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也几乎毁灭了党”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雪峰

有一个哲人这样说过：“人生的道路充满了难以捉摸的未知之迷。”你本来想得好好的，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神使鬼差地溜进那个角落。无数自以为聪明的政治家，都费尽心机地自以为主宰了自己和别人的命运，但是事情的发展变化总是与自己的愿望相反，被命运之神无情地给嘲弄了。

我总想揭示其中的奥秘。

写完长篇纪实文学《山雨欲来》后，我就想续写《风骤京都》来反映1966年夏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于是，我访问了文革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彭真被撤销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后又兼任一段这个职务的李雪蜂。

早在20多年前，我就见过李雪峰。那是1966年7月，我在北京大学听过他的讲话。那时，他的个子不高，穿着灰色的裤子，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不住地摇晃。他说：“我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地下党。那时参加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参加党。我们在太原也闹学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有一条是不变的，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这回，我们在打倒彭真黑帮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吴德说的，我们几个人到北京来就是要言出一场《八大锤》。看我们言得像不像样，请你们来给我们打分。”他那俏瘦的身材和讲话时有力的手势，永远地烙在我的记忆中。

20多年过去了，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没想到82岁的他，身体依然硬朗、结实。那古铜色的脸上，虽然由于岁月流逝增添了不少皱纹，但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灵活而敏捷的思维，豪放但不失稳健的谈吐，仍显出一种刚毅不拔的气质来。他和我的两次谈话中，一直是边走边说，谈笑风生，使我感到十分有趣。

他对我说：“我看过你的书，比较尊重事实和历史。我对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很反感，对专门写我的传记一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很多人想来写我，都让我给拒绝了。但是要想反映一个时期的历史，里面牵扯到我的一些活动，我还是愿意提供的。现在一些人是以一美遮百丑，都是同时代的人，过去经常在一起，谁还不知道谁？搞那么多的鬼把戏有什么用。你写有价值的东西，对后代有利，对吸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有利，我看还是一件好事。”

李雪峰是山西永济人，中条山的溪水和黄土地养育这个热血汉子。1937年10月，为了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创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员会，李雪峰担任该省委的组织部长。1943年10月，晋冀豫区党委改名为太行区党委，他又担任了区党委的书记。1966年初，毛泽东委派江青在上海组织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李雪峰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

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我总觉得北京的许多事情非常复杂，是一个是非之地。1966年2月，刘少奇在他关于 [四清] 的讲话里，和林彪的态度明显不同。刘少奇说：[现在一些地方，搞四清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实际上是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来代替四清，这是一种概念和实际运用上的错误。四清的学习文件首先是党中央刚刚决定的二十三条，其次是党中央的有关文件。] 但是，我们只是从积极的方面和好的方面来考虑问题，一点也没有想到火会烧到刘少奇的头上。当彭真的汇报提纲遭到毛主席的批判后，刘少奇在和我们一些大局书记谈话的时候，就说：[彭真在历史上就是反对我的，他是对我搞封锁的。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过：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动不动就以什功臣自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这样，我们也没有想到刘少奇会出问题。”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他在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上的真实情况。

1966年5月初，中央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到北京，叶剑英就跑来对他说：“又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他一怔说：“不知道啊！” 叶剑英隐隐约约把毛泽东批评彭真的《汇报提纲》的消息给他透露出来。他心里暗暗叫了一声：“糟糕！彭真出问题会连累许多人的，因为他那个汇报提纲各大局都贯彻执行了呀！” 他问叶剑英：“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叶剑英说：“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自始至终都是由刘少奇主持。但会议的程序和各种文件的起草，却都是毛泽东按排的。

彭真在开会时，紧挨着李雪峰。李雪峰看出来，彭真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李雪峰故意没有多搭理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会议一开始，康生、陈伯达、林彪等人就把矛头指向了彭真，他立刻和那些人顶起来，要求中央进行审查。中央只好停止他参加会议。李雪峰回忆着当时的情形说：“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彭真根本没有辩护的权利，开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开口，就被康生和陈伯达顶回去了。刘少奇也在会议上说：[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 大家看到刘少奇这样讲，都跟起来了。”

李雪峰没想到，这次会议能撤销彭真的职务并让他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对我说：“当时，全国都在旋涡中，而北京是旋涡的中心。谁都不愿意来，但中央既然决定了，我只得硬着头皮上任。”刘少奇说：“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那张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学校立刻引起争论。那天晚上，陈伯达和康生分别给李雪峰打电话，让他去北京大学处理一下此事。李雪峰说：“我去不好吧，我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还没有向群众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陈伯达说：“你应该去，去了给大家讲一讲嘛！”于是李雪峰带了十几个华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点左右赶到北大。一到学校，就被师生团团围住了，他在会上说：“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大字报无论如果不能上街，这样影响很不好。你们可以在饭厅门口搭个棚子专门贴大字报嘛。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行的！”显然，他的讲话已经流露出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不满。所以，6月1日毛泽东批准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康生得益地说：“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李雪峰却摇摇欲头：“没想到给了我一闷棍！”

大字报公布的当天，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在钓鱼台14号楼赶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曹轶欧是康生派到北京大学的观察员，他们写评论时的情况是由她提供的。

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这样评价的：“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过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1966年6月3日，刘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已经内定的中共北京市容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走向正规。刘少奇首先同意了李雪峰提出的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诬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刘少奇主持的会议讨论同意了李雪峰代表市委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北京新市委总作组的成员派往各学校。李雪峰对刘少奇表示：“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刘少奇对李雪峰说：“彭真这个家伙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我封锁，不讲真话。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说：“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在指挥我们。”

几天后，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我考虑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李雪峰马上作了部署。于是，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来到清华，正式参加了清华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我说：“刘少奇如果不把王光美早早地抬出来就好了。 毛主席对江青说：[连王光美都如此出头露面，你比她更有条件站出来工作。既然四清王光美创造了经验，就给江青在文艺革命上创造新路铺平了道了。] 你知道这话吗？”

李雪峰对我说：“我没有听说。但是我已感觉到了他俩都把自己的老婆抬出来了。当时，刘少奇问我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我感到很突然，就说：[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还有什么可讲的？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会把这张大字报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耽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如果权国都这么折腾，实际上就是天下大乱。] 刘少奇激动地说：[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于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这时，我以为是刘少奇的谦虚。”

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于6月4日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还发表了6月3日由周恩来亲自写的新华社的电讯稿《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李雪峰打电话请示刘少奇：“这个决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刘少奇对他说：：“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点头了。”

三、四两日，李雪峰连开了两天会，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传达了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他在会上讲了北京市委关于进行文革的八条方针，也是经刘少奇修改的。八条的内容，重申了“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大字报多贴但不要乱贴”、“内外有别”、“不要上街”等他在北大讲过的话。这八条，后来被造反派批得一塌糊涂，成为“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提出：“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刘少奇当时还是很有把握的，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还要规模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含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含、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

6月8日上午，工作组集中开会。北京大学一些人就在校园内设立斗鬼台，四处抓人进行批斗。当时有60多个干部被戴上高帽罚跪、游行，连党支部书记也挨了打。6月9日，刘少奇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李雪峰也马上派人调查。6月20日，刘少奇又批转了工作组处理这个事件的报告，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代表中央拟了批语。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到了8月5日，在毛泽东的斥责和指示下，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但是，在刚刚批发简报后，刘少奇对李雪峰说：“我和总理、小平、陶铸、伯达、康生于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向主席说明，学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夺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产品收购价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讲话后，主席说：[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地派人下去。吴含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 所以，大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主席的这些话，应该是极而言之的，我们不能让它到了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

6月23日，李雪峰又召开会议，动员大专院校师生抓这种批斗的坏人和反革命。他说：“毛主席早就说过 [ 一个游鱼三尺浪潮 ] ，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来就是了。现在我们对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强领导，绝不能让各种[ 游鱼类] 制造混乱。党员干部要挺起腰杆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不可一日无单方面！党组织垮了的那些单位，要像救火那样迅速派出工作队！”

于是，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央从空军、海军及其他单位调来一万多人进驻北京各大院校组成工作队，领导文化革命运动。这些工作队名义上受北京新市委领导，实际上是中央接管的。刘少奇从6月4日到6月28日的一系列会议上反复讲：“对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有的工作组是好的，能和学生们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好的就留在学校，继续搞革命，不好的就撤回去；在运动中要划清明确的界限，不要把学校的领导和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当然北京市的黑帮要多一些，但是也不都是；学校的文化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和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还是好人嘛，不要来一个洪洞县里没好人，也就是说不要打倒一切嘛。运动的正规过程，要抓生产、抓工作、抓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同时注意反革命的破坏和捣乱。我们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来指导运动，禁止打人、诬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和黑帮，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给出路。”

1966年7月中旬，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会。会上就派工作队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周恩来、邓小平、康生、谢富治、陶铸等人都参加了。会上，李雪峰多次发言，表示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认为派工作队进学校是正确的，起了“积极决定作用”。陶铸和陈毅也全力支持下他的意见。事后，陈毅对他说：“7月会议上除了你外，就数我讲得多！”

7月18日，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时，江青不声不响地来参加会议。她从李雪峰身后穿过去到记录旁边。会议快要散的时候她又不声不响地走了。一种出事的预感袭上了李雪峰的心头。

果然，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回到了北京。陈伯达、江青等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认为6月18日北京大学的乱批乱斗是革命行动，工作组制止他们是镇压革命。毛泽东支持下了他们的意见。

7月24日，毛泽东主持会议，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第二天，他又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开会，连点李雪峰两次名，批评他的所谓“错误”：“你李雪峰说工作组要像救火一样地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扑灭了，你要干什么？你们决定学生放假搞革命，群众起来了你又往下压，你安得是什么心？”李雪峰刚说了两句“被大进行了四次大辩论[六一八]是否反革命？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立刻被毛泽东顶了回来：“你就是想把群众压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无非杀人、放火、放毒，学校里出现这些了吗？除了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写反动标语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们吓成了那个样子！”这时，刘少奇站起来，为李雪峰等人承担责任，说：“如果这个时期北京各大专院校布置运动中有什么错误的话，主要由我来负责。其他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于是，毛泽东立刻把矛头又指向刘少奇，尖锐地说：“工作组对文化革命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批，二不会改，统统驱逐之。”

7月26日，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学开会。他准时到达后，发现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声问康生：“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的会？”康生不冷不热地说：“我也不清楚。”但会议开起来后，他发现康生完全清楚。康生在会上说：“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一、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二、北大50天来，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错误。国际歌中是怎样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线要在实践中证明，张承先讲的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文革委员会，有人说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张承先走了就没有党的领导了吗？北大是执行新市委的领导，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他就不是党的领导。请问：你们对北大的情况了解，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陆平、彭佩云黑帮是张承先了解，还是你们了解？斗争陆平不是靠几个秘书整理材料，而是靠你们来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赞、李世雄、冯定，开展和他们斗争是你们了解，还是张承先了解？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还是张承先看他的书多？你们说靠谁斗？靠你们！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会议由江青实际上主持。内容是学校的两大派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江青竭力让一些学生控诉工作组的罪行，发表了一篇倾向性十分鲜明的讲话。最后她忽然提议：“欢迎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面对群众热烈的掌声，李雪峰弄了个措手不及。他毫无准备，真不知该讲什么，他硬着头批站起来，说：“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江青马上插话：“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李雪峰又说：“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提，但应该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来提，因为工作组毕竟不是黑帮嘛。你们不要工作组，工作组可以撤离，也可以留在学校，你们什么时候要揪去批判，我们奉陪到底！”

没想到最后这四个字，大大地触怒了江青，使她耿耿于怀。

讲到这里，李雪峰站到我对面，幽默地对我说：“江青那家伙的记性也真好。直到1970年底的批陈整风时，她还记得我的那几句话。她恶狠地地对我说：[你李雪峰不是要跟我们奉陪到底吗？好，今天我们就和你奉陪到底，看你低不低头！] 我一听这话就气炸了，扭过脸来给了她个屁股。心想，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臭婊子！我这一来，她叫得更凶了：[今天我最后再称你一声同志，以后叫不叫你同志还说不定！] 我根本就没有多搭理她。”

我笑着说：“这下江青不就更恨你了吗？后来你被开除党籍，恐怕与江青的活动很有关系。”

李雪峰摇摇头：“这我就弄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