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反冒进”狠整周恩来与老毛再次“凌驾”

在1958年９月20日到10月９日召开的扩大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乘“反右”全面“胜利”的“东风”，踌躇满怀地大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然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论断。从此，毛泽东把全党、全国人民引入了灾难性的歧途。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会上，还对在1956年4月—6月政治局集体通过的“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盲目冒进”这一完全正确的发展经济的方针，第一次提出了蛮横的指责。他把矛头直指政治局内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成员，其中包括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特别是周恩来。

这是因为当时周恩来对毛的意见（指不切实际地盲目要求追加2０亿预算）反应最强烈。事后周特地向毛当面作了解释：

“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

可是，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刻骨铭心，总想伺机报复以发泄他心头之恨。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当年4月—6月的一系列举措，是对他“凌驾”宝座的严重挑衅。同年９月的“八大”的《决议》，已经标志着毛泽东从宝座上被赶了下来。以“反右”作为突破口的目的，既已达到，毛泽东必须发扬当年“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势”，在紧接着“反右”之后，必须狠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这股势力。

毛泽东老谋深算，懂得只要把周恩来打得以后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其他人也就不敢吭声了。这就是为什么单独狠整周恩来除了发泄私愤以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毛泽东炮制的历次大冤案看，他总是惯于打击一大批，给扣上什么“反革命集团”或“反党集团”的大帽子；为什么这次破例呢？这里有比较复杂的因素：其一是：因为毛泽东这次主要解决如何重新登上“凌驾宝座”的问题，而且是在“八大”之后第一次在最高核心层解决这一难题，他不得不考虑打击面不能太宽，否则于已不利，搞得不好，一旦他们联合起来，自己有被赶下台的可能。其二是：周恩来的独特的政治身份，是一个六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如果打成一个什么“集团”，势必把整个政府搞得瘫痪，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因为当时还不像“文革”前夕那样，“凌驾宝座”刚想爬上去，还没有坐牢，大局一乱，就难以收拾。其三是：周恩来的独特个性、气质和特长、才干，毛泽东对周恩来从延安整风以后的一贯态度是：既不信赖、又要利用（毛泽东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极其得力的助手，中国的局面就不堪设想）。因此，毛对周的策略一直是：又打又拉、打打拉拉，达到服服贴贴为我所用的目的。（详见本书第十章的专题分析）

鉴于第四章将有专门论述，这里只作概括的说明，着重介绍毛泽东玩弄什么样的权术，来达到他再度坐定“凌驾宝座”这一目的。

首先，在“反右”达到高潮之时，作为“铺垫”，确切说作为“样板”，把几位省部级的、20年代或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些为党的事业，当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建国后又付出了全部精力与心血的老一辈革命家，最后竟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这些冤案与十年后的“文革”相比，虽然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建国初期还是十分触目惊心，令人胆颤、不寒而栗的。

毛泽东这一“绝招”，说白了，是为了“杀鸡给猴看”。凡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老一辈革命家原来都是第二把手，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跟第一把手有分歧意见或矛盾，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加以解决。可是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不惜借反右之机，牺牲几个高级领导干部，以此作为“样板”：第一把手代表“党”，谁反对第一把手就是“反党”，就是“右派”。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向全体政治局成员发出警告：今后谁再敢对我毛泽东说一个“不”字，谁就是这个下场。事实上，在狠整周恩来过程中，毛泽东就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本来真理在周恩来一边，但在毛泽东重登“凌驾宝座”之后，一切都是颠倒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权”决定一切！

其次，毛泽东采取了“乘热打铁、一气呵成”的策略。他把社会上的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与党的最高层内狠批周恩来，结合在一起。这是毛泽东的绝招！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周恩来惟一的出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极其痛苦的、违心的检讨（详见第四章）。面对“离右派只有50米”这一闷棍，周恩来除了检讨之外，还能说什么呢？用“文革”中的一个常用语：“右派”这顶帽子就在你周恩来手里，就看你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其他政治局成员对周恩来处境，虽然内心同情，但谁也不敢吭声！

毛泽东的这一手，委实是十分阴险、狠毒。这是又一个“绝招”。

其三，毛泽东所采取的又一个策略就是“逐步加温、不断升级”。1957年９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不点名地狠批了1956年4月—6月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硬说当年“反冒进”犯了政治性错误。紧接着，同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会议期间，打电话重提要批判“反冒进”的错误。毛泽东回国后于同年12月下旬和1958年1月初在杭州先后召开的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发脾气，再一次还是不点名地狠批了周恩来的“反冒进”错误。（据《周恩来传》的《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下同）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尽管如此，“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史料来源同前）。

为什么在开了会、“大发脾气”、“放了火”之后，毛泽东还不满意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是一定要把周恩来整得趴在地上，只许周恩来今后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不许再说一个“不”字。

因此，在1月上旬刚开完第二次杭州会议后，1月中旬就马不停蹄地召开了南宁会议。接着2月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成都会议，4月武汉会议，直到5月5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四个月时间内，连续开了四次高层会议和一次全党代表大会。为了迫使周恩来一而再地检讨，毛泽东从南宁会议开始，就亲自出面指名批判周恩来，采取他惯用的手法，以“莫须有”罪名、大打出手。“奇文共释义”，下面就来看看毛泽东的“高见”（这对后人大有启迪意义，可以大开眼界，让他们见识所谓“伟大领袖”，从政治品质高度来看，怎么会是“这么一个人？”。让这样的人当“最高领导人”，我中华民族不遭大灾难才怪呢！）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毛泽东唯恐与会者不知道他批评谁，也唯恐周恩来像杭州会议那样不吭声。他故意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样一来，一层薄纸捅破了。就这样，“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见《周恩来传》，下同）周恩来在经历两次杭州会议后，对毛泽东的批评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迫于压力，周恩来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作了痛苦的、违心的检讨。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又说“‘反冒进’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从“只剩50米”，上升到“相近的地位”，这意味着“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已经高悬在周恩来们的头上。可是，它从另一侧面暴露了毛泽东为了坐稳“凌驾”宝座，不惜置周恩来于死地的歹毒之心。这一最能反映毛泽东政治品德方面的最丑恶东西，在“文革”中作了最充分的“表演”。

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判“反冒进”问题。毛泽东说“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面对这一情景，政治局成员一个个被吓得哑口无言，还能说什么呢？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个会。3月９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这里毛泽东又把“反冒进”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一个根本不顾经济发展规律的人，居然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搞“冒进”就是搞马克思主义。用这种荒唐的理论来指导经济建设，委实令人啼笑皆非！同年下半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掀起的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应改称“大冒进”、“瞎折腾”运动，才名实相符），结果给我国人民带来了什么？一场经济大破坏、大倒退，还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理论”，跟“无产阶段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一样，统统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反人性的！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又是不得不再作忍痛的、违心的检讨。但是，“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他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地说什么：“……，南宁会议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一个是内心受尽煎熬，一个春风得意、不屑一顾之态。这一作风品德上的强烈反差，让所有正直的、有良知的人们看了，会对毛泽东作出怎样评价呢？是一代“伟人”？不像。倒有点像曹操那样的“一代奸雄”。毛泽东在处世哲学上奉行的正是曹操的处世哲学：“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由此看来，毛泽东在治党、治国的策略上，是博采秦始皇的权术与曹操的处世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毛泽东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语），再加曹操。确切说就是“秦始皇加曹操”。从建国后的毛泽东的政治实践看，毛泽东跟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沾边。

周恩来深知只要毛泽东不认可，他是过不了“关”的。据《周恩来传》记载：

“周恩来从南宁会议以来一直处于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如果错了，究竟错在哪里；认真思考一下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一位当年周恩来身边的同志回忆说‘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据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在周审阅我整理后的记录稿时，“他看到‘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话时，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还说‘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份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最后一次检讨，总算得到毛泽东的宽容。这是因为毛泽东让“周恩来趴下”、“伏首称臣”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

从此，毛泽东再次坐稳了“凌驾”宝座！

对毛泽东来说，八大二次会议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从组织上以合法的形式，达到了全面、彻底推翻“八大”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及党的中心任务以及关于反对个人崇拜，这两个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决议）的目的。而代之以毛泽东的完全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逆历史潮流而大动的所谓“理论”——“阶级斗争”论和“个人崇拜”论。从此以后，我中华民族和我中国人民一步一步陷入灾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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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章是综述毛泽东是怎样两次登上“凌驾”宝座，又是通过运用哪些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作为本书基础的第一章，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以后各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一展开来论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