒不检查自己在庐山的错误，这也是分不清谁是谁非吗？”

李作鹏又回到了那个令他再三再四地解释不清的问题上来了：
“19719月12日晚上，周恩来得到了情报，让我查问山海关机场上有没有停留一架256号飞机的事，我查问了后告诉周总理：[ 有！]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周恩来对我说：[ 你通知山海关机场，停留的这架256专机，不能轻易放飞，他的飞行要有我和黄总长、吴司令和你的批准才能起飞。] 我问道：[ 是否我们联合批准才能放飞？] 周总理说是的。这时我就感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到了9月13日凌晨零点6分，我通知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我记得告诉了他们必须是四个首长指示后才能放飞。但是神差鬼使，到了机场调度室的记录里成了[ 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天大的乱子。但是，到了二十多分钟后，我接到了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说林彪一家要乘256专机强行起飞。这时，我的思想已经乱了，我知道可怕的情况已经发生，可是我的确不知道林彪的这架飞机要到什么地方去。”李作鹏的眼睛转向我，我从他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一种难以启齿的悲哀。

是的，那是一个令任何人都难以估透的时刻，命运老人给所有的生命都规定了自己的归宿和走向这个归宿的轨迹。但是这个轨迹在最后一刻始终是保密的。林彪走向自己归宿的那条小路，不仅他自己在最后的一刻毫无觉察，就连亲眼看到他仓促逃跑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要走向何处。那时的李作鹏听到林彪的专机已经飞翔在天空的时候，说了一句：“就这样吧！”究竟会怎么样呢？他的脑海里肯定已经有了他自己的设想......

在林彪摔死后的一个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和别人谈到了李作鹏的这段历史：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表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 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撤换吴法宪。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 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经在山海关机场调动了一架256专机。我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了解此事，他们都证实有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调用这架专机的用途。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我请示了毛主席，决定启动这架飞机必须要有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联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这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要对林彪动手了。这点，林彪的估计是不错的。但是怎样动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来。林彪、叶群他们早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时候就组织力量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政变。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串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查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 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但是，我没有想到李作鹏竟然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篡改了我的指示内容，把四人联合下令改为四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计划才有鬼呢！特别是当林彪逃跑的时候，李作鹏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让机场的人直接向我报告，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鹏的这些表现后，对我说：[ 看来这个李作鹏也是不可救药了，他和那几个大将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和警惕呀！] 这样，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彻底地捆到一起了！”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据监狱里看守过他的人讲：“李作鹏在监狱里曾经脱口说过：[ 我不能作忘恩负义的任何事情！对林彪我要生前够朋友，死后够义气！] 这一点，也是李作鹏的实际表现。他多次对专案组的人讲：[ 我李作鹏的肩膀是硬的，只要是我的事实，我绝不赖账。但是不是我的问题，我也绝对不会承认！] 他几次对审讯他的人拍桌子，发脾气，故意在监狱里唱戏，表现他的胆量和满不在乎。实际上，这些都是他掩饰自己心虚的假象。”

我曾经问过李作鹏：“你在1971年9月23日被捕之前，是否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揭发过康生？具体揭发了一些什么？你是怎样认识康生这个人的？”

李作鹏笑了笑，说：“我揭发康生是认为他在林彪的问题上耍了两面派，早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就是一直吹捧林彪的，九大之后，他在1969年9月13日接见外宾的时候，说得非常明白：[ 林彪同志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确定他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计。] 他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也很突出。林彪最初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反对。他曾经对我说：[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能林副主席来担任，毛主席是不会再担任这个职务的。毛主席已经当过国家主席，他毕竟老了，没有这个精力了。林副主席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如果林副主席身体允许当然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当陈伯达搞出那份称天才的语录后，曾经送过康生，康生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是，陈伯达出了问题以后，他却来了个大骂陈伯达。这些，不但我，连江青和张春桥也是清楚的。在1971年华北的批陈整风的座谈会上，周恩来鼓励我站出来揭发问题，他对我说：[到现在你还不揭发问题，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该揭发谁你就揭发谁。你写出来，如果觉得需要保密，你可以把材料交给我，我保证给你交到毛主席手里，什么人我都不会告诉的。] 我认为，康生在我的问题上一直起了最坏的作用。因为康生这个人也和江青一样，是最善于打击报复的人。”我问道：“你还有什么觉得冤枉的地方吗？”

“我认为，不能全盘地否定我们的工作和成绩。”李作鹏尽量显得很坦诚地说：“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在批判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同志的时候，我对他们个人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过火行为，有许多的问题上我是明批暗保的。这一点，他们自己心里也有数。比如我在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完陈毅后，陈毅拉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听了这么多的人批评，就是数你对我不错，没有任何失实之处。另外，你对我的人身也采取了保护，和那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说完，他还紧紧地和我握了手。这也说明了我的为人。在苏振华的问题上，我更是想方设法地给他们通风报信，竭力为他们作点事情。没有我的保护，我敢说，苏振华是绝对活不到现在的。所有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希望别因为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问题，就把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否定了，这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法。”

对于李作鹏的这番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但是我相信，一切总会有一个必然的归宿和结论的。历史和人民决不会冤枉一个真正的无辜者，但是也绝对不会因为迁就一个人的过错就歪曲了他自己走过的道路。历史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是一旦它开了口，将是永远推不翻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