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闻：邓小平二次复出，毛泽东马失前蹄

本文要谈的是我对邓小平现象进行再思考后的一些心得。

自从1949年建政后，老邓就一直是毛泽东倚重的得力干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毛和邓的历史渊源，从江西苏区的反围剿，到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和延安整风，到国共内战，这一路下来，邓小平都是铁杆毛派，在确立毛的党魁地位和打江山的大业中，邓立下了汗马功劳。二是邓小平很能干，有魄力，组织能力很强，特别是他讲求效率和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深得毛泽东赏识，老早就给毛留下了“人才难得” 的印象。当然，铁杆毛派这点最重要，即所谓的“路线决定一切”，毛考察干部最看重的就是是否紧跟他。能耐再大的人，如果跟毛不紧，是绝对不能被重用的。

新朝甫立，百废待兴，正是能人大显身手的时候。过去战争年代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现在未必都能派上用场，而政治、经济、党务、军事、外交诸端都在行的多面手邓小平自然就吃香了。于是1952年8月毛调邓入京，委以党国大任。此后老邓就以惊人的速度迁升着。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委任邓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排名第六位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一起负责党国日常工作，正式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

这个总书记的位置可是了不得，在党领导一切（即一党专制）的体制下，总书记是贯彻党魁意旨和路线的掌门人，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连身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都必须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实际上毛泽东起初是把邓小平作为刘少奇之后的第三梯队接班人来培养的，那时还没有考虑林彪。谁都知道，建国初期，林彪因为身体虚弱，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一直以养病为名长期赋闲在家，实行“韬光养晦”的策略。

老邓果然不负圣恩，表现出色。从1956年到1966年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期间，在政党、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诸方面鼎力推行毛泽东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1955年3月邓在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6年9月邓在中共八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7年毛泽东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在全国发起大规模的反右运动，邓小平亲自主持和积极推动了那场运动。结果，全国80万名党员被打成右派，29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从1960年开始，邓小平是毛委任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领头人，著名的《九评》（即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在他主持下出笼的。

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初期阶段，邓小平也积极赞成和支持了毛泽东。但从1960年起，邓与毛的关系产生了分歧和裂痕。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直接导致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悲剧。特别是老邓到基层视察，亲眼目睹了农民们挣扎于饥寒交迫线上的惨状后，他的头脑终于清醒起来，对大跃进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路线产生了疑虑。邓小平深感应该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于是与刘少奇、陈云等组成了紧急委员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搞了“农业六十条”，提出“三自一包”，以恢复频临破产的农业和国民经济。在1961年9月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乌托邦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

刘邓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包括“三自一包” 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两三年下来，农业生产基本得到恢复，整个国民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好转，最要紧的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困难时期” 老邓和刘少奇一起在第一线抓经济，救活几亿人，本来这是天大的好事，可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而成了他们的罪行。为啥会这样？因为第一，毛泽东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在毛泽东心里，政治路线是他的命根子，那是一点也歪不得的。第二，刘邓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救民于水火”，深得干部和百姓拥护，这使毛泽东感到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产生了大权旁落的恐惧感。因此，处在“二线” 的毛泽东，那几年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反复琢磨的事情，就是如何搬倒刘邓，夺回失去的那部分权力。这便是毛泽东1966年发动那场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

 文革中邓小平的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红卫兵到邓小平家里开批斗会，逼他下跪，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小将”们拳脚相加。六十多岁的老邓头哪里受过这等精神侮辱和皮肉之苦？后来他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三个孩子被赶到外地，只有夫人卓琳与继母和他在一起。住地四周都是铺天盖地的“打倒”“火烧”“砸烂狗头” “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大标语和大字报。随着邓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1968年9月，他的爱子邓朴方在北大被红卫兵残酷批斗时，从四层楼跌下来，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年仅24岁便开始了终生残疾人的生活。1969年9邓小平一家被赶出中南海，流放到江西新建县，开始在拖拉机修配厂的监督劳动生活。因此，老邓后来对文革恨之入骨也就很自然了。

然而，比起刘少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恶运来，老邓还是幸运的。他虽然被打倒，但还保留了党籍。在违心地作过检讨并向毛保证“永不翻案”后，他得到了宽大处理，最后被流放到江西监督劳动改造，好歹把命保住了。很多人说是那份“永不翻案”的“认罪书”起了作用，蒙骗了毛。笔者认为，此说未免低估了毛泽东的智商。邓的信固然在毛那里备了个案，但毛不逼死邓的根本原因在于，邓并未对他构成大的威胁。这与毛－邓之间的历史渊源有关，也与邓并无大的政治野心有关。此外，邓的性格也帮了他的忙：邓一向为人低调，善于隐忍，虽身居高位但并不显露锋芒。一般才华出众的人常犯的毛病是喜欢表现自己，动不动就要露一手给人看，这不免遭人猜忌。臣下在强主面前倘若恃才傲物，那更是犯了大忌。而邓却是善于“韬光养晦”的专家，这在他一生三起三落的坎坷经历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文革初毛批评邓的是“从来不向我汇报”“开会坐在角落里，不发言” 等等一类的事情，真正能“上纲上线”的干货并不多。反之，在毛看来刘才是最大的威胁。想想看，刘在第一线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大多是刘的人马。“困难时期”那几年，刘在一线搞出了巨大的成绩，在党内外名声鹤起，每逢重要节日，毛刘二主席的巨照都是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等传媒上。更要命的是，天下人都知道刘是毛选定的“接班人”，刘会不会趁势提前“抢班夺权” ？毛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一生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对刘是铁了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不管刘少奇如何服软，甚至请求毛同意他和妻子回乡种地，到这份上毛也不改初衷，非要把他逼死不可。文革初虽然提的口号是“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很显然，毛对刘和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毛不除掉邓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留住他以备未来中央权力布局的不时之需。深谙帝王御臣之术的毛泽东极为老道，他深知文革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搏斗，不能套用过往那些常规的经验和手段，必须考虑各种可能性，万一将来出现不测的情况，总得找人来补台，至少得有人来进行权力的平衡。搬起指头算一算，当时处在权力中心的几个人物，谁适合担当这个角色呢？谁又是权力布局棋盘上的长线人物呢？林彪虽然被指定为新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但这个打仗在行的副统帅毕竟是行伍出身，搞政治还是欠点火候，况且他是不是真正靠得住，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说穿了毛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启用林彪的，即通过林彪牢牢抓住军队（那是毛的命根子），这样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搞文化大革命。总理周恩来在资历、能力和声望诸方面都极浮众望，但毛周之间长期的历史恩怨，特别是当年红军时期宁都会议上老周夺了毛的权，这成为毛永远挥之不去的心结，一直想报这一箭之仇。尽管遵义会议后，周一直像小媳妇一样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毛，但他却只是利用周的才干和人脉网络为己服务而已。尤其是文革这种非常时期，毛必须利用周帮他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稳定国家的大局，以便集中目标打倒刘少奇。说到底毛从未真正信任过周，到林彪折戟沉沙后，毛对周的猜忌日甚，多方找岔要打倒周，这是后话。文革中其他半倒或还没有倒的开国重臣如陈云、李先念等，都只适合作方面大臣，不是统揽全局的大才。康生呢？整人在行，是作特工头子的料，却不适合管理国家，况且整人太狠，树敌太多。至于江青，出道时间还不长，把她提升到中央文革副组长（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第一把手）已经算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了，那时还不能让她挑大梁。文革上来的其他新贵如张春桥者流，根基都太浅，难以服众，也还成不了栋梁之材。算来算去，毛想到了邓小平。前面说过，毛一直对邓有“人才难得”的评价，而且一直把邓看成自己人。因此，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权力布局棋盘上的长线预留人物，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认为，这才是毛给邓留了条活路的最大理由。

1971年发生的9.13事件，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摔死在蒙古大草原，震惊世界的爆炸声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威望一落千丈。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毛大病一场，曾当着江青的面，将国家党政军大权交给周恩来，但身体稍微恢复后，立刻反悔，进而对周的猜忌日益加深。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用以制衡和取代周恩来，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经过一波三折，邓终于在1973年2月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2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1975年1月邓更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毛泽东启用邓小平是想收一箭双雕之效，既利用邓的复出在政治上安抚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又用邓防范和制衡周恩来。在毛看来，无论是从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看，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和取代周的不二人选。毛想要的权力格局是让以江青为首的左派保卫文革成果， 让邓小平为首的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整个国家的航船当然还是由他本人掌舵。

然而，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毛泽东这次是马失前蹄了——他错估了邓小平。经过文革的炼狱后，此邓已非彼邓。首先，邓已经痛感毛泽东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中国拖进了死胡同，党国的前途已岌岌可危。其次，个人和家庭饱受的文革之苦，使邓在内心深处对那场祸国殃民的大浩劫深恶痛绝。第三，邓有着许多四川人都具有的有仇必报的倔强个性，这使他无法忘记过去。

在江西流放劳改的三年半期间，当邓小平无数次在居所院子里散步时，脑海里反复考虑的就是这些国事家事天下事。他很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复出，更没有想到会再次进入中南海的权力中枢，成为第三把手。但既然到了这个位置，就应该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不仅为党国、为苍生，就是为屈死的老战友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辈，自己都是责无旁贷的，即使冒很大的风险，也应该有所作为。所以，邓小平复出后拿出了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快刀斩乱麻，重用了诸如万里、谷牧、余秋里、胡耀邦、周荣鑫等一批能干的实干家，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局势进行整顿，整顿中央机关，整顿工矿企业，采取各种措施抓工农业生产，恢复破烂不堪的国民经济。，短短两三年时间，各方面都有了起色。在这方面，邓与周恩来不谋而合。周很了解邓的为人和个性，虽然他明知邓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但他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相容，相信邓会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为扭转文革困局的同盟军。同时，邓的出面主事，还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周直接面对毛的巨大压力。因此，周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两三年，坚定地支持了邓小平，以此破除了毛拉邓倒周的部署，使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元老坚定地站在了自己一边。

但另一方面，邓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他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本来就是南辕北辙，形同水火，绝然走不到一起去。因此，邓所做的事情遭到文革派的挚肘、非难和反对也是势所必然。例如，邓派采取一些措施加快发展经济，文革派就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派想通过适当的奖励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文革派就攻击那是“物质刺激”，是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邓派适当放宽农村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文革派就攻击说那是“资本主义复辟” ；邓派要适当放松对教科文领域的一些紧箍咒，文革派就祭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邓派要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文革派就猛批“资产阶级法权” ，并大张旗鼓地宣扬白卷英雄张铁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革派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挚肘邓派，对整顿和纠错横加阻扰，而且利用他们掌控的传媒机器大造舆论，对邓派乱戴帽子，乱打棍子。因此，毛泽东设想的左右两派同朝共事、各司其职的权力格局，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1973年底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是毛发动的批周倒周运动），1974年4月邓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974年10月的所谓“风庆轮”事件，1975年的四届人大及其围绕“四个现代化” 口号的提出，以及对教科文和各工交系统的整顿等等一系列问题上，邓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和表面化。一言以蔽之，邓所作的事情说穿了就是恢复被文革打乱了的秩序，这当然是毛泽东和四人帮无法容忍的。文化大革命是毛自认的毕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那是他的命根子，岂容置喙？毛曾要求邓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被邓断然拒绝。邓说：“我是桃花源中人，只知秦汉，不知有晋。”如此，邓小平第三次下台就不可避免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对文革路线的态度以及他与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遂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并于当年4月免去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其后又迅即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凤”运动。

邓虽第二次下台，但历史证明邓并不是输家。真正的输家是谁？是毛泽东和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四人帮。毛泽东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终于使人民觉醒了，激怒了。1976年清明节为纪念周恩来而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4.5事件，就是觉醒了的广大民众起来反抗暴政、要求民主自由的一场自发的民间运动，它的主旋律是控诉“当代秦始皇”。毛死后尸骨未寒，10月6日四人帮就被逮捕。一年后老邓再次复出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冰封雪盖的中国大地解冻了，邓小平作为新时期的舵手驾驭着中国这艘伤痕累累的巨轮，离开了毛泽东的航线，驶向不同的方向。

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虽然在政治舞台上只呆了三年，但始终都处在中共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民意，他的表现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他的威信空前提高，这些都为他1973年7月的再次复出和其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就不会有他的第三次复出，就不会有他在现代政治史上的地位，中国的现代史就会改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毛帮了邓的忙。毛泽东一生斗人无数，从未输过，最后却败在被他放过一马的老邓手里，这多少有些讽刺。

网上有人不断地说：“毛泽东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杀了邓小平！” 站在毛派的立场，这话是对的。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这话是荒谬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进步，这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结论。但这并不等于说邓小平没有过错，他对中国人民有功也有过，如何评价他的功过，那是另一个话题。

（Oct.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