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全和自由两个方面来看，毛泽东时代也比其他时代表现更差。1949年之后，中国人受外国人的欺负是大大减少了，但也没有完全绝迹，例如苏联专家、非洲太子党对于中国妇女的骚扰。然而，他们受本国政府、单位领导、“成份好”的人的迫害、摧残却是空前的。三年“人祸”中饿死的中国人超过了八年抗战中死于日本鬼子手下的中国人。由于政治原因被杀、被关、被管、被斗、被批的人超过一亿。1969年，如果没有美国的援手，中国差一点就受到苏联“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在别的时代，言论出版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人们没有说真话的充分自由；而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连不说假话的自由也没有。这是极权主义时代和威权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区别。今天，人们深恶痛绝威权主义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没有任何理由去缅怀极权主义体制。

艰难的回归

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梁启超时代是那一横，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是那一折，邓小平时代是那一撇。但这一撇只写了一半，所以这个“之”字显得还很难看。

胡适指出，梁启超时代的现代化目标是：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代议政治。在邓小平时代，“反自由化”给第一个目标打了大折扣，保留大批垄断性国营企业给第二个目标打了中折扣，第三个目标则压根还没有确立起来。邓小平在1980年代说，中国将来也是要搞直接选举的，但是要等到五十年以后。如果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迟到2030年代，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上被人另眼看待和猜疑防范的境遇，那时四五运动所开启的回归之路会不会半途而废，就不好说了。

在1980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过实行全面改革即宪政改革的机遇。当时，在高校竞选运动的竞选纲领中，在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庚申改革”方案中，都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新闻出版自由、社团自治、人大直选、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主张。但是，邓小平出于种种原因s压制了宪政改革，仅仅启动了经济改革。这就造成了在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创新机制的建设上，至今在许多方面还没有恢复到梁启超时代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我们现在还没有五四时期的新闻出版自由，还没有教授治校和独立的学会，还没有省自治法和省议会，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会、工会、农会，还没有富有活力的民间慈善机构……回归中国近代宪政传统和现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路还很崎岖和漫长。

笔者把21世纪的中国道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前半个世纪）的主题仍然是回归——回归世界现代化主流，建立一个强大和富裕的民主共和国。第二个阶段（后半个世纪）的主题中会有更多创新的成分，中国人将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生态、世态、心态问题上，给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打下深刻的中华印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学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等到十几亿中国人的心灵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开放，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将会引领世界潮流，为全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