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退出政坛以后，几乎是闭门不出了。但是是，作为一段历史的参与人和见证人，他始终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在历史的风浪中，有时不是人们选择了生活，而是生活选择了人。吴德的沉浮，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我和他坐下来回忆那段历史时，我们的话题竟是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谈起的。

“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讲话，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我出面宣读的。但是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当时，政治局会议研究的时候，我汇报了从1976年三月下旬以来，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当时王洪文就问我：[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 我说：[ 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 华国锋连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 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七言八语，就形成了我的讲话稿大纲。”吴德丝毫不掩饰他当时的观点，说：那时尽管大家对张春桥、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华国锋尤其积极。”

吴德4月5日的广播讲话已成为一篇历史的文献，特录如下：
“同志们！进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吴德等我看完这篇当年的讲稿后，笑道：“就是这篇东西，就成了后来一些人不能容忍的理由。你看政治斗争是多么的残酷。”

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吴德说：“那时我刚刚从东北来京，对整个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刘少奇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 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公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 因为我和李雪峰调京的时候，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六个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山西日报》的吴象和山西团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那时北京新市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威，北京的运动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政治漩涡里去。李雪峰对我这样说过：[ ????，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坐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 这话，我至今记得清楚。”

吴德第一次单独出面，是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和红卫兵们谈话，他是奉了周恩来之命给学生们做工作的，但是他见了他们却说自己 [ 今天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来的 ] 。谦谦之词，可见一斑。

他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各种阻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一个大扫除，把隐蔽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出来，把金银财宝、变天帐、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等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吴德在谈到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条件的时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要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盾，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很好地团结群众，联系群众，以解放军为榜样，做人民忠实服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这也许就是他的经验之谈。

他在谈到要和红卫兵商量的几个问题时，这样说：“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的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这是出于气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八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决保护红卫兵。但是，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们打坏了，打死了，把斗争对象没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执行十六条。另外，关于给黑帮黑线剃头，挂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

1966年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上，吴德发表了实际上是他站出来的讲话。他说：“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讲到这里时，吴德似乎表现出了强烈的气愤，他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明了眼前这场斗争的性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尽管这些都是应景的官样举动，但是反映了吴德适应潮流的本领。

1977年7月2日，吴德和纪登奎、陈永贵三人一起和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姚连蔚谈话的时候，吴德说得很清楚：“现在，陕西省有人在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中央怕群众有更大的反映，中央也不好解释。因为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考虑再三，决定让你回去，接受中央和陕西省委审查。”这时，先后经过他手和他参与，宣布一些人停职审查的，还有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等人。

但是，他没有想到，不久，他也和这些人一样，享受了同样的待遇。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和陈永贵、陈锡联、汪东兴、纪登奎是被迫辞职罢了。

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对我说：“政治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呀。从我调到北京后，我就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全国的漩涡了，要想不翻船，只有虚心一些，处处事事都谨慎，多请示，多汇报，自己尽量少担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决不卷入到哪一派里去，就是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党中央走。这是保证我自己没有在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栽跟头，和后来的粉碎林彪、四人帮中没有陷入进去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整个党中央集体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作为中央里的一个成员，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纠正这和集体的错误，这不能怪我。这是整个时代和历史的错误。”

我问道：“你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后，到什么时候就感觉到再也无法工作了呢？”

他说：“我从1966年5月下旬到北京，参加了首都的文化大革命，到这年的11月份，北京市批判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李雪峰已经无法工作了，我名义上也在工作，实际上只是应付一下生产和抓具体的事情罢了。”

他给我讲了当时的整个形势：

1966年底，林彪等人支持《解放军报》社的负责人胡痴和关锋、王力在一些部队运动的调查报告上，提出了“军内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甚至提出要在军以下直至连队开展“四大”等建议。到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把我军的文化大革命搞好》里，提出了“在我们的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等论断，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就在此的前一天，即1月13日晚上，毛泽东的女儿萧力亲自带人查封了《快报》的办公室及其全部的材料，并下令这个机构停止一切活动。

吴德得到消息：“1967年元旦刚过，林彪秘密地支持唐平铸、胡痴亲自带领一些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要揪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大字报有唐平铸和胡痴亲自执笔签名，唐平铸曾经指着签名说：[这个小名单后面还有大名单呢。] 他们去的时候，不是公开一起走，而是约定了暗号及汇合地点，夜间到军报外头分批上了汽车到了北京军区。在那儿，邵一海动手张贴大字报，其他人观察动态。整个行动，十分保密。”

1967年1月19日，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会议，当提到军内要搞“四大”时，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起来：“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叶剑英拍着桌子喊叫：“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徐向前站起来也吼：“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的问题。紧接着的，就是2月16日陈毅、谭振林、李富春、余秋里等人大闹怀仁堂的事件。两者联系起来，是所谓的二月逆流。吴德那时虽然不在矛盾的中心，但是他对中央发生的这一系列斗争，始终是关注着的。他认为，关心这些大事，便于他在今后的风浪中明辩是非。他几乎是一一地给我讲述了当时的大事：

1967年2月5日，上海市工总司等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当时，江青和陈伯达就找吴德等人谈话，江青说：“上海市的工人阶级夺了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毛主席给了高度评价，张春桥受毛主席对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书 ]的影响，将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法不一定好，将来可以改。但是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吴德你也要考虑和李雪峰划清界限，站出来革命呀！”

陈伯达说：“吴德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让吴德负主要责任，责任是应该由李雪峰来负的。”

2月8日，戚本禹在清华附中与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时，提出：“你们红卫兵要准备经受严重的考验，保持造节，彻底革命。”吴德对他的秘书指示：“凡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有关他们的内容，统统给我找来，我要认真地学习。”于是，他仔细地推敲了戚本禹的这个讲话。这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准的八条命令精神，作出了两条规定：一、海军和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而、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吴德听到了反映：“这个决定是经过林彪批准的。”他当时脱口而出：“我要是能到了军队，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同天，山西省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向全国发出了节约闹革命的紧急倡议，提出：“至今在一些革命组成和个人中还存在着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为了彻底清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余毒，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保江山不变色，哟坚决抵制一切不符合节约闹革除的做法。”这个倡议书立刻受到了铁道工人内部的好评。

2月9日，这天，北京市新华书店出售横排本《毛泽东选集》20完套，吴德在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搞好。”这个会后，他和谢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谢富治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大联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农民搞农民的，学生搞学生的，不准搞跨行业的联合，也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毛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一概不承认。”吴德听到这些，已经预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是以谢富治为核心的。回到家里，他从秘书送来的材料中，得知戚本禹今天在一次讲话中说：“刘邓陶的影响根深蒂固，刘邓至今没有认罪，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同刘邓陶的斗争。”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这两篇文章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的经验：“革命造反派必须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吴德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毫无例外地认真地学习了这篇文章。当时，周恩来给他打招呼：“你要有思想准备，和广大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组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吴德心中有数了，他不会因为李雪峰的错误而倒下去。这大半的原因在于，他始终担任的是副职，毕竟要比正职领导干部要超脱一些，不在斗争的第一线，所以不会先中弹。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根据这个指示，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迎从苏联回来的所谓反修战士，并抗议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法西斯暴行。这是连日来，近200万群众在苏联大使馆门前游行抗议的最高潮。

吴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团贴出的揭发、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和各种传单，他立刻批示：“这是在全国夺权斗争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完全是有预谋的，建议查清。”

下午，吴德陪同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50多位中学所谓革命师生的代表，桌子上摆满了联动组织破坏的东西。江青指着这些东西气愤地说：“你们看看，这叫革命吗？可以办一个展览，让他们看看。”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通知》，指出：“群众组织无权对党员实行党纪处分，党员的党籍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集中处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知》，列举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冒出来的所谓群众组织的名字，指出：“这些组织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成的，有的带有行会色彩，还有的是少数地富反坏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坚决取缔。”

2月14日，李富春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讲：“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17年来，他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这天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梁膺庸，给他扣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务”。当天晚上，《光明日报》的群众再次斗争了穆欣。

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这天，吴德研究了农口夺权的一些情况：

2月4日在谭震林的支持下，“农大红旗”砸了被称为反动组织的“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站，开始抓“扒手”和“黑手”。谭震林提出：“他们搞我们的白色恐怖，我们就搞他们的红色恐怖。”于是，他下令解散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把头头打成了“反革命”。这时，陈正人贴出《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反击农大东方红和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过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了“农科院红旗”等组织对他“实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领导江一真提出“必须加强领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到2月11日，谭震林领着周恩来接见了“农红总”组织所属的五个夺权组织的代表，谭震林指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夺权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2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内蒙军区和内蒙三司的代表时，指出：“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了解放军。”

同天下午，周恩来接见财贸造反派的时候，指出：“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协助我把财政上的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67年、68年就还光了。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和清算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以周扬、夏衍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地开展下去的设想，

2月18日，毛泽东从2月12日到2月18日，连续三次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说：“夺权一定要搞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夺权的机构里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你们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1月革命胜利了，2、3、4月更关键，更重要。你们要往下传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陶铸鼓吹这个口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姚文元要写文章批判他。”吴德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说：“毛主席的话是针对上海的局势讲的，我们北京到底怎么办？还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夺权，是夺李雪峰的权还是夺我的权？我还没有吃透这个精神。”

这天的《文汇报》，发表了《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指出：“热烈欢迎一切革命干部起来反戈一击，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月19日，毛泽东看了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写的两个报告后，即《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作出批示：“一、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不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应减少4小时。三、党、政、军在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和其他会议上强调：“毛主席这个批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戚本禹针对农口出现的问题，在接见农口的群众组织时，说：“我还是要保一下农大东方红，他们很有战斗力。”消息传出，农口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对北京电台的夺权问题展开大论战，常发生武斗。中央文革小组为此事写了两封信，要求双方停止论战，协商解决。

2月20日，戚本禹给整理了《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
小平对抗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材料的谭浩回信，指出：“ 你过去受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类书的毒害，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社论，认识错误，决心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彻底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批判文章，这都是好的。 我们热烈地欢迎你这种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热烈地欢迎你归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1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指出：“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这天，北京召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红卫兵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2月23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发表。社论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干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成立一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健全地领导文化革命和领导生产。经过半年多以来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应看到，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

吴德知道，这篇社论是由王力起草的。社论的讨论稿在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征求意见和讨论的时候，陈毅曾经长时间地握住王力的手说：“社论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没有意见了！”

2月24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在全市群众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赞扬和支持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会通过了《当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

消息传到北京后，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吴德谈话，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陈伯达明确地告诉吴德：“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的意见都是建议你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谢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作出成绩。”

2月2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还刊登上海《体育战线》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红旗》杂志还发表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短评说：“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到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边战斗，边整风，向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开火的问题。”这以后，在一些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内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所谓闭门整风。当时吴德就对谢富治说：“这些措施，在北京的学生组织内部，不会起多大的效果。”

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介绍贵阳棉纺厂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创造了自下而上按部门大联合的经验。社论说：“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里，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高度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3月7日，毛泽东看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后，作了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这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社论强调：“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3月8日，农口和首都部分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大会”，公开把矛头指向了谭震林。他们重点批判谭震林策划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和所谓镇压群众的罪行。提出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口号。

吴德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对我说：“当时我自己也感到突然，谭震林怎么会一下子要打倒呢？前几天江青、周恩来不是还要保他吗？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在这年的2月2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谭震林和张春桥几乎要拍桌子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二月逆流]的由来。造反派已经从中央文革内部得到了消息，所以即接着就开始打倒谭震林行动了。你别以为北京的学生组织有什么高的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每一个行动都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背后给他们通风报信。没有消息，他们是绝对不敢造反的。当然，如果他们受压也会反抗的，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3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提出这样的观点：“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最大的公。”

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上作了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店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与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