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完)

1945年8月6日，广岛市遭到了原子弹的袭击。
3天后的8月9日，这次是长崎市。
老冰一直觉得日本被原子弹袭击这件事有点怪怪的：早在1941年石原莞尔就指出了原子炸弹的作用，怎么日本又被这个原子炸弹给炸了呢？
其实石原莞尔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又不是什么物理学家。什么事儿连他都知道了，还能有谁不知道呢？早在30年代，使用核裂变能量制造炸弹的可能性就已经是常识了，和现在差不多。
只是在天然铀中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的铀235的比例只有0.7%,如何提炼出这0.7%来才是问题。这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
日本军队对铀炸弹（那时还不叫“原子弹”）真正感兴趣是从1940年3月开始的。当时的陆军航空本部部长安田武雄成立了一个班子研究铀炸弹，得出的结论是用铀235制造的炸弹会有巨大的破坏力是事实，安田就报告了当时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研究的结果。东条英机听了以后说：“那让专家们去研究研究看看”。
得了东条的许可，安田就去找“理化学研究所”。这个“理化学研究所”成立于1917年，是一个官办的研究机构，但也做点研究结果的买卖。从研究酿酒开始，第一次作的买卖是1924年从鱼肝油里提炼出来的维生素A。到1930年代已经很有规模了。1929年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狄拉克就已经访问过这个研究所，当时理化学研究所在高能物理的研究上有了一定的经验。
受安田的委托，理化学研究所的仁科芳雄教授花了三年时间最后于1943年5月交给安田一份报告。内容大体是：
1．一公斤铀235的爆炸能量相当于1万8千吨火药。
2．分离铀235最好用热扩散法。
3．仅仅从技术上来说，制造铀炸弹是可能的。
这份报告最后还是上交到现在是首相的东条英机手里去了。
当时日本还有点“大胜”的余韵在，中途岛和瓜达卡纳尔岛的失利还没有让东条联想到“败战”，所以在看完报告以后就是发了个原则性的指示：“这个东西有关战争的胜负，赶快去搞”。
和过去一样，海军也在搞，而且很保密，不让陆军知道。海军是由海军省下属的舰政本部在干，找了一大堆牛人，如后来日本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京都帝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创立“坂田模型”极获先帝爷赞赏的名古屋帝国大学的坂田昌一教授等人。
但是那些教授们做的全是理论研究。战争期间经费困难，学术研究不容易，正好逮着了肯出钱的主儿，那些教授们可高兴了。这就是汤川秀树教授在1949年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原因，日本即使在战争期间物理研究也没有中断。
真正想要“铀炸弹”是在塞班岛失守以后，所谓“绝对国防圈”被撕了一个大口子，东条英机急了，找来兵器行政本部部长菅晴次中将，要他赶快拿出所谓“决战兵器”，也就是铀炸弹来。扔到塞班岛去，让那些可恨的美国鬼畜们去见上帝。
菅晴次中将把这件事交给了“八研”（兵器行政本部第八研究所）去干，说是“不管用什么方法，赶快找10公斤铀来”。
就从这时候开始，所谓“秘密兵器”“决战兵器”什么的单词时不时就会从参谋本部的人嘴里出来。好像就等着天晴去郊游一样，没几天就有了那个“铀炸弹”，往塞班岛一扔，像石原所讲的一样：“战争就结束了”。
所以一个月以后东条被迫下台，原因很多，但是这个“决战兵器”好像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扳不回来赌本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可不是没有希望嘛。首先，原料就没有。八研动员了本土，满洲，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全部力量，从1943年夏天开始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在马来半岛找到了铀矿，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了制海权，就是挖出来了也运不回来，指望不了。
好像是天无绝人之路。1944年11月末，在福岛县石川郡石川町找到了铀矿，这一下总算解决了原料问题。有人就开始计算了：要10公斤铀235，就得有500公斤氧化铀，就得采五十三万吨矿石。劳动力呢？
陆军省想了个办法，让文部省出面找中小学生去采矿去，采矿开始已经是1945年4月了。离美国人扔原子弹还有4个月。
仁科芳雄教授不是说了分离用“热扩散法”吗？那边就准备做两个同心的金属大圆筒，在里面加入气化的铀，轻的铀235会浮在上面这样分离，当时情况已经很困难了，找不到材料。但是陆军还真是想这个“铀炸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能做大圆筒的材料。
美国人就不肯让日本人过安生日子，1945年3月10日的东京大空袭，把那作圆筒的材料又给炸没了。这一下，就算有了铀矿石也玩不转了。
玩不转也要玩，于是小孩子在这边开矿，大人在那边找圆筒，忙得正欢的时候，6月28日来了一道命令：“不干了”。
这是怎么回事？

大本营的参谋们成天往兵器行政本部和理化学研究所跑，态度好点就只是问问:“决战兵器到底什么时候才出得来？”，态度要不好的就干脆扣大帽子了：“外国人要是抢在日本人前面做出来了怎么办？”“你们是不是皇国精神太不够了?”
虽然是财神爷，可这像苍蝇似的也太讨厌了，以为做原子弹像你们这些丘八切腹自杀那么简单，把刀往肚子里一捅就行了？仁科教授腻味透了，就干脆采取了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仁科报告中说，按日本目前水平及条件，即使有了矿石和设备每天也只能分离出一毫克铀235。想凑满做原子弹所需的10公斤的量需要数万年时间。但是不要泄气，日本做不出来，同样美国也做不出来。就算美国的生产能力是日本的一百倍，也需要几百年。所以就别去瞎想了。
这就是麦克阿瑟一到日本就把理化学研究所改组成株式会社的原因，也是任命仁科教授为首任社长的原因。这同时也是大本营在广岛遭到了原子弹以后一开始不承认是原子弹的原因，他们当时是懵了。
所谓“病急乱投医”，当时日本陆海军这种所谓“决战武器”的开发还有什么气球炸弹什么的，说是能飘到落基山脉去放火。但那是幌子，实际上是想打生物战，装上“石井部队”（就是那支是中国人都知道的“731部队”）的鼠疫，霍乱什么去播洒。
这是陆军自己开发的，还有些聪明人知道大本营的心思上门去忽悠的。比如有位说他能发明“中子射线”，打飞机一打几个准。这时候的大本营是不给棒槌都能看成针的，不要说你还说你有棒槌了。赶快就给钱给人给地方，让他赶快把那个“中子射线高射炮”弄弄出来。
参谋们不懂技术，但是总还有懂技术的吧？怎么没有人看得出来？陆军有懂技术的，来源主要是三种。一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中理科成绩好的再送到帝国大学去进修，一种是给予民间的技术人员以军籍，还有一种是直接在帝国大学毕业生中招人。不管哪种人应该说质量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谁又能对这种“中子线高射炮”说声不呢？本来科研和忽悠的区别也就只在最后能不能出成果，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凭什么说人家是骗子？万一人家是天才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己也没什么成果，多几个混蛋做做伴也不显得孤单。到挨军部骂的时候人多不难收。
后来麦克阿瑟听到了这个研究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日本人居然研究到了这一步，喜的是总算上帝保佑阿美利加，这个研究成果要落到美国人手里了。结果找来一问，发现整个一个骗子，轰出去了。
这边日本人什么都拿不出来，那边美国人在广岛长崎扔的可是如假包换的真原子弹，就算大本营刚开始不承认，马上也明白了。这次不找理化学研究所了，找八研。让他们赶快分析一下美国可能有多少原子弹。
八研的山本洋一技术少佐接受了任务以后，用能收集到的资料算了一下，结果吓了一跳。美国的铀矿石主要来自加拿大北部，那地方1939年的产量是一万吨铀化合物。按铀235含量0.8%计算的话一年可以弄到30吨铀235，一个原子弹用30公斤铀，美国就可以造1000个原子弹！
天哪，这个倒霉的美国鬼畜居然有1000个原子弹？不对，他们粗制滥造，废品肯定不少，就算废品率是50%，那也有500个，起码有250个。
所以山本少佐向大本营作战指导课提交的报告是美国可能还拥有250到500枚原子弹。大本营也吓坏了，这个数字太大了，不能提到御前会议上去。大本营就瞒蔽了下来，但是大本营的参谋们都知道了这个数字，所以不敢再提要坚持战争，“一亿总玉碎”了，继续战争的意志被这个数字完全摧毁了。
战后GHQ（联合国占领军总部）的军官找到山本调查此事，问山本的计算根据。最后告诉山本：“其实只有5枚。试验，广岛，长崎是三枚，一枚在运搬过程中被日本潜艇击沉海底，最后的一枚本来是准备在8月15日中午12时投放在东京大冈山的上空的”。
战后在日本大学理学部担任教授，金属防锈的世界著名权威的山本洋一回忆说：“不知道那是不是事实”。
其实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以前，大本营已经几乎放弃了本土决战的构想了。六月初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去满洲调查如果苏军打过来，关东军能坚持多久。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很明确地表示：“关东军只能打一次会战，以后就不行了”，意思就是：关东军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海军的长谷川清大将也在几乎同时视察了日本国内的海军。军舰没有了，只有纤维板做的摩托舢板叫做“震洋”，堆了炸药说要去炸美国的航空母舰。水手都是些小孩子，很豪迈地向长谷川大将表示起码能炸掉大半个美军舰队。
长谷川大将可不是小孩。
6月9日和6月11日，梅津大将和长谷川大将分别向天皇报告了所看到一切。可能是第一次吧，如实地报告了。
所以在1945年8月14日的最后的御前会议上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15日中午的“玉音放送”传达了大日本帝国臣民，大日本帝国陆军和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无条件投降。

汉字词汇是很有趣的，日语里的汉字词汇也一样，有些时候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比如“昭和军阀”这个字很简单，指的就是这里说的那些策划，进行最后输掉了那场给大半个亚洲也包括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的战争的那些人。主要就是指那些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日本陆军的参谋们。

而“昭和史”则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昭和史”在日语中指的不是“昭和天皇在位期间的历史”，而是指的从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时间的历史。

昭和军阀们创造了昭和史，而昭和史也随着昭和军阀们的灭亡成为了历史名词。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大本营陆海军部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USS MISOURI BB-63）的甲板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根据联合国占领军总部（GHQ）的命令，大本营于9月13日废止。其中枢部分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于10月30日正式消灭。陆军省和海军省也于12月1日被撤消。指导了日本军队的战争组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等待着那些指导者的是历史的审判。

一般来说，那些参加了战争的日本军人们的命运分为六种：

1．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的高级军官。

2．被指定为乙丙级战犯的高级军官和士兵。

3．被GHQ重新起用的高中级军官。

4．回到家乡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军官和士兵。

5．被监禁在国外的军官和士兵。

6．自杀的军官和士兵。

这里已经列举了一些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名单。但是坦率地说，真正受到追究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没有受到追究。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远东军事法庭起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日本文化，日本军制的缺乏了解。应该说，美军从战争开始以后就对于结束战争后的战犯处理作了大量工作，从收集情报到审讯战俘，列出了一个庞大的清单。但是美国人没有（起码当时没有）理解日军参谋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的“下克上”现象，而受其“政府管理军队，军队是职业军人的集团”这种西方固定观念的影响，在决定甲级战犯时是以政府关系为主。

因此与陆军省有关的高级军官（课长以上）几乎全部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而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却几乎没有受到追究。比如田中新一，服部卓四郎等人根本没有受到追究，服部卓四郎还几乎受命组建现在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队。

第二个原因是不少证据被彻底销毁，证人被封口。1945年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陆军军部就命令下属各部队，教育机关，附属机关销毁一切机密文件，各部队机关浓烟滚滚达数日之久。因此第一手极为缺乏，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参谋本部第一手资料几乎都是几位反对扩大战争的参谋们偷偷留下来的。

甲级战犯武藤章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战犯收容所里曾经召集所有战犯嫌疑人训话：“诸君要以特攻的精神把审判的被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了日本陆军和日本的名誉，决不能说是长官或者上司下达的虐杀俘虏和平民的命令。祖国绝不会抛弃你们和你们的家族”。

所以大量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他们的长官承担了罪名，默默地死去。

日本人有一个抱团的习惯，而且日本陆军除近卫师团以外均为“乡土连队”所组成。因此各地的“回乡军人会”之类的组织多如牛毛。而这些“回乡军人会”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时相同的层次构造，因此只要军官们下了“钳口令”，就很难指望有人能出来说明事实。

第三类是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陆军省和海军省在1945年12月1日被撤销后改名为“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主管被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各地遣返回来的部队和国内部队人员的复员工作。一开始被留用的都是原陆海军省的事务人员和文官。

但是从1946年年初开始，这两个复员省不断有原大本营的佐级参谋进出。那时是追查战犯风声正紧的时候，大多数参谋都改名换姓隐蔽了起来，因为听说是GHQ逮着参谋就枪毙。怎么这些参谋怎么如此大摇大摆地出入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们的头姓“森”，在GHQ总部的第一生命大厦不远的日本邮船大厦办公，门口挂的牌子是“复员省战史编撰室”，但实际上是从G2，参谋二部领取经费。原来这是G2下属的一个机关，后称“服部机关”，因为那位“森”不是别人，正是战败时驻抚顺的步兵第65连队长，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

谁也不知道服部和G2的维罗比少将是怎样搭上关系的，反正这个服部机关是越来越大。陆军有服部卓四郎大佐，杉田一次大佐（参谋本部美国课课长），原四郎中佐；海军有中村胜平少将（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大前敏一大佐，大井笃元大佐。顾问是有末精三中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参谋本部次长）。

他们在干嘛？表面上是因为军部的文件全部被烧，因此找来军部的人凭记忆编写战史。确实也是在写战史，以后以服部卓四郎一人的名义出版，书名叫《大东亚战争全史》。这本书是很有争议的一本书，因为是在美军的监督下由旧军参谋们编写的，所以除了歌颂美军之外就是替参谋们开脱。例如服部亲自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居然不见提起。

但是维罗比少将的真正目的还不在于此。维罗比少将是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收罗这批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重新武装日本，为反苏战争作准备。

服部机关有点像秘密帮会，真正的内幕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也许是永远的秘密。据说朝鲜战争中服部机关的成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已知成员的经历来看，几乎都有朝鲜半岛或中国东北部驻防或作战的经验。

1950年12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被编入联合国军赴朝参战。作为重整日本军备的第一步，麦克阿瑟向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了组建18万人的警察预备队的要求。

对这个要求，吉田茂没有拒绝。但是吉田茂首相坚决拒绝了维罗比少将的建议。

维罗比少将的建议是，这个“警察预备队”由服部卓四郎原日本陆军大佐指挥，还提出了另外六个原日本陆军高级军官的名单。

本来吉田茂的思想和维罗比接近，但在阻止旧军阀复活这点上和维罗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持自由派思想的GHQ民政部长惠特尼准将和吉田茂素来不对，这时候和吉田茂结成了统一战线，在麦克阿瑟面前拼命反对。

吉田茂在战时受过军部排挤，被特高警察和宪兵几次逮捕，所以对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旧军人深怀戒心。吉田茂推出的人物是原驻英武官的辰已荣一中将，就是那位被广田派去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说服了的那位。通过辰已荣一再集合了一批搞教育，兵站工作的旧军官，作战参谋佐级以上一个不要。

就是说现在的日本自卫队，确实流着旧日本军的血，但不是最坏的那部分血。倒是厚生省继承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的一部分衣钵。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后来成为了厚生省的第一复员局和第二复员局。

现在的甲级战犯靖国神社合祀问题，就是厚生省一手制造出来的。

第五类主要是指战后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那些关东军官兵，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苏联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六十万日军官兵作苦役。战犯是一回事，而波茨坦公告的第七条里是白纸黑字保证遣返日军士兵的。

这是一个谜。有几个说法，一个是老冰在前文提到过的斯大林对第一次大战中日本的西伯利亚出兵的报复，这种说法看起来未免有点荒诞无稽，只能作为强调西伯利亚出兵这件事本身的荒唐。但是从后面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而在日本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中一直有另一个一个说法：这六十万人是日本政府送给苏联作为战争赔偿的，根据是关东军投降时和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接洽投降事宜的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协议谁都不知道，而当时在场的关东军参谋濑岛龙三也一直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回忆录里对战俘的处理说得非常详细，但对关东军投降协议则一字未提，这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猜疑。

为什么要赔偿呢？战争期间最后的内阁首相铃木贯一郎曾经很认真地和苏联进行过交涉，指望苏联出面调停。当时许给苏联人的好处，是不是就是这60万关东军呢？因为一败涂地的日本再也拿不出东西出来了。

经常有人觉得奇怪，日本人从日俄战争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就在和俄国人过不去，怎么到现在反而想起请俄国人帮忙起来了。这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首先是病急乱投医，大难临头看谁都是观音菩萨。其次就更加妙不可言，大正年间的日本人像杉山元们几十年内老琢磨着要打俄国人，但莫名其妙的同时又对俄国人很有好感。像铃木贯一郎首相就说得出让谁听了都要昏过去的胡言乱语：“斯大林的体格和西乡隆盛很相像，都是大肚子，肯定都是重情义的好人，会帮日本忙的”！

人家重情义就非得帮你忙？你这几十年都干了些什么？日本的思维方式可不这样想，日语有一个字叫做“思い込み”，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认为是现实了。像现在的靖国神社问题也是这样的思维逻辑：“我现在要和你亲近了，你怎么不和我亲近呢？”

所以麦克阿瑟元帅有一句是日本人就知道的有名的话：“日本人只有12岁”。

一点不假。

到了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人们一般倾向于是在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之间曾经就苏联的受降区域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斯大林要求将北海道划归苏军受降，理由是当年的西伯利亚出兵事件（这就是西伯利亚事件报复说的根据），在被杜鲁门总统拒绝以后，作为泄愤或者交换，扣留了这六十万人达十来年。

最后一类就是战后自杀的，其实这自杀有两类。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唯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等。这类自杀还有“谢罪”的意味，不管他是向天皇还是向其他什么人。另一类自杀就是像东条英机，杉山元等人在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畏罪”的逃避行为了。特别是东条英机的自杀，就像一出活剧。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在看见美军宪兵走进院子敲门时才开枪自杀，使用的还是自己的科尔特22小口径手枪。就是说他不想死，怕死。

绝大多数的军人是属于第四类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像辻政信那样还是对政治，对国事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竞选参议员的，也有像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陆大27期首席）那样回乡修一间“反省小屋”，终生在此屋反省战争罪行的。也有像濑岛龙三那样投身商界，发挥参谋的才能，把一个原来小小的纤维商社，领导成一个荣据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业。

当然还有一些职业的军人，离开战场就无法生活的军人。他们在战后还是一直在寻找战场，亚洲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国共内战的时候，双方都有旧日本军人参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时候，苏加诺手下也有2000余名日本兵。

冈村宁次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叫做“白团”的旧日军军官援将组织，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从1949年末到1969年初，有一支名叫“白团”的援蒋日本旧军人顾问团在台湾活动，总数达83人。领头的是富田直亮少将（陆大39期，第23军参谋长），他的中文名字叫“白鸿亮”，因此叫做“白团”，当时旧军人是处于“公职追放”的时期，没有行动自由的，更不能出国了，这些人全是坐运香蕉的台湾船只偷渡去台湾的。

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其实也只是装作不知道，处在当时冷战时期，美国对于从东南亚到日本的防共包围圈十分重视，不如说“白团”的出现正中美国的下怀。

1989年，最后一名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在101岁的高龄死去，1955年被释放后，铃木贞一几乎一直深居简出，也没有像其他的参谋们一样著书立说，争吵不休。只是在1979年2月26日在NHK的关于“2.26”事件的节目中露过一次面，日本媒体评论说铃木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真的结束了吗？伤痕还没有完全平复。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每一记脉动，都还能让人感受到旧伤的痉挛。

有过一个国家，在30年内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国一跃跻身于列强大国行列；又过了三十年，这个列强大国变成了一片焦土。

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一个有趣的传奇。

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近邻。他的兴衰，给我们的先辈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我们不应该纠缠于历史，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

现在，中华正以20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势头在崛起。

在和平崛起。

我们需要学习，向前人学习。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的失败教训，也包括我们的敌人。

过去的敌人。

这就是老冰写本篇东西的本意。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的后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那是一场给几乎环太平洋的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为了类似的惨剧永远不再发生，追查那场战争的责任者，弄清那场战争的真相，是所有受害国家的责任。
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行的东京审判，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应该说那场审判是很不彻底的，首先就是战争责任不明。东京审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由于美国对日本文化的不了解，致使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战争罪犯都集中在日本军队的军政系统，也就是陆军省和海军省内，而二元化系统的日本军队的另一系统——军令系统，即大本营的参谋本部和军令总部内部则根本没有受到追究。
当时的日本的天皇，政治家，高级官僚，大众传媒，知识分子在战争问题上都有责任，但是日本军部在谋划，发动和进行那场战争中负有最大的责任，这是现在的共识。日本军部的产生，由来和发展，以及构成日本军部中最核心的那一群人，也就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那些精英参谋的所作所为，是解明战争责任的关键。不说明这个问题，只是用泛泛的原则论来解释，并不能对防止未来的战争有什么帮助。
和光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中人类就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不同，最近的世界大战离我们也有了六十年。但是这个世界还是个战争不断的世界，我们现在在和平崛起，为了我们在这二百年中受尽苦难的民族，我们需要发展，我们需要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这就是我们要研究历史的原因。
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单纯地纠缠过去，煽动仇恨，而是要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为了将来不再是过去的重演，这就是笔者的原意。
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在叙述历史，不如说是读史笔记。笔者试图从旧日本陆军产生，发展，暴走和灭亡的过程中寻找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那种脱离社会的精英教育，那种闭眼不看世界的对精神力量的崇拜，那种对历史不屑一顾的岛国意识，制造出了这么一个无知，狂妄，残暴而又不受控制的怪物。
这个怪物的历史，值得所有国家去注意和研究。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后记（第二稿）

日本人喜欢把那些飞扬跋扈，欺上瞒下，自以为是而又昏招迭出的人称为“大本营参谋”，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读卖新闻》发了一组专稿追查战争责任。不管追到哪儿，天皇也好，军部也好，政客也好，字里行间总要提起“大本营的参谋们”。
笔者和不少战争的幸存者谈起过那场战争，就会咬牙切齿地骂“大本营参谋”。
笔者现在在看有关日本学生运动的资料，对阵的双方，学生和校方互相攻击的一个罪名就是“大本营参谋”，或者“日本陆军参谋”。
在日本，就是极右派，也不敢公开说“大本营参谋”的好话。
这“大本营的参谋们”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一群人的出现？这群人又干了些什么？确实令人好奇。
仔细研究一下就会知道，那就是一批发动战争，指挥战争，最后又输掉了他们发动和指挥的那场战争的所谓“皇军的精英”们。
那是一场给几乎环太平洋的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为了类似的惨剧永远不再发生，追查那场战争的责任者，弄清那场战争的真相，是所有受害国家的责任。
怎么会有这么一群怪物。说他们是怪物，是因为用常识无法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很有必要追查这种思维方式是怎样产生的。
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行的东京审判，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应该说那场审判是很令人失望的，因为它很不彻底，首先就是战争责任不明。东京审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由于美国对日本文化的不了解，致使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战争罪犯都集中在日本军队的军政系统，也就是陆军省和海军省内，而二元化系统的日本军队的另一系统——军令系统，即大本营的参谋本部和军令总部内部则根本没有受到追究。
就是说不少战犯根本就没有受到追究，哪怕是作为战争犯罪嫌疑犯。
就是说远东军事法庭无法追究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根源和带来的灾难。
当时的日本的天皇，政治家，高级官僚，大众传媒，主流知识界在战争问题上都有责任，但是日本军部在谋划，发动和进行那场战争中负有最大的责任，这是现在的共识。日本军部的产生，由来和发展，以及构成日本军部中最核心的那一群人，也就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那些精英参谋的所作所为，是解明战争责任的关键。不说明这个问题，只是用泛泛的原则论来解释，并不能对防止未来的战争有什么帮助。
和光在上个世纪的头四十年中人类就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不同，最近的世界大战离我们也有了六十几年。但是这个世界还是个战争不断的世界，我们现在在和平崛起，为了我们在这二百年中受尽苦难的民族，我们需要发展，我们需要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这就是我们要研究历史的原因。
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单纯地纠缠过去和煽动仇恨，那是根本于事无补的。而是要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为了将来不再是过去的重演，这就是笔者的原意。
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在叙述历史，不如说是读史笔记。笔者试图从旧日本陆军产生，发展，暴走和灭亡的过程中寻找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那种脱离社会的精英教育，那种闭眼不看世界的对精神力量的崇拜，那种对历史不屑一顾的岛国意识，制造出了这么一个无知，狂妄，残暴而又不受控制的怪物。
这个怪物的历史，值得所有国家去研究和警惕。因为没有人能预言下一个怪物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现或者不出现。
日本帝国灭亡的经过及其原因，远不是这一本小册子能够概括的。在日本讨论战争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有一本书叫做《太平洋战争书籍目录》，16开的上下两册，密密麻麻的小字几千页。相形之下，我们是不是做得太少了一些？我们应该走出泛泛的议论，不仅要认真大胆地总结我们在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还要总结当年的敌人，日本帝国从中兴到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我始终认为，学习也包括向敌人学习，虽然已经是过去的敌人。
这本书不是战史，也没有选取更多的战例。有关单纯战略战术上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没有必要要我这个军事盲来妄加评注。笔者选取的是另一个侧面，一个很重要而又被我们疏忽了的一个侧面：旧日本帝国陆军在组织上的先天缺陷。旧日本陆军是一个游离于国家目标之外，不受国家政治控制的单纯武力集团，从一开始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就决定了不管表面上这个武力集团是多么强大，构成这个武力集团的成员是如何训练有素也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古往而来的军国主义没有成功了的，近代世界的普鲁士帝国和日本帝国的下场莫不如此。
但是这种注定失败的武力集团却注定要在武力的打击下才会消失，也就注定了其要向外扩张，暴走的性质。如何遏制这种无目的的武力集团的扩张是个很大的课题，这就是我认为张学良将军对于中华民族在那场战争中遭受到的灾难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原因，因为他在9.18事变前后太无作为了。而从这本书里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张学良将军当时奋起抵抗，即使他失败了（而看完了以后，大家会同意我的结论，就是这种可能性很小），昭和军阀们也必须随之修正他们的策略。不能够说昭和军阀们就会打消其侵略中国的野心，但是起码可以为中国民族争取几年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对战争有所准备，不至于后来在抗战初期像野草一样任人宰割。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华文明是领先于大和文明的。但是从近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应该承认我们在不少方面落后了。
落后不会永远，只要你在往前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以历史上没有看到过的速度在往前赶，中日的距离在拉近。这很好解释，因为我们可以吸取别人的经验。
在吸取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吸取别人的教训，这样可以少走弯路，让前进的步伐更快一些。中日两国都有儒教文明的传统，相像的地方不少。所以笔者认为研究日本，尤其是研究近现代日本，对于我们自己会很有益处。
笔者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这儿只是一点读史札记和心得。有错谬之处，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出。没有大家的批评意见，就不会有让大家满意的作品。
同时希望这本书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请真正的专家们来解说那一段已经过去了，但又被多次修改过的历史。

俞天任
2006．9．12于日本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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