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票证-是公平的保证，当年解放区就是靠票证把蒋管区比下去的

　　　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的研究原理，好让一些原理在今后供我们使用。因此，研究历史也就不是的为追究什么人的责任，你想要追究责任，那些责任人中许多都已经死了，追究也无什么太多意义，人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认识的不清楚也不是罪。

　　那么，就假设现在吧。想象一个试验，就是在市场上将某种商品的价格，哪怕是暂时地，强行地下降到一定的程度，会导致什么现象？我认为会导致抢购潮。这种想象的试验是有意义的。

　　例如，几年前兰州就有一家超市，为了促销，将自己出售的鸡蛋的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结果现场出现抢购潮，秩序一度混乱，而且降鸡鸡蛋迅速被抢购一空。还有过一则新闻是，在四川的一家乐福超市，有一时间将大桶食油的价格定到很低，也导致了抢购潮，降了价的食油被迅速抢购一空，而且现场秩序混乱，甚至出现了死人现象。这些都是已经出现的事实。

　　那么，我就认为，现在的任何一家超市，无论是将猪肉降价到一定程度，还是将鸡蛋降价到一定程度，或者将食油降价到一定程度，都必然会爆发抢购潮，而且，那降了价的商品，是必然地被抢购一空，导致货架空空如也。

　　当然，如果人们是挤啊冲啊地抢购，反映了人们缺少素质。美国人素质据说比台湾高的的多，因为台湾还是有好多中国人的，但是美国黑色星期五降价的时候也是可以把货架抢劫一空的。

　　上述的原理说明了什么呢？当然是在说明，象猪肉，鸡蛋，食油这样的商品，只要价格降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导致货架空空如也，大排长队，产生抢购潮。或者说，产生短缺。

　　当然也可以认为，便宜到一定程度的猪肉，鸡蛋，食油，在今天仍然是短缺的。今天不短缺的是价格按市场调节后适度的猪肉，鸡蛋，食油。我这里研究的都是抽象的社会，不要认为我是在说中国社会，在美国社会也一样，在欧洲社会也一样。

　　另一个原理是我观察出来的，那就是，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前苏联社会，还是北朝鲜社会，还是中国的过去的社会或者现在的社会，任何商品，哪怕是违禁品，都必然存在着黑市。政府虽然在某一些时候会打击黑市，却永远不能够消灭黑市。政府的打击黑市，其结果不过就是使黑市的价格更高而已。因为，做那种违禁买卖的风险更高，这个风险是会转移到非法买卖的价格中体现的。也就是说，黑市的价格，是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操纵的，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的。

　　例如，有自行车票，那就必然有自行车票的黑市买卖。某个市民根据某种规则，从上级那里合法分到了自行车票，但是他有可能这个时候并不需要自行车。因此，是可以私下买卖，将自己的自行车票出售给他人的。我就以此为例。假设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需要自行车票购买，价格是一百五十八元，但是，另一个人没有自行车票，于是他先到黑市购买自行车票，假设当时黑市的这种票，是值二百元，因此他花了二百元购买了一张自行车票，再拿着自行车票去商店购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那么，对他而言，自行车票是有价证券，价值二百元，或者说，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票的价格其实是三百五十八元。或者也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政府并不采取票证措施，听任自行车厂自由定价，那么自行车票立即消失，而永久牌自行车的在大商场的标价就立即上升为每辆三百五十八元。其实这个原理用在猪肉上也是一样，如果猪肉要票，并不等于没有足够的票的人就买不了需要的数量的猪肉，他可以向别人购买肉票，再拿购买来的肉票去买猪肉。例如，一个人要办喜事，需要更多的猪肉，他就可以这么干。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易永远无法用法律来惩罚。更何况，文革的目标，已经讲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并不是小商小贩。

　　因此，研究的结论就是，票证事实上是有价的，因此都是有价证券。或者也可以认为，票证是另一种货币。因此进一步需要研究的，就是当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用票证和不用票证，要相比较。则如果用票证，且票证是公平发放的，从原理上等价于按人发钱。但是，既然如此何必发放票证？何不发钱？

　　我以为，票证这种东西的好处在于，它通常有期限的限制。因此，相当于过期失效的一种特殊货币。我也曾经建议过是不是发放一种特殊的，有失效期限的人民币。现在不是说，应付金融危机，需要鼓励消费吗？也就是说，多买东西就相当于爱国，而不买东西相当于不爱国。既然如此，发放有失效期限的票证，就等于是鼓励消费了，因为你不花，它就失效了。

　　无论如何政府在考虑解决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应当将发放票证作为一种待选的手段的。不应当简单地将发放票证说成是极左的错误。

　　顺便讲一下特权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大干部们有特权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当时的人民并不在意。为什么不在意？下面讲原理，当然是根据我的经历来讲原理。

　　当时我的小学校长算不算大官？应当不算，也就相当于一个连级干部吧。但是他是人民解放军转业干部，而且因为战争，一只手断了，只有一只手，这样的人就算有一点特权吧，但是，老百姓会理解为，他是牺牲了一只手才换来的，因此，会对这种特权有理解。后来我上中学，那个中学的领导中也有解放前就成为地下工作者，而且被敌人抓进严刑拷打过的。这样的人有一点特权，好象大家也认为是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

　　当时的许多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都是解放前入党的，当然也有抗美援朝时的战士。例如文革造反时，那个四人帮的一份子，王洪文，也是志愿军战士，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科级干部。

　　也就是说，我小时候见到的许多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连级左右的，都是那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过革命，不是身上有弹片，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许多次战斗的，不是解放军战士，就是志愿军战士。例如我当兵的时候，一些营级的干部，就经常向我讲述当当年剿匪时的战斗，或者在朝鲜和美国军队较量的经历。而团级师级的干部，就向我们讲述的是他们偷袭日本鬼子军营的故事了，军级的干部，就讲红军长征的经历了。

　　象这样一些基层干部，都是冒着生命危险闹革命的人，因此大家对于他们搞一些特权，都能够理解。尤其是，那些特权说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并不过份，既没有一下子包五六个二奶，也没有动不动就出国消费，不过就是一个自行车票。

　　而在共产党当年解放战争时，解放区不断扩大，国统区不断缩下，解放区立即就是晴朗的天，经济情况立即好转，但是国统区仍然经济乱七八糟，呈崩溃态，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国统区的国民党大官们仍然过着奢侈的生活，甚至现在的大款们也不一定过得起的奢侈生活，如讨十个小老婆这样的事情。那宋美龄也一直过着特别豪华的生活。因此相对而言，共产党解放区的大官们即使过着有一定特权的生活，但是老百姓和国民党一比较，认为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对老百姓更为划算一些。


现在没有票证了，可是百姓对今天的共产党并不满意，官僚不用票证反而可以建立起N奶训练营了。发展了三十年反而因为吃不上饭经常被推坐下来提供性服务，或者不愿意的跳楼，变成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