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正面抗战那些事)（七）

作者: 关河五十州

　　现在不仅杂牌军说何成浚好，连西北军那边提起这个人，也是直翘大拇指。
　　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西线无战事，有的只是友谊和欢乐。
　　陇海线上却已经打得火星直冒了。
　　在这个双方都很看重的主战场上，中央军开始面对的对手是晋绥军。
　　本来说好了陇海这方面是冯阎两家一道上的。但老阎以反蒋总司令的身份，让老冯去管西线，陇海线由他晋绥军包打。
　　算盘拨得那是真精：通过这条线，可以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
　　晋绥军有一个特点，叫做善守（傅作义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反过来说，就是不会攻。
　　说是要打到南京去，晋绥军却把大部分力气都花在了修工事上面。不为别的，就为这个他们在行。
　　工事修得确实不错，颇有专业水准，中央军愣是攻不过来。但老蒋这个“保定系”与半个“士官系”（未读完）的双料毕业生可不是白给的，见正面攻不进，他就命令部队从右翼圈子绕过来。
　　这样一来，再好的工事也只能白搭。晋绥军立刻陷入了被动。
　　关键时刻，阎锡山再也顾不得打自己的那点小九九了，连忙向冯玉祥求援。
　　不是猛龙不过江。西北军一上阵，攻击力果然了得。陇海战场的局面立刻为之改观。
　　令人发怵的是，西北军还有一招更绝的，那就是骑兵部队。
　　骑兵的特点就是速度快。
　　他们曾经一夜急驰八十里，深入敌后，把中央军的飞机场都给端了。飞机烧了不说，机械师和地勤人员也抓走了不少。
　　这支骑兵部队唯一疏忽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乘胜去参观一下附近的车站。
　　因为此时，老蒋就在车站里。
　　老大都差点被活逮，可想而知情况有多么严重。
　　被逼急了的老蒋抓耳挠腮，忽然想起了久违了的平汉线。
　　一了解，平汉那边还很有种。何成浚带着一帮人，竟然把穷凶极恶的西北军都给硬生生地顶住了。
　　没想到啊。
　　老蒋大为惊讶。惊讶之余，他忘了那是一群杂牌，昨天还被他弃之如蔽履。
　　他命令何成浚，立刻率部发动进攻，以缓解陇海战场正面压力。
　　接到电令，何成浚傻了。
　　在他看来，平汉战场能维持现在这种样子，已经算超额完成任务了。你中央军那边都打得稀里哗啦，难道还让我杂牌上去帮大家建功立业？
　　有想法归有想法。意见保留，命令还得执行。
　　何成浚只好把杂牌军头们都一个个找来商量。反正也没什么领导不领导，大家平时玩都玩在一块，早就不分彼此了。
　　等何大人把他的苦衷一摊牌，众人都明白了。
　　那就打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您老在我们身上破费了这么多银两，不拿点成绩出来怎么也说不过去。
　　何成浚听了很感动。
　　实践证明，如果你平时一直为大家着想，难的时候，大家也一定会为你着想。
　　须知，杂牌，那也是有自尊的。
　　（83）

　　何成浚下达总攻击令。杂牌部队倾巢而出，并且一鸣惊人，把西北军逼到许昌城里，还围困了起来。
　　由于前线连战连捷，何成浚索性把自己的指挥部前移，从驻马店搬到了漯河。
　　半个月后，西北军平汉线前敌指挥官战死，所部惊慌失措，阵脚大乱。
　　正是西线的不利局面，使陇海线上督阵的冯玉祥再也坐不住了。他当即抽调精兵回援平汉战场，自己也亲自来到许昌进行指挥。
　　后人在评论中原大战时，大多认为这是冯玉祥当时所犯的一个足以致命的错误。
　　当时陇海线的中央军由于损失巨大，已逐渐失去了攻击能力。如果冯玉祥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弃平汉线于不顾，与晋绥军合力一击，则中央军主力将被一举击溃。
　　问题是冯玉祥能舍平汉于不顾吗？
　　不能。
　　不仅仅因为平汉一旦有失，西北军将失去西归之路，还因为对面的敌人说穿了就是一些临时组合的杂牌，大家都不想要的部队。
　　怎么也丢不起这个人啊。
　　打仗说到底还是要靠点真本事的。老冯一押上老本，杂牌部队就是再卖力也无济于事了。
　　杂牌军的天才领导何成浚被打回原形，不得不重又退回漯河。
　　当是时，西北军将领多主张乘胜追击，直取武汉。但老冯不同意。
　　你打一群杂牌都费这么大劲，尤不放心，还要跟着穷追不舍，那不得让人笑掉大牙。
　　小儿辈实在不足多虑，要紧的还是陇海主战场。
　　这大概算是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穷寇莫追，那你也得分是谁，什么时候。
　　后来他连西北老家都没能回得去，倒霉就倒霉在这群他十分看不起的杂牌手上。
　　冯玉祥移兵平汉，老蒋压力顿减，趁机稳住了阵脚，这为他坚持跟冯阎打持久战赢得了时间。
　　比之于后援坚强、粮弹充足的中央军，西北军和晋绥军各有自己克服不了的缺陷。
　　西北军猛则猛矣，但没有后方，物质大部分需要山西方面援助，属于有精神无物质。
　　晋绥军倒是日子好过的多，但在进攻能力特别是敢拼命这一点上，又差着好大一截，属于有物质无精神。
　　如果光是短期作战，西北军能把中央军打得只有防守的份。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很多部队都是靠一双光脚板，从陕甘宁这些穷得冒泡的地方跑过来的，粮食弹药全靠士兵随身携带，几次消耗就底朝天了。
　　起初老阎还算够意思，隔三差五就送点粮草弹药过来。但是时间一长，久病无孝子，山西那边送东西的次数越来越少，且缺斤短两。
　　到后期，由于军费困难，西北军生活极为艰苦，有时甚至连咸菜都吃不上，
　　但作战不利的晋绥军却后备充足，以致联合作战的西北军士兵常常能捡到前者扔下的空空如也的食品罐头。
　　如果说这还不影响士气，那就纯粹是骗人了。
　　晋绥军不能打，西北军撑不住，老蒋就讨便宜了。
　　（84）

　　首先是在北上的19路军和韩复榘部的联合进攻下，晋绥军抵挡不住，率先丢失济南，撤往黄河以西。
　　东线完了。
　　接着，西北军发起的八月攻势受挫，两军在陇海线上会师徐州的计划破产。中线随即面临瘫痪。
　　现在只剩下了西线。
　　老蒋抓住机会，将原来布置在津浦线上的精锐部队抽调出来，分别充实到平汉、陇海两线，并且调整了进攻重点——从陇海转移到平汉。
　　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准备在西线关门了。平汉线一断，西北军连回老家的后路都没了。
　　西线战场，这个大家都曾经忽略的地方，如今成了左右战局的要害。
　　打到这时候，攻守双方终于调了个个。
　　蒋介石变成了攻，冯玉祥变成了守。
　　老冯不得不缩短平汉、陇海两路防线，以便集结兵力做最后的抵抗。
　　但是，一个人的意外出现，终结了老冯的“最后”。
　　这正是最要命的时候，冯阎都已经精疲力竭，只需要从背后轻轻一推就可能摔倒在地。
　　何况这个人可不是轻轻一推，他用的是脑后狠狠一板砖。
　　这个人，叫张学良。
　　他一直在观望，并且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心理基准线。
　　就好象炒股一样，如果大盘在基准线以下，他会把手中股票紧紧捂着；而如果大盘已经涨到基准线以上，就可以把筹码全部抛掉。
　　股票，他最后看好的是老蒋的那一支。
　　所谓心理基准线，特指济南的得失与否。
　　晋绥军丢失济南后应该是获利的最佳时机，但他仍不急于抛售。
　　在此之前，张学良已把他的心理基准线告知了南京的来使。所以，老蒋在拿下济南后，马上派人送来了上千万银元的入关开拔费，并许诺在张出手相助后，将把华北地盘交给东北军掌控。
　　是时候了。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声称要派兵进行武装调停。
　　第二天，10万东北军入关，并迅速占领天津、北平和河北，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形势立刻急转直下。
　　9月18日。
　　这是一个很具讽剌意味的日子。
　　一年后，同样的“九一八”将使入关的东北军彻底失去自己的家园。
　　张学良的通电，对阎冯联军来说不啻一场精神大地震。
　　首先是阎锡山再也支持不住了，率先做了缩头乌龟，密令陇海线上的晋军全部撤往黄河以北。
　　接着，石友三宣布反水。
　　这位一向以金钱多少为转移的仁兄，其实早就对他参加“反蒋联盟”的价码不满了，80万突然变成30万到现在还牢牢记得。
　　眼看30万就快花光了，是找一个新买家的时候了，于是他也如法炮制，发了个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让手下套上东北军的服装，“改衣换帜”，又换了一个新主人。
　　最无退路的是冯玉祥。出来时他可是把全部家底都掏出来了。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撒开丫子往回跑。
　　但是西北，回不去了。
　　（85）

　　截断西归之路的正是西北军的旧将，如今何成浚的当家杂牌——杨虎城。
　　其实他不截，也没多少人真想回去。到东边来逛了一圈，觉得怎么过都比西边强。尤其西北军的大本营之一陕西省刚刚闹过旱灾，饿死了很多人。现在灰头土脸地跑回去，难道再等着挨饿受苦不成。
　　大难临头，西北军固疾重演，开始盛行倒戈热。
　　大家都知道老冯最恨部下倒戈，所以都预先编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他。
　　其中，数吉鸿昌的理由最具创意。
　　当有传言说“十一口”（吉鸿昌的吉是十一口笔画）可能有变时，老冯还不相信，亲自打电话过来询问。
　　吉鸿昌吃过这老头子的苦头，害怕他再让自己跪下来接电话，赶紧分辨说传言有误。
　　据他说，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我，吉鸿昌，这次打定主意，一定要扮一回三国时的东吴大将黄盖，用苦肉计为掩护（没有说清楚是什么苦肉计），准备跑进曹营（指老蒋那里），反过来赚它一把。
　　老冯听后，不能说信，也不能说不信，只能说吉鸿昌“脑筋复杂，想入非非”。
　　未几，吉鸿昌果然向蒋介石接洽投诚。
　　众叛亲离之下，冯玉祥惨淡经营二十余年的西北军终于宣告关门歇业，清资破产。
　　西北军残部除被老蒋收编外，另有一部退入山西境内，被已执掌华北大权的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虽然仍称西北军，但已与原来的西北军概念没有多大关系了。
　　冯玉祥和阎锡山随即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
　　曾经叱咤风云的冯玉祥从此再未能真正执掌过类似西北军的军事集团。
　　中原大战，所有人中，数老冯输得最惨，可以说把所有能输的一家伙全都输掉了，可谓清洁溜溜，干净彻底。
　　他的老搭档阎锡山虽然也下野了，但他还有重新登台的机会。
　　这个任何时候都会给自己预留后路的人，在最后时刻没有像冯玉祥那样选择一条道走到黑（冯曾劝他在河南共同作垂死抵抗）。
　　他保留了实力。山西军政各界仍然布满他的亲信，只要遥控得当，迟早还有再次亮相的一天。
　　没有枪杆子的汪精卫同样只能通电下野，并宣布解散改组派。那个成立三个月还不到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自然也寿终正寝。
　　最大的胜利者无疑是蒋介石。
　　得胜还朝时，由于兴奋过度，老蒋一改往日的不苟言笑，居然一个人哼上了小曲。
　　但卡拉OK这东西你平时不练，临时抱佛脚就难免会露出破绽。
　　老蒋一路上唱歌走调，而且走得快连家都不认识了。这使他的随从参谋们表情非常难做，想笑吧不敢，不笑吧又实在坚持不住。
　　中原大战之后，中国又由分走向合。
　　从此，再没有一个像冯阎李这样的大军事集团敢向南京中央政府叫板，也再没有发生过具有如此剧烈规模的军阀内战。
　　大家都快醒醒吧。
　　让我们把眼光从中原移向东北。
　　那里，强敌正在一步步逼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即将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除了蒋介石，中原大战还有一个胜利者，当然是暂时的。
　　（86）

　　这就是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
　　伴随着入关，权位、金钱、荣誉扑面而来。
　　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张学良受到各界隆重欢迎。党政军界，报纸舆论，无不认为张少帅学良为结束内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个月后，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张学良，并在北平为其设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
　　五个月后，张学良将他的大本营由沈阳移至北平。此时，除东北四省区（除三省外，还包括东省特别区）外，东北、华北共九省区军事均由其一体节制。
　　在从父亲手中接掌权柄后，东北少帅张学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达了成功的巅峰。
　　1931年春天，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张学良出席。随后就因“患伤寒”而住进北平协和医院。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东北。
　　与此同时，外交部长王正廷决心继续推进他的革命外交政策。目标便是东北。
　　自从田中内阁倒台后，跟中国打交道的是滨口内阁。
　　在日本所有内阁之中，滨口内阁应该算是一个苦命的内阁。因为在他们上台后，十年一轮的经济大风暴已经卷土重来并影响到东瀛列岛，这就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
　　在这种严峻情况下，滨口还需要为他的前任田中买两个大单，其一就是财政失控（钱都流到了军部），出现了金融危机，其二就是由于实行对华强硬政策，在外交上陷入了更大因境。
　　此前由于日本出兵济南和炸死张作霖，两国外交基本停顿。在中国国内，反日示威、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更使日本在对华输出贸易上不进反退。
　　政府跟军人毕竟不一样。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了家才知道光靠打打杀杀，既换不来柴也弄不来米。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国内经济困顿，且长时间看不到复苏的迹象。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和邻国中国一样的情景：饿死人是常有的事，买卖儿女成了朝阳产业。
　　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和恐慌”。
　　滨口决心把日本带出灾难的汪洋大海。
　　他采取了两个政策，一个是财政紧缩，一个是协调外交（又称币原外交），即对内压缩战争开支，对外改善关系。
　　最后的结果是，两个政策都很失败。
　　因为滨口内阁要想真正地实行这两个政策，就必须与军部相对抗，而早在田中内阁时期，军部就用他们的铁腕证明了，政府要想与军队博奕，那是绝对要输得一塌糊涂的。
　　起初，滨口内阁推出的币原外交还算是让中国政府耳目一新。派出的外交特使几次来到南京，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双方在会谈中都还流露出一定的善意。
　　日方表示，希望通过缔结关税条约来带动和改善对华关系。
　　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中国问题上就此罢手，不贪念丛生，那样说不定还真的能和邻国“共存共荣”呢。历史也许就要重新改写了。
　　然而此时日本国内的舆论已容不得任何稍微清醒一点的头脑。
　　民间各式各样的愤青团体如同过江之鲫，数也数不清。最多时，包括黑龙会、爱国社等团体总计有六百多个。
　　这帮人自然不是什么好鸟，逮到机会就要整治一下在他们眼里腐败软弱的官僚组织——滨口内阁。
　　有“温和派”之称的驻华大使佐分利贞男刚刚回国，就意外地遭遇了“被自杀”。
　　（87）

　　显然，日本国内那些一个比一个更疯狂的激进组织“功不可没”。
　　最后经过共同努力，中日还是缔结了新关税条约，但两国关系的全面好转似乎已难以指望。
　　滨口内阁本来还能再撑两天，无奈愤青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来了个“斩首行动”。
　　事缘于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通过。
　　经济危机来了，西方国家一个都没逃得掉。为了抱团取暖，便有人提议开一个会议，大家都砍掉一点海军军费。
　　对于滨口内阁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压缩军费开支的好机会，便代表日本政府予以批准。
　　在批准之前，内阁与海军最高指挥机构军令部已做过沟通。没想到，人家事后不认帐了，一口咬定内阁此举是擅自行动，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
　　作为反对党的政友会跟个二愣子似的，丝毫没拎清楚这其实关系到政党政治与军阀势力的斗争，关系到今后政府还能否独立行使内政外交权的问题。
　　他们竟然也站到军部一边，跟着在下面瞎起哄，为了能够达到顺利倒阁的目的，对当政的滨口内阁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
　　一个月后，爱国社的爱国愤青便帮军人政客们解决了全部问题，他们在东京火车站剌杀滨口，并导致后者重伤身死。
　　凶手抓获后开始被判死刑。为此，全国各地竟一下子递来了 7 万多份请愿书。所有请愿书都一个意思：剌杀是爱国行为，政府当局必须予以减刑。
　　顺应“民意”，该凶手被一再减刑，十一年后假释出狱。
　　滨口被剌事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昭和动荡”已经开始。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当年提出军主政从（即“巴登巴登密约”）的二叶会已不算什么了，现在陆军里最猛的叫樱会，海军里的叫王师会。
　　这两个会都不把政府当官的放在眼里，他们的旗号是要搞“昭和维新”。樱会更是准备在滨口被剌后再接再厉，着力推进所谓的“国家改造运动”。
　　按照这个运动的最初设想，是要先内后外，即先对内进行政治改造，建立军人政府，具备打大规模整体战的条件后，再对外发动战争，以此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初，他们策划了一个“三月事件”，计划对议会发动突然袭击，强迫内阁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下诏重新建立军人内阁。
　　但最后因内部分歧，这一计划未能成功，“事变”也就成了“事件”。
　　在各领风骚三五月后，曾经壮志凌云的滨口内阁终于轰然倒下。继之而起的是若榇内阁。
　　在若榇内阁成立的当天，王正廷约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
　　大喜的日子，王部长没忘给公使先生准备一份贺礼，还很重。
　　长长一串礼单报下来，重光葵越听越吃惊，从收回海关关税自主权，到收回租界，再到收回铁路航运，等于中国这块地方，就没他小日本什么事了。
　　革命外交果然力道十足。
　　（88）

　　临走时，似乎还觉得不够份量，王正廷又加了一句：所谓“满蒙权益”，也即旅大地区和南满铁路，中国也是决意要予以收回的。
　　从外交部出来，重光葵擦了一把冷汗，赶紧启程回国报告情况。
　　消息传到日本岛内，犹如给早已气势汹汹的舆论加了一束薪，添了一把火。无论民间还是军方，都认为是由于政府过于软弱，才在外交上一再陷入被动局面。
　　很多人回过头去看，又重新找到了那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关东军小军官石原中佐的“价值所在”。
　　至此，“满蒙生命线”理论到达了它被卖力鼓吹的最顶点。军部由于“三月事件”的失败，也由先内后外，逐步倾向于先外后内。
　　此时，离石原这位天才当初设定的两年期限，还剩一年不到。
　　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被日本人称为“百年不遇的军事天才”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日本人在微观事务方面的精益求精，是连西方人都为之叹服的。
　　对日本文化做过细致入微研究的小泉八云曾经说过，这个世上没有比日本人更好的外科医生了。
　　听名字，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个本地产的日本通，其实不是，这位先生是个纯正的英国老外。当然，他原先不叫这个日本名，是后来到东瀛定居，娶了个日本老婆，才夫随妇姓，改姓小泉，名八云。
　　这个经历应该跟加拿大留学生、会说相声的那个大山差不多。
　　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非常推崇，认为日本人的天性，自然而然适合于准备和实施各种复杂的行动计划，哪怕这些东西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琐碎和烦杂。
　　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一个“关东军占领满蒙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他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第一站是长春。范围是吉林省。在这里，石原等人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和渡江作战研究，从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
　　第二站是锦州。范围是辽宁省。这次主要是具体研究如何向沈阳城攻击、向锦州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
　　第三站是北满。范围是黑龙江省。此次实地考察了北满（黑龙江）的全部地形。
　　三站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
　　张少帅不回东北，并不代表东北可以无事。实际上，这一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
　　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东北主权后，中日民间和军方冲突都开始变得异常频繁起来。
　　早在张作霖做“东北王”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往东北大批移民。当时的移民主要是日本农民（也包括朝鲜农民）。
　　没办法，东瀛岛国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本身也没多少地方可以开垦，明治维新搞资本主义后，又是开厂，又是修路，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供农民再去耕种。
　　粮食很重要，机器再好也不能当饭吃。这是很朴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不想实行计划生育，就只能忽悠农民们“闯关东”，到东北去找良田了。
　　但是关东，并不是那么好闯的。
　　（89）

　　来了以后，先是发现没人肯租给他们房子住。
　　这也就算了，实在不行，自己寻找材料，临时搭一个也行。反正东北有的是盖房子的木料。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
　　住是住下来了，但是没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点没说错，东北土地的确很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问题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从中原内地来“闯关东”的汉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
　　谁也不是傻瓜蛋，难道千里迢迢赶来分田分地，为的就是这些连猪都不愿啃的破地烂地？
　　日本农民（或者朝鲜农民）对此相当气愤。可是人微言轻，又没法找忽悠他们的政府算帐，两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无名之火统统撒在和他们一样勤恳劳作却一贫如洗的东北农民身上。
　　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为民间冲突。
　　冲突一起，处于尴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为之精神一振。
　　他们意识到，转移视线和卸罪于人的机会到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万宝山事件”。
　　说起来，万宝山并不靠近满洲铁路，跟日本人的管辖范围横竖不搭界。这里属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管辖。
　　事情从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开始。
　　县长，也就是古之县令，常被称做七品芝麻官。其实权限大得很，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就是当之无愧的土皇帝。
　　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
　　估计这位县令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从头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
　　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
　　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
　　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
　　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
　　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
　　中国农民无奈，只好集体上访。
　　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停工。
　　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警察都没加派。
　　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
　　（90）

　　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
　　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
　　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都不肯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日本警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
　　东北政府的反应非常窝囊，一边像中苏战后处理那样，我行我素，由地方政府出面，与日本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一边仍然对万宝山民间冲突纠纷采取坐视回避态度，结果听任朝鲜农民在武装保护下将坝修成通水。
　　坐镇北京的张学良最先想到的不是要替治下的小老百姓们伸张正义，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害怕因此触怒日本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宜亟力避冲突。”）。
　　保护治下百姓，本为统治者之神圣职责，任何地方任何政府都是如此。你怎么知道这样就会引起“冲突”，乃至“日本开战”，还“必败”了呢？
　　为了所谓的“力避冲突”，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眼巴巴看着稻田被淹而无可奈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就这样被中日双方共同“牺牲”了。
　　至于他们来年还有无能力继续承担苛捐杂税，则根本不是各级官吏们所关心的。
　　老百姓出钱养活的政府，却不肯花半点力气帮老百姓说话办事，这也算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奇观。
　　日本方面则表现得非常嚣张跋扈。
　　万宝山事件本来是日方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
　　在日本人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
　　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国民政府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暴乱分子捣毁了。
　　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
　　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党政友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
　　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
　　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兴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软弱无能的。
　　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
　　（91）

　　凭心而论，事情发展到现在，不能怪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不作为，因为他的上司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也不作为。
　　不能怪张作相不作为，因为他的上司东北军主帅张学良更不作为。
　　堂堂一县之长，老百姓的父母官，却做起了县里面的第一官商，事前无人过问，事后也无人追查。
　　面对突发事件，对下敷衍塞责，不敢为民作主，对上拒绝中央插手，自己却又无能力把事情摆平。
　　见一斑而窥全豹。
　　东北吏治，譬如朽木，早已不堪。
　　年轻的少帅似乎已经忘记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东北危机四伏，他听不见，也看不到。
　　他此时一门心思要对付的，是帐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后起之秀石友三。
　　中原大战后期，石友三来了一把“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投靠了从关外过来的张学良。
　　在小张家大门口没混多久，老毛病又犯了。
　　因为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来招贤了。
　　汪精卫不是通电下野了吗？
　　没错。不过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民国前后的政治气候就是如此，对于吃政治饭的人们来说，下野快，上台比这还快。
　　而且这一回，老汪打的旗号不是为自己，是为“朋友”申冤来了。
　　朋友者，党内元老胡汉民是也。
　　事实上，汪精卫和胡汉民虽然同殿称臣，资历也相差不多，但并不是什么“朋友”。岂止不是朋友，关系还很差。
　　想当初老蒋羽翼未丰时，搞“宁汉分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伪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蒋本人），咬着牙要与武汉汪精卫主持的“正宗老字号”分庭抗礼。
　　招牌是挂起来了，但缺少重量级人物帮着吆喝。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便请来了这位因涉嫌剌廖案而被迫寓居沪上的胡汉民，让他做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投桃报李，关键时刻帮了老蒋大忙。
　　说句实在话，那时候要没这个胡老撑撑门面，南京政府这新起的炉灶还真是要多寒蹭有寒蹭。
　　然而，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蒋也是如此。
　　自取得中原大战的完胜战绩后，这位三军统帅开始变得飞扬跋扈，党政军内俨然唯我独尊，渐渐地连有贡献的“老前辈”都不放在眼里了。
　　两人自此就有了矛盾。
　　其实，看着老蒋发达，胡老也没真失趣到想挡他道的程度。以他这种年纪和身份，其实也就好个面子而已，无奈后者属于人一阔脸就变的主，而且变得委实过快，一来二去，连面子这个起码的东东也不想丢给可怜的老头子了。
　　弄到最后，大约老蒋自己也赚烦了，脑子一热，索性派了两个宪兵把胡汉民给软禁了起来。
　　这样一来，犹如捅了马蜂窝，各路或潜伏或下野的反蒋精英趁势鼓噪。
　　此时汪精卫正在港岛。隔岸打嘴仗没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发表宣言，痛骂了一通老蒋，把他的行为比做是“强盗绑票”，并称老蒋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写得真是十二分的酣畅和过瘾，若不是后来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负少年头”一样流芳百世，传之永远。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