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9日北京的一个大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传到了，北大、清华、人大等高等学校被贴出，又一次引起了轰动。

由此在红卫兵组织当中，展开了残忍的“血统论”斗争，“红五类”与“黑五类”的对阵，“红五类”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青少年学生。“红五类”子弟被认为是天然的革命者，他们首先组织并且加入了红卫兵，并成为红卫兵运动的骨干。后来“红五类”子女在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等方面都有优先权。

“黑五类”子女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后来又加上了资本家和黑帮的子女，统称为所谓的“黑七类”。

文革初期，与同龄人相比啊，“黑五类”或者“黑七类”子女在各方面都备受歧视，如同贱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966年8月2日，接见持不同政见的两派红卫兵的时候，他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这样的一种翻版。

但是陈伯达无法“阻止”“血统论”的发酵，8月6日，北京的部分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了关于对联的辩论会，江青在会上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那么她就把“血统论”的悲剧，又政治性地附带到了对于天理和人伦的摧残，在文革中和反动的父母亲划清界限，这似乎是唯一可以摆脱“血统论”的一个办法。

那么在“血统论”横行的时候，一篇大胆的文章出现了，这就是《出身论》。文章义正词严的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文章在全国各地不胫而走，非“红五类”出身的人们，从中看到了敢于反驳“血统论”的正义之声，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实质是遇罗克写的。

遇罗克生于1942年，北京人，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当时是高中学生，因为撰写《出身论》，遇罗克在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70年3月5日被枪决，他是文革中最早觉醒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