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2]）爆发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同时也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而在上海主动发起的一场战役（参见《一寸河山一寸血》），这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但又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使用“事变”一词则严重低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战斗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市区和郊区进行。只有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实行武装中立，分别划为法、英、美、意4国军队的防区。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筑路地区属于日军防区，是日军在上海的作战基地。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

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国府军战术作为可以分为“攻、堵、守、退”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8月13日到9月11日，国民革命军以87师、88师、36师率先进攻日本租界意图歼灭租界日军，但因无力切割日军导致日军增援反攻，双方持续增兵因此战线陷入僵持状态；第二阶段从9月12日到11月4日，两军卷入血腥的巷战，争夺对城市的控制；最后的阶段，从11月5日到月底，国民革命军遭到日本的侧翼攻击，向后撤退。上海于11月12日陷落。

直接原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主要军事行动集中在华北平津地区。起初，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未预料到这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日本预期会迅速停火，并获得更多的中国领土，类似于早先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一二八事变(1932年)和长城保卫战(1933年)。中国的公众舆论强烈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妥协，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也准备好打一场防御战争。蒋介石认识到芦沟桥事变是日本的一次大胆的挑衅，想要完全将河北、察哈尔、绥远等华北省份从中华民国政府分离出去，建立另一个满洲国。这使得蒋对日本行动的容忍（“攘外必先安内”）到了“最后关头”，除了打一场和日本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别无选择。

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顾问相信日军下一个步骤必定是从华北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南下，直插武汉，进占华中和华东。日本的战略是从北向南，这将迫使国民革命军建立水平防卫线，试图用钳形攻势包围敌人。可是，在华北的国军实力虚弱，没有足够数量的卡车和履带车，军队不能在包围中取得足够的机动性。另一方面，在华北日军总数占优势。

外交原因

上海当时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有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大量投资和财产。在战前，西方列强不愿意责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为它们在全神贯注于欧洲局势。蒋中正认为，日本人进攻上海将刺激美国和英国站到中国这边参战。

内政原因

蒋介石想与日本展开前线作战，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之前就已经因弭平共产党的叛乱而失去大量军力，故蒋介石与他的军事顾问相信他们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的和平来建立军队，方能与日本在相同的立足点下作战，所以，过早冒险将他在成长中的军队投入对日作战是十分浪费的。另一方面，如果蒋介石决定要组织大规模对日本的抵抗动作，他很有可能会失去他正在依照德式训练发展中且尚未完成能与敌军迎面作战的军队，因此对于蒋中正来说，对日作战可以稳固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但却会削弱他以军事实力建立的政治力量。退缩并做出更多的让步的决策虽然让他失去群众的支持，但却能保存他的政治力量并掌控一个统一的中国，而松沪会战对蒋中正来说，正是一个大手笔的赌注。

此外，蒋介石不能冒险将浙江及江苏两省交到日本人手中，因为浙江与江苏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重镇，而且大部分的工业及政治基础皆在这两个省；该地区是蒋中正的国民政府唯一不受外力影响的政治中心，华北地区已被日本占据，而其他的省份则被剩下的军阀或是国民党其他派系的军事力量所割据，因此，蒋中正自该区成为他的行政中心后，便不惜一切代价地防卫上海。

同时，蒋介石及他的顾问团对于提高战争的赌注也相当有信心，自从中国军队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让日本军队的攻势停顿，蒋介石希望能与1932年一样的迅速停火，在1937年7月以前争取更多的时间以提升他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蒋介石决定若是日本并不以局地战为解决方式，他将打一场拖延的战争，此外，他也已经计划将重要的工业迁移至内地，以因应接下来战争的损耗。

大战的序幕

由于以上原因，蒋介石决定沿沪宁铁路调动军队，迎接即将来临的战争。8月9日下午五时半，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两人，驾驶军用汽车冲向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分别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和日本海军通话，当时日方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本日未有奉命外出。纵令有人外出，也决不会有到虹桥机场。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到机场的。

当夜10时，俞鸿钧市长赴日总领事馆交涉，叙说了事件经过，并主张用外交途径解决，不使事件扩大。日方也表示同意。但是至11日下午四时，日总领事冈本访俞市长，态度即转趋强蛮，声称对于虹桥击毙二日兵事，日本全国极为震动，东京政府虽同意用外交途径解决，但是同时却又认为有向中国“质问”对本案态度的必要。并附带提出两项要求：“(一)将保安队撤退，(二)将保安队已筑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

俞鸿钧答复：“既然是中国的土地，就更无所谓撤退”。对防御工事和“保安队所有措施，无非为防范起见，总之，我方维持和平之心志，日方应能谅解……如日方亦能遵守范围，冲突自然避免”。日方表示满意。

8月1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为闯入机场道歉，但要求中国解散保安队，并拆除防御工事。日本还借口此事件在8月10日运送增援部队到上海，撕毁了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被列为非军事区）。针对日军的行动，蒋介石也在8月11日开始调动中国军队进入上海地区，继日本之后背弃了淞沪停战协定，决意对抗日军的进侵。第二天，日本要求列强迫使中国解散进入上海的部队 ，但市长俞鸿钧声明日本7月7日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违背了协定。上海市民狂热地欢迎出现在该市的中国部队。

12日下午3时，应日方要求，召开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会议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会议厅举行，出席者除中日双方外，尚有英、法、美、意四国代表，日方代表冈本声称：今晨中国保安队及正规军队，已在近郊设置防御工事，此种行动，违反停战协定，应请共同委员会加以注意，采有效办法，加以制止。俞鸿钧当即驳斥：“共同委员会设置之目的，在维持上海之和平与治安，并非协助日本政府实施侵略政策”。“虹桥事件发生后，日方曾一再表示静候调查事实真相，以外交方式解决，但一面竟军舰云集，军队大增，军用品亦大量补充，此外尚有大批军舰正在途中，源源而来。此种措施，不独妨碍各国侨民之安全，且对中国为一种威胁，且足发生危害之行为。中国在本国领土内，当然有权采取自卫之行动。……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贯政策，对侨居上海之各国侨民，仍当加以保护。”各代表提议可否将保安队稍稍后退以免冲突。俞鸿钧答：“停战协定早已为日方破坏，故本日实无召集共同委员会之必要。”“我国军队，在本国土地行动，有绝对自由之权，此则未容他人之置议。”“为维持上海之和奔驰安计，如日本将增加之军舰与军队调回，则我方对撤退保安队一点，亦愿加以考虑。”会议毫无结果而散。

日本在会上表示竭力避免战争，而行动上作好了战争准备。日本在8月10日运送增援部队到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2日晚陆续登陆。而且在杨树浦、闸北、虹口一带布防。到12日止，调集淞沪的日舰已达30余艘，海军及陆战队1.5万之众。

8月13日，在日军租界周边的国民革命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周边防御阵地进行零星交火，8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88师进攻位于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空军第四大队于上海西南方百里的浙江杭州笕桥上空击落多架日机。(1940年，国民政府明订每年8月14日为中华民国空军节。)

8月14日早晨，中国军机前往黄浦江轰炸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投下六枚炸弹，其中五枚落入河中，一枚击中怡和洋行仓库。当日下午，中国军机再度前往轰炸日本军舰，其中两枚炸弹遭投弹手刻意投掷在国际租界与法国租界内，造成数百人死伤。

8月22日，日军第3、8和11师在海军炮轰的配合下，发起两栖作战，继续在川沙、宝山登陆。中国军队在敌舰的猛烈炮火下，无法进行有效反攻；著名的先施百货公司遭日军炮弹击中，造成上海平民伤亡。

8月23日晨，日军第11师团与中国海防司令沈鸿烈部战舰激战，8月30日，日军船舰吨量占优势，中国海防失守，日军在30余艘敌舰密集炮火掩护下，向狮子林、川沙口登陆，攻击宝山、月浦、罗店。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呼吁中日双方停战。

9月20日前后，日军在长江和黄浦江沿岸集结有陆军五个师团，另十五个大队，共约十二万人，有战车两百辆、飞机两百余架、火炮三百余门。

10月26日早，陈诚阵地司令部所在地大场失守；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88师第524团第2营400余人（报纸宣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西撤。在日军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国民革命军孤军奋战，誓死守城，坚持4昼夜，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同时，上海人民也以极大热情支持壮士，慰问品、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入了四行仓库，女童军杨惠敏更在日军战机扫射之下，将国旗送予部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枪炮下飘扬，震撼国民的抗敌之心。战至30日，国军粮弹俱尽弃守防线，撤入英租界。

10月，孙立人率税警总团第四团在周家桥成功击退日军渡河。但在此役孙立人受到迫击炮弹攻击身受十三处创伤，因宋子文之助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疗。

11月5日，日遣自华北战场抽调第10军下辖三师团援军于金山卫（杭州湾北岸）登陆，侧击上海。中国守军撤退。

11月8日，太原、任县失守。

11月9日，松江失守，蒋介石下令撤退，国军兵分两路(北路沿京沪铁路，南路沿苏州河)向南京及杭州撤走，因日军战斗机不停朝沿路退兵机枪扫射，国府军此阶段伤亡尤为惨重。

11月11日，上海、大名失守。13日，济阳失守。14日，嘉善失守。16日，昆山失守。18日，嘉兴、烟台失守。

11月20日，苏州失守，蒋介石宣布迁都重庆。

21日，吴兴失守。25日，无锡、长兴失守。29日，宜兴失守。30日溧阳、广德失守。

对战局的影响

淞沪会战原先蒋中正打算速战速决，并将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为了达到这目的他将手中受过德国顾问训练最精税的部队全数送上前线。不过由于速战速决的目标失败，导致更多兵力加码投入战场与具有军舰支援且补给源源不绝的日军进行绞肉战，总计国民政府在这场战争除了中央军外，先后各派系部队共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财政部税警总团、宪兵1个团、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3队海军舰队，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这些精锐部队在战斗中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使蒋中正的实力大为削弱。

此外，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指出：“当时我军参战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在七十万左右。约全国兵力的百分之六十. 当时淞沪战场离苏嘉铁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投入战场人数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场，四面平旷，无险可守，日军陆海空三军的火力可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来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蒋中正知道国军只有极小的机会获胜，上海将会失去。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1937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除了军队的耗损以外，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的总撤退使整个战线完全溃散，并让日军得以长趋直入，间接导致了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

以军事面来说，国民政府不但战败以外还让其军事实力大幅受创，使得多年建军付诸流水；但在政治面上却是成功的，淞沪会战将中日冲突成功的台面化宣传到国际媒体。也让世界清楚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的立场：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将其一块一块地征服侵吞，也证明了中国绝不会向日本投降，而战争导致的国外资产损失与日军的战争暴行有效的降低国外舆论对于日本的好感，也间接影响日后英美对中国战场的支持。

最后，日军原先希望借由有限度冲突取得在华利益的作法，在淞沪一战后开始无法收拾。淞沪会战的时间长达三个月，最终也只能在伤亡惨重下勉强夺得胜利，而国民政府在此战以后毫无对日本妥协的态度使日军无法回收战争成本，在一无所得下日军必须增兵以在这场战争获得利益，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使日本国力逐步拖入崩溃边缘，并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