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那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那里就根本没有人了。” “三藩之乱’ 新论 罗进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贵州遵义563002) 摘要：本文不以传统之是非为是非，通过对此事件原委的钩沉。揭示了“三藩之乱”除了具有传统意义之外。还蕴藏着久被人们所忽视的内容即反清的合理性和对道德人文关怀的渴求以及在命名方面的不够严谨性。 关键词：三藩；吴三桂；理性；人文关怀 根据当前史学界所流行的说法，“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和平南王尚可喜。康熙十二年(1673)底，此“三藩”先后起兵倡乱，这场事变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陕西、甘肃、湖南、江西、浙江等十余省，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这就是史乘所说的“三藩之乱”。对于“三藩之乱”的看法，康熙时就已形成定论，认为此事变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是一场“叛乱”，它背离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发展潮流，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自此以来的二三百年间，人们对此事变的看法都囿于这一成见。实际上，也就是对前人认识的简单重复，好像这已成为“铁案”。由于吴三桂是此事变的元凶，理所当然，他被以“逆贼”和“逆臣”之名镶嵌在历史的耻辱簿上。诚然，作为此事变中的获胜者清王朝，他们既有权力也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历史之椽握在他们手中，又加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然而，历史的脚步已跨入今天，清王朝已变为博物馆里的古董，如果我们仍然恪守古人之窠臼，则未免对此事变的看法过于简单化。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实际出发，以“理性”为圭臬并兼及道德中的人文关怀，客观公正地对此事变的原委进行钩沉，希冀人们在重新审视“三藩之乱”时，多一份“理性”和道德人文关怀，从而使历史事件借助于合情合理的解读回归本原。 在认识“三藩之乱”时，古人在理性和道德两方面都存在着孤立片面、以偏盖全等形而上学的错误。在理性方面，只看到“三藩之乱”的巨大危害而无视其合理性；在道德方面，只强调“臣事君以忠”而忽略了“君使臣以礼”的前提。这样，“三藩之乱”被扭曲失真、名不符实也就在所难免了。 首先，从理性角度来考量，“三藩之乱”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当时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从而在一定时期内阻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这是不争的实事，毋庸赘述。但这只是此事件的一个方面；如果进一步探究“三藩之乱”产生之缘由以及此后康熙所采取的一些善后措施，我们就会发现“三藩之乱”蕴涵着不少合理性的成份以及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伟力。 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各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内部的根据也有外部的条件。从内因来看，以吴三桂、耿精忠等为代表的三藩集团维护政治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是“三藩之乱”发生的根本原因。追本溯源，吴三桂、耿仲明(耿精忠之祖父)和尚可喜是三藩集团最初的核心人物，他们原来都是明朝的将领，在明清鼎革之际，迫于无奈先后降清。在清王朝入主中原、定鼎天下的过程中，这些故明将领对新主人的确披肝沥胆、西征南讨，如果说大半个中国都是他们替清廷打下来的也毫不为过。故顺治元年(1644)，清廷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康熙元年(1662)，又晋封吴三桂为亲王。在晋爵亲王方面， 吴三桂可算是清有史以来汉人中的第一个；顺治六年(1649)，清廷又封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康熙十年(1671)，耿精忠(耿继茂之子，耿仲明之孙)承袭靖南王。这样，他们就演变成为清朝的权贵和开国元勋。 但三藩集团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清朝新主子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恰似一种主雇关系。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认为凭借其显赫的战功从新主子那里换取富贵和权力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由于他们是从半途参加这个政权，新主子和他们之间没有形成一种共存亡、同生死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他们以鲜血和汗水换得的丰厚报酬一旦被剥夺时，翻脸不认人、孤注一掷和铤而走险往往就会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对于清王朝将会失去什么，他们并不介怀，他们只在乎“一分钱买一分货”的公平交易。这就是商品经济规律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其所包含的合理性也是不可否认的。 再从外部条件来看，“三藩之乱”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是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的外部动力。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刚一举起反清旗帜，就立即得到当时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广泛支持。譬如：明朝皇室、遗民和部分知识分子趁势而起。明皇室朱统铝“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踞山谷”(卷69)啪；以永历正朔为年号、盘据台湾的郑经致函吴三桂道：“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卷下)121这表明他愿与吴三桂联合抗清，接着，他又调兵遣将直指闽浙沿海一带；启蒙思想家顾炎武赞誉吴三桂起兵是“碧鸡竞长呜”，且因挚友归庄过早辞世而叹息道：“悲哉君不闻”(卷4)，这诗句饱含着作者惊喜交加之情。又如，当时的农民和奴仆也不甘落后，纷起响应。史载，江西“山寇”此伏彼起，其中袁州府失去土地和户籍的农民“乘机窃发，斩竿竖旗”(卷6)，给予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清初反清武装首领杨起隆利用“京师汹汹”之机，冒充崇祯皇帝的三太子，领导奴仆和佃户“千人”，号称“中兴官兵”(卷1)阎，要求人身解放，开展反清斗争。再如，汉官和汉兵不堪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也改旗易帜。当“三藩之乱”兴起时，贵州和四川的巡抚和提督，广西和陕西的提督以及湖南等省的绿营官兵等，都毅然策应。康熙十三年(1674)，湖北襄阳总兵和郧阳副将不仅起兵反清，还“遣使告(郑)经，仍用(南明)永历正朔”(卷258)此外，四川的部分土司、苗民、察哈尔蒙古布尔尼等少数民族也遥相呼应。 对于以上异乎寻常的现象，人们不免会发出质疑，既然以吴三桂、耿精忠等为代表的三藩集团挑起“三藩之乱”，是为了保护其既得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是对朝廷的公然背叛，何以会获得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如此广泛的声援呢?推究其原因不外乎二点： 其一，传统的“夷夏之防”在广大汉人心中已根深蒂固，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广大汉人宁愿由自己民族中的强人来统治，也不肯屈就于一个异民族对他们颐指气使、指手划脚。“三藩”起兵反清，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普遍心理情结。如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痛责清王朝“窃我先朝神器，变中国冠裳”(卷下)[71，并宣称要“共奉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卷下 。他的目的就是利用千百年来在人们心中所积淀的“夷夏之防”，以挑起汉人的复仇心理。 其二，清初的统治不得人心。清兵南下时，成千上万的汉人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如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几乎都是在斩尽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的。如此深仇大恨，他们不可能轻易淡忘。再加上，新来的统治者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福音，相反，千方百计、鱼肉他们。旧仇加新恨，莫不使他们义愤填膺。他们对吴三桂起兵深表认同，恰是这种满腔义愤的总爆发。对此，就连清圣祖康熙也毫不隐讳地说：“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卷99)t 由上分析可知，断言“三藩之乱”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意愿其实也不尽然。 我们避开“三藩之乱”的发动者主观动机不谈，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在一定时期内代表了广大汉族百姓的心愿，带有鲜明的民族矛盾和斗争的政治色彩。因此，它包含着许多合理性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三藩之乱”结束之后不久，就产生出了战争的伟力。中国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说：“战争具有一种伟力，它能把那些用行政命令而无法消除的陈规旧迹一扫而尽。”(下《独树一帜三》)“三藩之乱”也不例外，它以一种罕见的力量打碎了清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部分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迫使清统治者不得不“与时俱进”，实行新的政策。“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认真总结了其历史经验教训，他在《南书房记注》卷九十九中说：“朕阅历代史册，见开创之初及守成之主，政简治约，上下臣民有所遵守。末世君臣变乱成法，朝夕纷更，终无补益。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进而认识到“久乱之民思治”和“恤兵养民”的道理。就在此理念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例切实可行的措施。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废除；康熙二十四年(1685)，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结束了这项秕政(第2章《建立全国统治的努力》) ；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后，“逃人法”日益松弛，直到最终被彻底废除。这些激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法令的终结或放宽使社会秩序渐趋平稳，民族矛盾也得到了缓和，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在无形中就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又例如：“三藩之乱”后，湖南和湖北的康熙十三至十七年(1674一l678)“近贼地方额赋”和云南的康熙二十年(1681)之夏粮全部免除。另外，还招抚流亡农民，由当地政府部门贷之以生产工具、耕牛和种子；奖励垦荒，对“三藩之乱”中所荒芜的大量土地实行“招补开垦”的办法，而且对荒缺过多的地方暂时“开除额赋”(卷首)【。0】等等。所有这些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都是在对“三藩之乱”进行认真反思后所采取的明智之举，对于促进东南、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根据以上解读不难发现，“三藩之乱”并非全然是一件坏事。 诚然，每一场战争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其中生命的巨大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是避免不了的，但若从社会长远发展来看，付出某种代价能换来整个社会的持久进步，也是值得的。其次，从道德的视角来看，“三藩之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缺乏一种道德的人文关怀。此事变的主要责任理应由圣祖康熙来承担，他在处理三藩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违背了“君使臣以礼”的道德前提。孔子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君臣关系是双向的、对等的，其中，礼臣是忠君的前提条件，即没有“君使臣以礼”的前提，就没有“臣事君以忠”的结果。故孟子道：“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从古人的深邃哲理中，我们不难洞悉其所蕴藏着的丰富人文关怀。然而，康熙在处理三藩问题上，恰恰割裂了君臣之间的正确关系，把双向对等的君臣关系变成了单向不平等的君臣关系。换句话说，作为君只拥有权力，而不尽义务；作为臣只尽义务，而不赋予其权力，这样，就使君臣关系中所包含的道德人文关怀不复存在。诚然，康熙漠视“君使臣以礼”这一君主义务实质上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那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那里就根本没有人了。”(卷1)尽管如此，但康熙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总代表，在解决三藩问题中出现决策失误，他是难辞其咎的。本来，作为三藩集团核心人物之一的吴三桂，他并不曾有起兵反清之意。史学家李治亭说：“吴三桂自受命镇守云贵，就有一个长远打算：他要世世代代以云贵为家，把这一广大的肥土沃野作为他及其子孙的世守藩地。他一心要仿效明朝的黔国公沐氏，做清朝的‘黔国公’，与清朝相始终。”(下《独树一帜一》)可见，世守云贵是吴三桂终身所求，这也符合清朝人关时向他所许下的承诺：裂土封赏。当初，多尔衮在致吴三桂的回函中写道：“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其实，这可算是清统治者实施“君使臣以礼”的最实在表现，也可说是吴三桂对清纳诚效忠的前提条件。 即便如此，吴三桂对清朝有朝一日违背其诺言、改变其政策也不无担心。当其恩师洪承畴离开云南之日，吴三桂就向他密求固守之策。洪承畴向他秘授了一条九字真诀：“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卷3)02]此话确实意味深长：如果云南社会秩序稳定，设藩王镇守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个道理，吴三桂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在云南不断地“无事生非”。其中请兵进缅和计捉永历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杰作。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吴三桂的心事。虽说吴三桂是武将出身，但他对历史上不断上演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等一幕幕惨剧不会不清楚。事实上，吴三桂对朝廷的疑虑也并非杞人忧天。表面上看来，清朝迫于形势不得不对吴三桂等汉族将领极力笼络，使其位尊权重。但内心里却对他们时时提防。当他们统领大军南讨时，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尚可喜的第三子尚之隆、耿继茂(其父耿仲明已去世)的第二子昭忠和第三子聚忠都被作为“人质”留在京师(卷26)”。还有，康熙七年(1668)，圣祖康熙亲政，他还“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厘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卷154)t”。 由上可知，清朝廷与三藩之间互相猜疑，已是不言自明。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公开化。正当吴三桂志得意满、做着世守云贵美梦的时候，清廷却在积极筹画撤藩事宜。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自请撤藩，从而拉开了撤藩的序幕。针对这一意外情况，康熙深感求之不得，欣然批准。吴三桂和耿精忠获悉此消息后，心中惶恐不安。为了以退求进，吴三桂和耿精忠都违心地先后给康熙各上了一道自请撤藩的奏疏，以试探朝廷虚实。讵料弄巧成拙，康熙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俩的撤藩申请。当批准撤藩的命令传到云南时，吴三桂顿感茫然、不知所措。他长期盼望朝廷会让他世守云贵的美梦转瞬间化为肥皂泡，清朝廷对他的崇高礼遇，除了“亲王”这个空头衔外，将失去实质性内容，他将从权力的高峰迭人权力的低谷，他将从人生的辉煌走回人生的起点，他内心里确实有一种被欺骗、被抛弃的感觉。当然，这一感觉，耿精忠也不会例外。那么，他们还能一如既往、忠于大清吗? 对此，我们不妨从“礼”的起源及其与“忠”的关系来解读。唯物主义思想家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所欲，有所欲必有所求，当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争夺，其争夺的原因是“求而无度量分界”，因此，必须用礼来进行疏导，从而达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可见，礼起源于养人之欲，它是针对人生之欲而产生的。那么，人欲是什么?苟子还认为，人之本性是“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由此不难推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实质上就是对人性的充分肯定，是道德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礼是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分不开的，否则，礼就变成了抽象的道德躯壳，有其名而无其实。然而，撤藩不仅从根本上触犯了三藩的既得利益，而且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对于前朝之事，康熙既无经历亦无体验，他不懂得在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如何珍惜与三藩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护三藩的既得利益即如何履行“君使臣以礼”的义务。而撤藩表明“君使臣以礼”的义务烟消云散，既然礼臣又是臣忠的前提，那么，“臣事君以忠”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三藩之乱”也就在所难免了。因为撤藩对三藩集团属下数百万人的前途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吴三桂就对云南华丽的宫殿、丰厚的产业、娇艳的美女和显赫的权位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吴三桂的部下对在云南所拥有的一切同样难以舍弃；吴三桂及其属下数万人早已心仪于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安土重迁”已成为他们的普遍心理。这样，利益的诱惑与民族情感交织使全军上下发出了同一个声音，用武力对抗撤藩，用刀箭反抗清朝。由上分析得知，在解决三藩问题上，康熙不顾“君使臣以礼”的道德人文关怀，这是“三藩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康熙应该负主责。而传统史家无视道德中的人文关怀，把一切责任归咎于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头上，是有失公允的。 最后，“三藩之乱”名不符实，在命名方面，有不够严谨之嫌。通过对“三藩之乱”原委的钩沉，我们就会发现有两点名不符实。其一，在三藩之中，其实，只有吴三桂和耿精忠先后叛变，而尚可喜始终按兵未动。清圣祖康熙在撤藩之前曾说：“撤亦反，不撤亦反”。实际上，也不尽然。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为由自请撤藩。当然，他申请撤藩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年老多病”，而是其子尚之信素来强悍，不守礼法。史书云：其子尚之信在广州“暴横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卷1 。而尚可喜对他却束手无策，因此，他担心其子招惹是非，殃及宗族，一生殊荣化为乌有，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同时，也表明尚可喜自请撤藩与吴三桂和耿精忠不同，吴、耿二人自请撤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朝廷对他俩的疑虑，而尚可喜自请撤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其长子平素不法行为可能带来的不测之祸。也就是说，尚可喜自请撤藩，其内因是主要的，而外因则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当圣祖康熙的撤藩诏书传到广州时，尚可喜并不感到愕然，而是言行一致、积极准备迁移事宜。史书记载云：可喜“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遂陆续题报启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尚可喜不仅断然拒绝参加吴三桂发起的叛乱，而且将他派来游说的两位使者及其“逆书”一并押送北京，呈报朝廷(卷47)t”。这就表明了尚可喜不与叛乱者为伍的坚强决心。 当广西的孙延龄、福建的耿精忠从叛之后，尚可喜向朝廷上疏以澄清事实，跟他们划清界限。其疏日：“孙延龄伪檄有‘三藩并变’之语，闽省又倏告变。臣与耿精忠本系姻娅，不能不跛躇于中。窃臣叨王爵，年已七十有余，虽至愚极陋，岂肯向逆贼求功名富贵乎?惟知捐躯矢志，竭力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卷47)又表明了尚可喜大义灭亲的情怀。尚可喜对朝廷的这一忠诚，其实，也得到了康熙的极力认可，康熙在给兵部的指示中说：“平南王尚可喜，累朝勋旧，久镇疆，劳绩茂著。自吴逆叛后，尤能笃守忠贞，殚心筹划，屡抒谋略，保固疆圉。事平之日，从优议叙。”(卷47)t 】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圣祖康熙为嘉奖尚可喜对朝廷忠心耿耿，晋爵他为亲王。这样，尚可喜就成为继吴三桂之后，得此最高爵位的第二位汉人。 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在吴三桂的诱惑下，尚之信发动兵变，软禁其父尚可喜，实际上夺取了平南王之权。对此，卧病在床的尚可喜气愤不已，而一切又只能听任其长子摆布，病情愈益加重。延至同年10月29日，尚可喜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圣祖康熙得悉尚可喜辞世的消息后，无尽悲叹地说：“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闯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卷67)t 】由上陈述可明，尚可喜作为“三藩”之中的一员，他始终未曾参与叛乱。如果我们不顾历史事实，将他与吴耿二藩同列而论，确实有负古人之忠心，又不明来者之教化。同时，对历史研究有不够严谨之嫌。 说到这里，有人会提出质疑，尚之信夺取其父平西王尚可喜之大权，并参与吴耿二藩之乱，难道不能算为一藩吗?此质疑确实有几份道理，尚之信参加吴耿二藩之乱确是实情，而且真有藩王之实。但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尚之信袭夺平西王之权这一既成事实，从来没有获得朝廷乃至其父的认可。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人最讲究“名分”二字，故尚之信不能算为一藩。这就像西太后慈禧有“垂帘听政”之实而没有皇帝之名一样。其二，“三藩之乱”中的“乱”字，从字面上解读，无疑是一个贬义词；从内容上来审视，传统观点认为，“三藩之乱”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是一场“叛乱”，它背离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发展潮流，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果以此来解读“三藩之乱”，当然，名实相符。但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性上来看，“三藩之乱”蕴含着许多合理性的因素，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战争伟力；从道义上来看，“三藩之乱”是对专制制度轻视人性的否定，是对人文关怀的渴求。这些在前文已有详论，故不赘述。对于“三藩之乱”，还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评价比较公允，他说：“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 慨然如此，综合上论，我们将“三藩之乱”改称“二藩之战”或“二藩之役”，岂不更为实至名归吗?无独有偶，明初的“靖难之役”与“三藩之乱”一样，也有名不符实之嫌。所谓“靖难”，用明成祖朱隶的话说，就是平定祸难之意。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曾写道：“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以此为借口，指斥建议削藩的朝中大臣齐泰和黄子澄为奸臣，于是，打着“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并称其军为“靖难之师”，从而发动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争。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很显然，朱隶作为明初的藩王，为了对抗中央的“削藩”政策，不惜以下犯上，按照儒家正统观念来看，称其为“贼臣”或“逆臣”，一点也不为过。那么，他所说的“靖难”又从何谈起呢?究其原因就是：历史之椽撑握在胜利者手中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为人们的定势思维。 综括全文，通过对“三藩之乱”原委的钩沉，我们发现，此事件原来并非尽是传统意义上的“三藩之乱”，它除了具有传统意义之外，还蕴藏着久被人们所忽视的内容即反清的合理性和对道德人文关怀的渴求。同时，在命名方面，“三藩之乱”有不够严 之嫌。当然，我们对“三藩之乱”进行全面合情合理解读的目的，并不是为它翻案，而是为了更好地遵循历史实事，探寻历史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原因，以揭示其规律性，望后来者能够从中产生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