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战乱频仍，但由于那时没有户口的限制，祖父早已对迁徙习以为常，固然常常是不得已的。

       傅作义起义后，祖父及全家正在北平。新政府要祖父留下工作，“工资”是每月170斤小米。祖父哈哈一笑说：“那还不够我坐车的……。”于是离开北平又在西部和成都转了好几个月。最后不得不又回到北京。同时，父亲也在北京工作了。

        1950年代中，祖父迁回太原。父亲继续留在北京。经介绍并和正在上中学的母亲订了婚。父亲要把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母亲不愿意。理由是：不想离家太远，主要原因是正在上学；并说：等毕业后再迁户口不迟。

        谁曾想，城乡户口制度出台了。 那时的人对此大都稀里糊涂，毕竟这种制度是当时的人们前所未见的。

         很快地，后果显现了。母亲不能再进北京，父亲只得从北京迁回太原（据我所知，户口迁移的原则是从高[大城市]到低[小城市]、从城到乡；逆向以及平级迁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不仅如此，由于母亲当时的中学所在地在农村，所以她毕业后的户口就必须留在农村。

         城乡户口制度还有另一个妙处, 即：孩子的户口必须随母亲。原因当然是不鼓励城市男性找农村女性。就这样，飞云兄弟姊妹就成了天生的贱民，而且是最下层的贱民。

       在这之前，人们或许偶尔会调侃一下乡下人，但是没有歧视。因为乡下人进城太容易，城里人住乡下太平常。我们那里有很多逃荒的山东移民，他们说山东方言，盖山东式民房，聚族而居，并和当地人友好相处。飞云小时非常纳闷山东人逃荒来到晋中是谁给他们办的“户口”。殊不知，他们迁来根本就不需要户口。

       飞云在村里属于手无缚鸡之力之辈。成分虽是“干部”，可是无法抵赖村里的五七干校是财主大院等“铁证”。在阶级斗争的岁月里，每当回家对父亲述说受到的歧视和压力时，父亲就把韩信的故事给讲一遍。其实他也有压力啊。

      村里广播叫社员们领粮。去早了，分粮人嫌你太积极；迟点去，人家说，嗬架子不小啊！

      阶级斗争还在讲，飞云进城上高中了。心里暗暗庆幸：这下大约可以隐瞒咱的“财主”历史了。偷乐的笑容还未消散，飞云就及时听到了自己的新别名---- “山汉”。

    落实政策了，弟妹们变成市民户口了，单单留下了超龄的飞云。

     飞云考上了大学，终于挤进了“市民”的行列。为了感受一下刘备、孔明，去了成都。飞云又庆幸了一回：阶级斗争不讲了，带口音的普通话总没有什么破绽了吧？过了没几个星期。优越感特强的四川同学说话了：你们那高头，除了煤啥子都没得…….。年轻的飞云学习诸葛好榜样，常常给他们来个舌战群不儒……。

户口啊， 户口。你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