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个六十年：“之”字形历史轨迹

划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本身就意味着既要讲历史的连续性，又要讲历史的曲折性。将过去的一百二十年分为四个三十年（梁、蒋、毛、邓时代），用它们拼出两个六十年，理论上有三种拼法：梁和蒋时代拼成一个六十年，毛和邓时代拼成另一个六十年；梁和毛时代拼成一个六十年，蒋和邓时代拼成另一个六十年；梁和邓时代拼成一个六十年，蒋和毛时代拼成另一个六十年。事实上，笔者还没有发现有人主张第二种拼法。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所说的“六十年”属于第一种拼法，本文主张的则是第三种拼法。把两个三十年拼成六十年，就是在承认一百二十年整体历史的连续性之外，进一步强调这两个三十年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在两个六十年之间的转折性。通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既有累积性、渐进性的成就的一方面，也有徘徊、走弯路乃至暂时倒退的一方面。

两种改革观

甘阳提出“六十年”和“新改革共识”，是为了冲淡“三十年”和“旧改革共识”。他认为，“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既反对用邓小平时代否定毛泽东时代，也反对用毛泽东时代否定邓小平时代，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改革观，正是三十年前邓小平的改革观。

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很多人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其中的潜在含义就是要把邓小平的改革与毛泽东的革命衔接起来，也就是要强调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与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历史连贯性与继承正统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体制内外都存在着强劲的“非毛化”倾向，体制外是民主墙和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体制内是理论务虚会、四千人讨论。正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遏止了体制内的“非毛化”呼吁，镇压了体制外的“非毛化”分子，制定了模糊历史是非、强调毛邓一体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改革路线披上了革命道统的外衣。

近年来，重新活跃起来的“文革”派对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质疑。他们反对决议中有关“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区分，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他们肯定毛泽东去世前夕对邓小平的政治定性——“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复辟了资本主义。这就是甘阳所谓“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笔者不赞成“文革”派的理论观点，但是，如果要在“改革是革命”与“改革是复辟”二者中做一个选择的话，笔者认为还是后者更符合事实或者说符合常识。

本文不采用“复辟”这个具有强烈否定意味的说法，而采用“改革是回归”的说法。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回归。从道路选择的角度来说，是从“反现代化的现代化”向现代化主流模式的回归。从时代分类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时代是向梁启超时代的回归。

两个转折点

如果将邓小平时代与梁启超时代前后呼应，将蒋介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衔接在一起，就意味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有两个历史的转折点。前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后一个转折点是四五运动。按照这种思路，1949年共和国成立，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对于梁启超时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思想，胡适在1933年曾有如下概括：“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事实上，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向，是在国际大气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思想政治转向——影响下的产物。

1918年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写道：“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不到半年，陈独秀就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随后，他对西方列强国际政策的不满情绪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这种思想转向不仅体现在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语）身上，也影响到晚年梁启超、孙中山，中年戴季陶、蒋介石，青年毛泽东、周恩来。这一转向就是一个甲子。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来越左倾，越来越激进，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走到极端。于是，出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二个转折点——四五运动。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开始拨乱反正，逐渐向世界文明主流靠拢。当时举国上下对“四个现代化”的热烈期待，明白不过地显露出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焦虑以及对现代化主流模式能够带来安乐和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邓小平当时说过一句大白话：“二战之后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所以中国不改革不行了。

歧路三部曲

笔者认为，甘阳提出“六十年”的概念非常具有启发性，但当务之急还不是总结1949年后六十年的正面经验，而是反思1919至1978年这六十年的反面教训及其对于改革三十年的消极影响。

“中国本位文化派”在1930年代指出，“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在前面只有一条路的时候，可以有梁启超“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而当面临岔路口的时候，就出现了选择的困惑。人不是上帝，无法先验地决定某一条道路的对错。

从五四运动之后，主张模仿苏俄的一派，包括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长期占据着中国学界政界的主导地位。苏俄模式之所以能够征服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它的理论体系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尤其是重建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觅的可以与传统天命说衔接的“新的史观”（曹锦清语）；一条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与苏联“五年计划”成就的对比。仅靠理论上的胜利尚不足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在1930年代经济学界的“计划经济辩论”中，市场经济派就占据了上风。波普在1940年代的著作中便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正如波普所说，历史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展的，只有等到苏俄模式在实践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弊端，才会被世人所抛弃。由于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转变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通常需要经过代际的更迭。

中国现代化追随苏俄模式步入歧途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列宁化、斯大林化和毛泽东化。列宁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革命论、党国制、党内集权制、恐怖政治。斯大林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两个阵营论、计划经济、领袖独裁制、克格勃与古拉格。毛泽东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论、战时经济、人身依附制、群众专政。

1926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称：“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这就把中国绑上了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的战车。孙中山还把党专政即党国制作为苏俄模式的主要经验吸取了过来。他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胡汉民说：“在训政期间不但党外无党”，而且“党内无派”。国民党和中共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熟练地运用了恐怖政治手段。张君励曾说：“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入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当时国民党北方党部曾将他所译著的书收集起来，搭了七个塔，一举焚之。在北伐军所到之处，“红色恐怖”更加厉害。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写了当时的种种情景：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出境，由特别法庭判决枪毙，抄家“杀猪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踏上去滚一滚”……

国共两党曾经在列宁化的道路上携手而行，到了斯大林化的阶段，则是由中共独自担负了历史责任。1946年国共合作破裂的幕后背景，是毛泽东不能不追随斯大林的反美新战略。1949年，他又拒绝了美国伸过来的橄榄枝，明确表达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中国军人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流血牺牲，成为斯大林全球棋局中的马前卒。中共建政初期曾允诺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但中共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后，从1952年开始单方面撕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搞“全盘苏化”的计划经济。农民吃不饱饭（农产品统购统销），工人买不到衣裤鞋帽（轻工业品凭票供应）的现象也随之来到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清洗，斯大林在排除异己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领袖独裁制度。一方面是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神话化；一方面是鼓吹“阴谋论”，把政敌妖魔化为“人民公敌”、“外国间谍”。经过“延安整风”，按照《联共（布）党史》所提供的套路，毛泽东也在中共党内确立了“余一人”、“万岁”的地位。1949年以后，这种独裁体制又从党内延伸至党外。莫洛托夫曾说：“斯大林热衷于利用拘禁在集中营里的人大搞建设，热衷于最大限度地扩大集中营的规模。”在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由几百万劳改犯组成的“古拉格群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共的党组织比苏共更加严密和完整，深入到全国每一个车间、生产队、连队和研究室（教研室），而且党务工作人员完全脱产，它本身就构成一个超级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除了遍布全国的劳改营、劳教营，中国还有一个分散的“古拉格群岛”体系。笔者曾在农村插队，后来又在国营农场当过被管制对象，深知人数多达几千万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子女在基层生产劳动中发挥着怎样的突击队作用。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多多少少地向世界文明主流有所回归。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坚持和发展斯大林模式中最反动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因为从今以后，他本人可以取代斯大林充当世界革命“导师”的角色了。

在与苏联彻底决裂后，毛泽东通过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了“世界的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欧）”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在“文革”中，他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论名字怎么叫，实质都一样，就是要把苏联开除出世界革命阵营，组成一个由他领导下的中国“当头”的世界“新兴力量”。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好歹还有一些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以中国为首的阵营却是清一色的不发达国家。承认以苏联为首可以得到经济技术援助的实惠，以自己为首就要大把大把地掏银子补贴小兄弟。

苏式计划经济在中国的主要推行者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对于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地搞计划经济，毛泽东觉得没味道、不过瘾，为了超英赶美（实际上主要目标是赶超苏联），毛泽东打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战争经济。他把“备战”作为“三五计划”的首要目标，在规划“四五计划”时更提出“军工第一”的口号。其次，他把战争规律运用于经济工作，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观点，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搞什么“元帅升帐”，让一切部门都为“大办钢铁”让路，结果是“砸锅炼铁”、“毁林炼（铁）渣”，不仅血本无归，而且遗患无穷。再次，他排斥专家，藐视科学，鼓吹“知识无用”论，在经济建设上打“人民战争”，搞“人海战术”，不惜几千万人、几千亿元地“交学费”，还美其名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斯大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上基本还是追随世界主流文明的，而毛泽东为了强化对国家的政治控制，不惜以牺牲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价，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通过城市的“单位化”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通过户籍、档案和票证购粮购物的控制体系，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重建了人身依附制度。他“全面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家所打造的“秦政制”。虽然他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称之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可能更加贴切。

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另一个发展是“群众专政”。斯大林更多地依赖“克格勃专政”，抓捕和枪毙“人民公敌”还需要“三人小组”批准。毛泽东则“两条腿走路”，公检法是一条腿，群众专政是另一条腿。他鼓吹阶级斗争“天天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在揪“黑帮”、破“四旧”、批判“资反路线”，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就可以随心所欲将运动对象“戴高帽”、“批斗”、“游街”、“抄家”、“关牛棚”、“罚苦力”、“用私刑”甚至迫害致死。

现在有些年轻人拿出1949至1978年的官方经济统计数据来为毛泽东时代评功摆好，把上述种种视为经济高速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人完全缺乏对那个时代的亲身体验和最起码的经济学知识。首先，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时代的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提倡“两本账”、“三本账”，把中国的统计数字搞成了谁也不相信的糊涂账。笔者在“文革”期间当过农村生产大队干部，填写过统计报表，知道什么叫做“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其次，当时统计经济增长率是根据固定价格也就是根据产品数量。现在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人都知道，大屏幕液晶彩电刚推出时的价格是几万元，几年以后就降到了万元以下。而在毛泽东时代，八管半导体收音机年产量一万台时和年产量一百万台时是同样的价格。所以，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第三，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销售是脱节的，只要生产出来了就算产值，而不管有多少傻大黑粗的劣质产品积压在仓库里。在目前仍然以国家计划和国营企业为主渠道的图书发行行业，卖不出去的库存图书总金额已经超过了自有资产总额，也就是新华书店整个系统已经破产，但这些没有人看的图书仍然被统计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第四，毛泽东时代始终是一个高积累、高投资的时期，但是，即使是根据官方数据，投资额中的建成部分，也不到70%。即使是已经建成的项目，也不一定真正投产，投产了的项目，有些很快就下马了，例如大量的“大小三线”项目。也就是说，约有一半的投资，最终是没有产生效益的。

第五，毛泽东时代一直实行固定资产的超低折旧率，造成了大量的虚假利润，这些“利润”都拿去进行新的投资了（其中半数是浪费了），而没有作为折旧基金留在企业中，结果到了1990年代，“一五”、“二五”时期的设备到达了报废期，老企业只能以贷款方式来更新设备，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导致大批国营企业倒闭和职工下岗。毛泽东欠下的账，挨骂的是朱镕基。()

毛泽东时代后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最差的时期。有许多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

第一，根据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位，一直到19世纪末，才被美国超过。中国失去第二把交椅，是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改革开放之后的1983年，由于农业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中国经济总量才重新超过了日本。再看与印度的对比：1936年中国人均GDP比印度要高出26.3%，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1962年人均GDP已经低于印度,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19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

第二，在1949年的时候，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能和上海比，也不能和广州比，到了六七十年代，广东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偷渡乃至闯关香港。在毛泽东时代，台湾与大陆的人均GDP差距扩大了四倍；不到二千万台湾人的GDP总量曾经达到过八九亿大陆人的四分之一。

第三，在1955-1980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至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进入邓小平时代，恩格尔系数开始稳步下降。1978年、1992年、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74.0%、62.8%、45.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于1993年降至50%，2000年降至40%以下，2005年为36.7%。

第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的城市化率是19.7%，1976年的城市化率是17.4%。毛泽东时代后期的中国城市化是开倒车的。而在邓小平时代，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4%升至2005年的43.0%。恩格尔系数和城市化率，这两个经济数据是普通人也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较不容易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