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如何回忆：卞仲耘之死

送交者: 雾重重 2010年05月14日14:02:4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zt:兼听则明，看宋彬彬如何回忆：卞仲耘之死 来源：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790449&sid=b858b1eafdf90ef0f579da8b1e693761 也谈卞仲耘之死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 主持人 / 执笔： 冯敬兰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三3班学生 受访者： 刘 进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 宋彬彬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 于 羚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中五2班（五年制实验班）学生 叶维丽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三3班学生 主持人开场白 两年前，我去拜访一位著名科学家。谈话间，老人提起一件事：“我听说有个附中，文革初期红卫兵打死了女校长，那个头头后来上了天安门，受到毛的接见，他父 亲后来还升了官。听说这个事情后我非常气愤。”我问：“您说的是不是师大女附中？”老人连说对对，就是这个学校。我说我正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据我了解，事 情不是这么简单。随后，我讲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老人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大家都不说，文革的历史会更混乱。” 或许正是这位老人的话，促成了我要做的这次访谈。 师大女附中建校于1917年，曾为平津、华北地区的一所著名女中。1949年5月9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与解放区来的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 合并，同年6月28日接管私立文华女中，9月27日正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六十年来，该校因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为社会上层家庭的女孩首 选的中学之一。在历届学生中，党政军高级干部、高级统战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及社会名流的女儿占较大的比例。不过，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也不在少数。我出身不 好，幼年丧父（在运动中自杀），由寡母艰难带大，没有任何背景，完全是凭分数考进这所学校的。我们班45个学生，干部之女不及三分之一。 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发起在海淀区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高潮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四、六、八中这样的男校。为什么波澜不惊的师大女附中反而成为四十年 间文革话题的一个中心呢？因为当年学校发生了两个事件，一个是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在学生批斗中死于非命，一个是8月18日高三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了红 卫兵袖章，她又恰恰来自高干家庭（其父宋任穷，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这两个被认为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频频出现在文革研究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言说之中。 卞校长遇难已经44年，当年亲历那个惨痛事件的在校生，年纪最小的也年近花甲，高年级学生已六十开外。我相信，经历过那一天的师生们，没有谁会忘记当时的 狂热、混乱、恐怖、震惊和惨痛。卞校长的遗属王晶垚先生，多年来执著地坚守着控诉的权利，胡杰制作的电影《我虽死去》集中展示了王先生苦心收集的物证和资 料，当我看到几个孩子跪在母亲遗体旁的照片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近年来，师大女附中毕业生就“八五事件”写的文章中，最有份量的是两篇同名的《卞仲耘之死》。作者之一是1968届高中生，高一3班学生王友琴（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博士，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她在《文革受难者》（2004年出版）一书中，将《卞仲耘之死》置于首篇。该文以很长的篇幅描写了卞 校长遇难的前前后后，文章强烈的批判色彩、明确的指控对象给人印象至深。我注意到，目前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主要采信的是此文提供的资料和观点。另 一篇同名文章的作者是1966届初中生、初三3班学生叶维丽（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她于2006年7月在美国 发表了英文版的学术性文章《卞仲耘之死》，中文版未有机会在国内公开发表，仅在博客网站“二闲堂”上贴出。此文有100多个注释，中文没有译出。上述两个 版本的《卞仲耘之死》，从各自披露的细节到最后结论，均有重大的不同和分歧。 叶维丽从2002年开始调查。几年来，她每年两次回北京进行调研，以期寻找更多的目击者与亲历者，包括当年工作组进校后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多年来一直 被有关舆论穷追猛打的宋彬彬。 实际上，刘进也在2002年开始了她的调查，2007年退休后更是全力以赴。作为第一张大字报的发起人、工作组期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八五事件”后部分 学生自发组织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她独自或与宋彬彬（2003年回国）一道，走访了当年在校的老师、同学共110人，其中包括“八五事件”的暴力受 害者、至今健在的校领导。她做了大量的笔录和笔记，并将一份详尽的回忆与调查，交给学校存档。 于羚曾经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过大量资料，可以说是间接的知情者。我于1996年发表散文《记忆的疮疤》，反思与追问“八五事件”，从2007年秋天开始介 入调查工作。我们五个人从2008年1月24日第一次会面至今，已就同一话题多次聚谈，不断地理清脉络、提出质疑、矫正记忆、交换观点。 作为女附中的学生，卞校长之死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理清历史事件，让亲历者反思，让后人知晓，让历史铭记，是我们的责任。下面，围绕“八五事件”我对四位 校友做的访谈中，将向社会披露我们多年来的调查结果，向学界坦陈我们对“八五事件”的初步思考。同时，宋彬彬、刘进也将首次公开讲述她们在文革中的经历。 访谈要点 1、第一张大字报 2、工作组期间（运动的形式、学生反对工作组、批斗校领导、邓小平的指示、多数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3、后工作组时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血统论横行、学生斗学生） 4、八五事件（卞校长遇难、向吴德汇报、成立文革筹委会） 5、红卫兵和“八一八” 6、关于宋彬彬 1、第一张大字报 主持人：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印象里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课间响了，然后就是夏青在播送一个社论，我的感觉好像战争发生了，立即心 跳加速头皮发紧。下课后，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刘进，是你们写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空气。为什么你会成为第一个？ 刘进：也许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吧。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刘仰峤，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在河南工作，那里是重灾区。正上初中的我，亲身感受了大饥荒，亲 眼看见了什么是一穷二白，也开始懂得什么是责任。1964年春，我随父母调动（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乍来到北京， 又是上了一个女校，我觉得自己和学校的风气有点格格不入，别人觉得我像农村来的，很土气，而我觉得学校缺乏劳动教育，很多同学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明显的 “骄娇二气”，尤其是一些干部之女，特殊化严重。高一时我曾写过评论干部子女“骄娇二气”的作文，高二、高三还在课堂上和老师辩论过，被老师批评为思想偏 激。那时，我一方面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另一方面又有舍我其谁的自来红思想。我崇拜英雄，一心向往革命，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一颗党的螺丝钉，有一种渴望战 斗的强烈要求，这些在我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主持人：听说你对自己有一种清教徒式的严酷要求，每天早起要做一套哑铃操，在高教部家属大院跑三圈，冲冷水澡后，6点多到校，再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 卧起坐、俯卧撑。每年11月入冬前从不穿袜子，下乡劳动同学们挑50斤，你却挑100斤等等，这都是直接针对“骄娇二气”的吧？ 刘进：是这样，当时很多学生都以自觉锻炼、自找苦吃为荣，我也一直坚持这样做，并于1965年年底入党。我在党支部会上也给学校的教育提过意见。 1966年上半年，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 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更让我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一种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得到了强化。我们曾为没有赶上战争年代，不能像父辈 那样投身革命、献身革命遗憾，后来又为学校不像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均为著名男校）那样开展“四清”运动而遗憾。当时，我们学生党支部多次在一起分析形 势，觉得终于有机会革命了。1966年5月，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有个报告，我们认为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 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早6点，我在锻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现在 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结果我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 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我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她说愿意。我俩又跑到学校去找我的同班同 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我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没有到校呢，我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 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我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过了这么多年，大字报的题目和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 里是对学校不让我们参加革命有意见，对宋硕的报告有意见，说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但没有针对具体的对象。据一些同学回忆，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 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胡志涛校长（女） 在《生活教育论》一书的《“八五”祭》里提到过我们的大字报，她说“矛头指向还很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珮云的。” 本来以为把意见提出来想办法解决就行了，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同学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像中的革命不一样。我们也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党 支部担心影响扩大，当天就把我们三人隔离到阶梯教室，告诫我们这么做很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他们苦口婆心地帮助我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我们 认清形势检讨错误。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就成反党行为了？那天在阶梯教室内外始终围着 很多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群情激愤，既有指责也有同情。 2、工作组进校期间 主持人：我记得你们受到了“围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组进校，动作很快，应该和邓榕有关吧，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回家一说，立即会引起她父亲 的关注。 刘进：我想是这样。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 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让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 责人。欢迎大会上，胡启立、张世栋、胡志涛校长都讲了话，胡校长还传达了前一天李雪峰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报告。6月6日，工作组主持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 会，教师代表二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前四人为高三学生，尹斐是高二学生。我是学生代表 会主席，其他四人为副主席。当天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所谓复课，就是学生每天在教室里读报纸、学社论，上下课铃照常响。老师不教课了，组织起来也是学 社论。工作组的指导思想是让运动有序进行，先揭发，再慢慢梳理，找出问题的重点。 由于时间久远，我也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对很多事情的具体时间和内容都记不清了。幸运的是，在近年的调查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同学的帮助。特别是高二2班一 位同学把她当时的一本笔记借给了我，笔记从1965年一直记到1966年工作组撤走，记的基本是学校的事情，包括校领导和工作组在全校的讲话，非常珍贵。 后面我要讲到的很多具体情况，依据的均是这本笔记。 主持人：工作组进校后，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不知道核心小组怎样来的，同学们私下议论，我 也说了“应该选举、不能自封”之类的话，成为后来我在班里被孤立被斗争的罪行之一。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刘进：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 “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面对学生“为什么还不召开揭批校领导大会”的质问，工 作组组长张世栋老师在当天的广播中说，“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仍要进行广泛的、普遍的揭发”，同时他检讨了自己有“怕乱”思想，“还不够放 手”，表示欢迎继续提意见。 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辩论，当晚学生自发聚在大操场宿舍楼的高台前辩论，我班同学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说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把 学校运动搞得很冷清。工作组希望同学们不要再辩论了，辩论非但没有停止，又出现了学生斗学生。一是批判围攻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二是斗争所谓出身不好、 有问题的学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贴出一张大字报，点名12个同学，分别给带上各种“帽子”，羞辱、体罚她们。6月20日全校开会，我代表学生代表会 讲话，讲了三点意见（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学的笔记）：“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 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张世栋老师做了补充，向全校提出了“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要求，说现在不适宜把重点集中在某一个校领导身上，还需要广泛的揭发、批判和集中材料。6 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 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 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叶维丽：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 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那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8月初就不再 是这个情况了。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文化革命以前，卞主管党的工作，日常教学工作由胡志涛副校长主持，普通学生对卞不是很了解。袁淑娥起的作用就是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卞身上，特别是集中到 “生活作风”上，使大家在情绪上对她反感。 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 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 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愤，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 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 还有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发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小字报，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一个说卞有生活作风问题，一个说卞是假党 员，好像两颗重磅炸弹，在学生中激起的愤怒可想而知。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 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 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八 五”那天有人见到她也在场。 主持人：袁淑娥为什么这样恨卞校长，她们的关系很复杂吗？于羚，你曾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过大量资料，也见过袁写的“万言书”，请给我们讲讲。 于羚：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校长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的丈夫丁某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 中的意愿，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丁某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校长从中做过一些调解，袁、丁最终离了婚。袁多次向女 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 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 文革开始后，袁淑娥的控告信转到工作组手上。工作组原本对卞校长的态度比较温和，认为批斗卞的材料还不够充分。后来，在6月21日、22日的批斗会上，工 作组的态度有了转变，没有阻止袁上台哭诉、煽动学生的行为。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为此还质问过工作组。她曾表示，卞仲耘尽管有这 样那样的问题，但生活作风上没有问题。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王 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 主持人：当时，全社会都处于丧失理智的疯狂中，任何人想挟私报复他人，只要他有“资格”，譬如红五类出身或符合别的什么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刘进：几年前我在胡杰的电影里看见了贴在卞家的大字报，语言粗暴恶毒，画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学了解情况，证实是袁领着学生去卞家干的。 两天斗争会后学校恢复常态，继续维持着原来的运动节奏，写大字报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学梁二同为首的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 “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内容涉及虽多，却不再具有轰动效应。她们多数时间不到学校，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去海淀区的中学活动。梁的父亲在空军 任职，支持她们的行动，因而她们更加坚定，不怕被孤立，觉得很光荣。18人全部是高中学生，有我班四、五个同学。7月初，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 “红旗”。清华附中卜大华记得，在7月19日军训前，女附中“红旗”去过他们学校多次。 6•27大字报贴出后，工作组分别找参与的同学谈心，如果是干部之女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6月底，两个高一学生上交 了蒯大富给她们的信，信里分析了形势，反复说如果工作组是不革命的、拖后腿的，革命左派就可以夺他们的权，把他们赶走。 主持人：海淀区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为代表，反校领导的学生，后来又反工作组，一路造反下去，并有“理论建树”，一论再论三论什么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 明确。你们反了校领导却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而工作组对校领导的态度起初是暧昧的，后来是犹豫不决的。你们回归“主流”，成为反工作组同学的对立面及多 数派的代表，这种异常是否与邓小平的支持有关？请你们谈谈去邓家汇报的情况。 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 报，胡启立补充。 主持人：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 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 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 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 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 排队。 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 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 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 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宋彬彬：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 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 多，我们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原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结束，听了邓的讲话觉得他想尽快结束。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 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刘进：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和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 可以“缺席辩论”。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学校，没有参加辩论。 主持人：记得当时上升到了“反夺权”的高度。我原本在班里很不起眼，也没有反工作组，可是7月15日那天突然被揪出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问题是，想夺权 （说了核心小组是自封的）、仇视干部子弟（背后议论说过坏话）、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运动积极分子还可“火线入团”。看样子都是工作组执行邓小平指示的具体 行动。 刘进：连续三次辩论会后，学校开始部署下一个任务：老师集训和学生军训。把大多数学生集中起来赴邢台军训，把全体老师集中起来在“马神庙小学”集训，同时 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郊区劳动。然后就准备复课了。胡校长在《“八五”祭》中写了集训的情况：“7月20日左右，工作组把校领导 和全体教职员弄到白堆子马神庙小学集中学习，不许回家。由学生代表主持会议，让每人准备‘洗澡、下楼’，实际是人人过关。”7月28日集训结束，7月29 日集训人员返回学校。 叶维丽：当时是“兵分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军训是突然结束的，为庆祝 八一建军节开的联欢会临时改成了欢送会。军训期间受的是“正面教育”，班长关心学生，没有人因为出身问题受歧视。突然结束军训，说走就走，同学们都很惊 讶，有的人还哭了。 刘进：带队军训的工作组副组长王润芝老师也很惊讶，她说是7月31日突然通知回北京的，连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学生代表会副主席尹斐也去军训了，在回 北京的火车上，她想不出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惴惴不安。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王润芝老师领着学生从火车站走回学校，一看校门口、校园里， 到处乱七八糟贴着对联，王老师完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皆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 英雄儿好汉”，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消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 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主持人：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 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 是他发明的，后来看印红标的书，才知道最早出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叶维丽：从毛泽东的部署来看，对联的出现大概给他搅了局，我想他的本意是想将火力集中在上层刘邓等人的路线上。但对联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是中学生中产生的 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不但动员了出身“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后代，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导致了一些人在后来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且严重地分化了学生群体，让大多数非“红五类”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类”（即地主、 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同学更是人人自危。这样一种状况对理解“八五”当天不同“身份”学生的表现至为重要。 刘进：在军训同学回来之前，开了两个大会。7月29日在人大会堂召开撤工作组的大会，毛主席一出来，掌声雷动。刘邓说老革命遇见新问题就是那一次。究竟发 生了什么？谁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消防队，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把7月29日的领导讲 话录音放了一遍，随后就宣布工作组撤出师大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主持人：学校三级组织的最高一级——工作组因方向路线错误被撤消了，师生代表会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看来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这是最危 险的时期。 3、后工作组时期 主持人：从工作组撤走到“八五”之前这个礼拜，对联出现，让血统论登峰造极，成为最瞩目的事。学生分成了“红五类”和“黑五类”，处于两者之间的，也没什 么光彩。还有什么事发生？ 刘进： 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 揭发问题。据王润芝老师回忆，8月5日当天，还有学生对张世栋和马娴华说：“不老实交待，卞仲耘就是你们的下场！”也有现场目击的同学证实，揪斗校领导的 过程中，张世栋也被勒令旁观，说你不老实交待，也是这个下场。 主持人：我班也有同学证实，在“八五”现场张世栋、马娴华受到威吓。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宣言，我亲眼看到，红纸黑字，很显眼，贴在大食堂旁边的板报栏上，题目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不仅纲领明确，还有 几条组织原则，强调坚持党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重在阶级表现”的路线，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只要表现好，也可以申请加入。在对联的气势压倒一切时，我对 这个印象特别深，心里有瞬间一热的感觉。当时校园里比较冷清，大批去军训的同学还没回来。 刘进：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 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也有不少同学想来就来，不来就到别的学校去串联。 主持人：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 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 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 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冯敬兰关于核心小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这个问题上很敏感，因为作为“有问题”的学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权威。班核心小组不像校一级的师生代表会，不 是工作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班核心小组没有受影响，反倒因为“对联”而鼓了气；又因为校级师生代表会有些“吃瘪”，更在事实上加 强了班核心小组的权威。当时许多班级以辩论对联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学，恐怕都与核心小组有关。8月5号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 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 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学生代表会的人，当时的态度 已不一样。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 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 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卞校长回家后的情况也有一些文字记载。总之，她们都觉得生命已没有保障了。 主持人：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4、八五事件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 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 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 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 伦（1966届高中生/高三1班学生）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主持人：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 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其中初三的一个同学近年回忆说，8月5日下午，她和几个同学在东楼原来总务处的办公室睡觉，石油附中一男 生来找她，一进屋就说：“你们女校的学生怎么比男生还厉害，正在操场打人呢！”她听后赶快跑去找我们。听她一说，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 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 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 人。那些同学没有再表示异议，我们让大家都散开，看到许多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我们也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 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 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呆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 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 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 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 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 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 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 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主持人：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 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 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 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走回学校，我们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还 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觉得很难开口，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 是，8月6日早上，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主持人：我读过现居海外的作家胡平写的一篇文章，全文抄录了那天早晨的广播稿，大约百十来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文本，觉得很新鲜，但不知来历。你们事先写 过稿子吗？ 刘进：没有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事隔多年，我已不记得自己的原话了，但确实没有写过稿子。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有不同的记忆，同一个班的学生因为处境不同， 记忆也大不相同。2006年拜访梅树民老师，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在校办工厂劳改，他和刘致平副校长在一起听广播，广播中说再不许打人了，他们心里才有了安 全感。有人记得，我说卞仲耘昨天被斗死了，这是违犯党的政策的，以后不许再打人了。有人记得，我说过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 “死了就死了”。 我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8月8日，我和一些同学商量（多数是保工作组的，也有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说这样下去不行，咱们成立一个组织吧。因为上边 没有领导，这个自发成立的组织就叫“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我当了主任，有十几个副主任，各班还有联络员。我认为这是8月5日事件直 接导致的结果。 主持人：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 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 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 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 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 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 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 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 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主持人：你们劝阻了两次，却没有使她们停止游斗活动。难道因为她们以革命的名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才让你们的劝说苍白无力吗？ 刘进：当时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在对立面上制止她们游斗校领导，何况自己又是犯了错误的人，只能说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话，事态的发 展证明我们说话完全没用。 从近年的调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对打人者进行过劝阻。在游斗中，胡校长争辩说“我不是黑帮”，一个高个子学生说“我现在就让你 变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泼在胡校长身上。围观的一个中五年级（五年制实验班）同学立即上前阻止，说“斗黑帮也不能这么斗啊！”有个同学劝阻不要体罚打人， 立即被回击说，好久没有斗黑帮了，今天斗黑帮有什么不对？工作组在校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可神气了，我们斗斗黑帮有什么不可以？高三 4班反过工作组的王亚力、李乐群等同学也劝阻过两次，一次在厕所附近，一次在校园里，看到围观的低年级同学都散了，她们就走了。她们也没想到，老师们会被 换个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师劝学生，说他们（校领导）年龄都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干这么重的活了。这么热的天，他们肯定受不了，会出事儿的。有的学生 也这么劝。这些劝说立即遭到激烈反驳，说你是保工作组的吧？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班有同学看到，梅树民老师挨了一棍子，血立即从衬衫里面流了下来。梅 老师自己也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钉子扎进肉里，拔出后都是血，染红了衬衫。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 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到校比较晚，8月5日她没来，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 曾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谁打得凶，谁的阶级感情就深，觉悟就高。她还说，我调查了，你 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 在调查中我还了解到，有两个高二的同学8月6日一早去看胡校长，胡校长当时躺在床上，伤势很重，见到她们非常高兴。同年，她们和四中的几个同学一起调查了 西城区36所中学的打人情况，还写了调查报告。调查时，胡校长给了很大的帮助。 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我是从胡杰电影里第一次看到的。名单是竖着写的，右上是师大女附中，靠下并排写着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后来，2008年在一个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说凶手就在里面。有同学看见那个名单后，告诉我说是李松文老师写的字，他教过她们班几何，很熟悉他的 字体。于是我去找李老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把那个复印的名单拿给他，请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过了几天，李老师打电话约我见面，详细讲了名单产生的前 因后果。他说，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经快6点了，听说出了事他就跑到后院，有几个学生堵着不让他过去，当时他找赵桂英老师又找校 医刘大夫等等，心里很急。到了医院，医生不管救治，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 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做证行不行？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大女附 中，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他就 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李小琦、马恬、王满华，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师说，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大概是医院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一看是我的字体，我 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大约9、10点钟，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去北京饭店。” 主持人：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做 举手投降状，给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几岁，算是年轻力壮的人，让他挑土围小操场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处。胡校长打扫操场附近的厕所，不少同学记得，她的 白衬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内裤。没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抠厕所盖子上的污物。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 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 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她们殴打和羞辱校领导的手段简直令人发指。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 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 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 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刘进：8月5日的暴力行为使卞校长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我没有预想到会发生那样惨重的后果。出事后我真是后悔死了，没有果断地拼全力 去制止暴力行为，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胡校长等老师。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悔恨和负疚感丝毫没有减弱。这也是我和宋彬彬为什么要在60岁以后克服许多困 难、坚持调查学校文革事件的动因。 我曾在文革40周年时，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几次登门看望过梅老师。有一次他问我：“我们挨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当时 这话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我郑重地给梅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经多次沟通，他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谈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呆在那儿，为 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能走吗？”我说自己追悔莫及，是我的父亲我肯定不会走。他说你们都是学生党员，是我们最信任的学生，在最关键的时候你 们在哪里？我觉得梅老师对我提出的质问，也是大多数老师的质问。我非常感谢梅老师对我的批评，感谢他能告诉我当天的情况和他的感受。 叶维丽：你、我、宋彬彬和于羚咱们四个人一起去看过一次梅老师。我们进门时，我感到梅老师似乎不那么欢迎我们，老师一般看到学生来都很高兴，而他不是。当 时我走在后面，宋彬彬说了一句话，“我们当时真的很对不起老师们。”声音不高，我听见了。还有一句印象深的话是梅老师说的，他问你（刘进）和宋彬彬，“你 们当时在哪儿？”他反复地问，老围着这句话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你们曾是他精心培养的学生，在那天没有“搭救”他和其他领导让他心里受到很深的伤害。我 很高兴刘进这些年能和梅老师多次沟通，反复交换意见，倾听梅老师的心声。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师，一进门看见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愧疚，就说了对不起老师的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直想说的话。虽然8月5日事发当天，我 们也去劝说、阻止过，但是并没有预想到事态的极端后果。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 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 叶维丽：在该怎么看刘进、宋彬彬她们这些师生代表会主要骨干在“八五”当天表现的问题上，我反复想过。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看，不应该不 顾历史的制约去苛求，同时也不能大而化之，而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况在8月初极端混乱的状态下。 我觉得刘进、宋彬彬她们那天参与将卞校长送进医院，坚持要医院抢救，并和李松文老师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 定。她们在卞仲耘去世后连夜向上级汇报，也是负责任的态度。在问题方面，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劝阻无力，反应迟缓。“劝阻无力”是指在游斗校领导的过 程中她们曾几次出面干预，但在客观效果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她们是不可能质疑斗争校领导的“革命行动”的，只能说说“斗争是可以的，不 要打人”之类的话。吴德在他的口述回忆中说，有一位市委大学部的干部遭到学生围攻殴打，去解围的人对学生说，要打死他先打死我，这样才把人救下来。这种用 抗命的方式来阻止打人的做法，在绝大多数斗争会上是没有出现的，没在女附中发生毫不奇怪。遇到当天那种场面，不要说是中学生，就是成年人，没有相当的政治 经验和担当精神，也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 我说的“反应迟缓”，指的是对卞仲耘的抢救行动迟缓。当然，根据卞倒下时的情形，就算及时送医院也很可能是回天无力了，但这是另外的问题。我的估计是，卞 大约在4点多钟倒下，大约7点左右把她送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医院，这中间有至少两个小时左右的耽搁。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的耽搁？我在署名“白芳”的文章中 也问了这个问题。工作组倒台后，师生代表会是个“妾身不明”的机构，在阻止打人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当时疯狂革命的氛围中，她们说话“理不直，气不壮”，劝 阻无力完全可以理解。但一旦事发，在救人的问题上，恐怕只有她们能出面了，你不管没人管了。耽搁了两个小时左右才送医院，不能不说是“反应迟缓”。 我倾向相信刘进说的，你们在听到人（卞）躺在垃圾车里奄奄一息的消息时，马上就行动了。但卞校长在后院躺了两个小时之久，为什么你们那么迟才接到消息？这 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长时间的耽搁至少反映了人们的恐惧、退缩和对生命的漠视，因为当时很多人都看见了卞仲耘的惨状。八五事件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不仅 因为校长被少数人折磨致死——我相信参与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也因为大多数人的表现也会受到今人的指摘和谴责。就算你没打人，你围观了，就是做了看客。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我是这代人的一员，说这些话绝不仅仅是站在外面或高处去指责别人，它还包含着深深的自责。看胡杰的电影时我感到无地自容。第 一次见到王晶垚先生时，我给他写了一句话：“做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这是心里话。 5、红卫兵的成立和8·18 主持人：王友琴在书里写过：“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前面已说过，7月31日成立的是“毛泽东 主义红卫兵”，前身是工作组在校期间的“红旗”。工作组撤走后，主义兵成为学校的革命左派，但她们与“八五”事件毫无关系。“主义兵”作为一个组织，存在 了很长时间。我在1967年6月15日的日记里还有主义兵的记述，那时学校里有三大派，一是四四派“东方红公社”，二是四三派“红色造反团”，三是主义 兵，人数不多，还是那些同学，成为“老兵”的代表。 “红卫兵”什么时候出现，又什么时候消散，与我没有关系因而没有任何印象，也不记得校园里有过大批戴着红袖章的人出没。在我印象里，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女的 别名。刘进，你和宋彬彬发起成立过红卫兵这个组织吗？如果发起，是在什么时候？ 刘进：我和宋彬彬没有发起、成立过叫“红卫兵”的组织。我俩7月5日亲耳听到邓小平关于制止红卫兵等非法学生组织成立的谈话，工作组撤走后，我们一直为自 己的错误而苦闷、迷茫，不可能摇身一变，就去带头组织“红卫兵”。 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 多记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一些老师的记忆也证明了这一点。2006年，张静芬老师（卞校长遇难后秘密给王先生写信的人）曾对我说，当时她看 到围着校领导打人的是不足一个班的学生，在大操场和后院大约都是二三十人，没有戴红袖章，那时还没有成立红卫兵。 主持人：我在前面说过，我班8月5日上午开班会辩论对联，我装病没来，8月6日下午给我“补课”。当时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坐在讲台前面排列成长方形的课 桌上，其他同学坐在椅子上，她们居高临下的气势非常压人。我记得其中最激进的同学以及父亲在军界具有高职位的同学，并没有人戴袖章、穿军装，最显眼的装束 是把裤腿挽到膝盖上，根本不穿鞋，当时校园里行为最张扬的学生几乎都这样。如果当时有了红卫兵这个组织，有些学生会特别炫耀，因而给人留下印象。 刘进：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根据调查我可以这样判断，是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到8月18日之前的几天里，一哄而起的。在对联制造的氛围下谁可以当 谁不可以当，每个人心里很清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毛主席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消息透露出来以后，大家才觉得红卫兵不是非法组织了，毛主席都支持了， 我们思想上才会接受红卫兵。 宋彬彬：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 要没有人反对，你就是了。 叶维丽：红卫兵的出现，在海淀、东城、西城是有时间差的。海淀区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红卫兵起来后是否有军方的背景，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在西城区譬如 四中和女附中，干部子弟多为中央机关、国务院的背景，和刘、邓的关系近。如果毛不表态支持红卫兵，他们一般不会像清华附中、北大附中那样自己起来组织。毛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是8月1日写的，传到清华附中是8月2、3日，卜大华他们有回忆。当时的情况，每天的信息传播是很快的，毛支持红卫兵的消息，我觉得 如果8月5日还没有传开，8月7日、8日应该已经传开了。红卫兵在清华附中成立的时候是有边际的，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青少年自发的组织，有成立的时间和 人员组成。后来红卫兵得到了毛的支持，我在自己的书里（《动荡的青春》）说过，红卫兵在城区实际上是一哄而起，特点是没有准确的时间和组织边际。女附中红 卫兵成立的具体时间，至今没人能具体说清，当然也没有开过成立大会，没有什么宣言。 主持人：再说一说8·18那天的情况吧。是筹委会接到开会通知的吗？ 刘进：是，我记得筹委会是8月16日接到的通知，说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我们决定以班为单位组织参加，没有提具体条 件。因对联的出现使血统论的思想盛行，各班掌握情况很不一样。 当天即开始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制作袖章和标语牌。那时很少有人戴袖章，为了集会，大家以各种方式赶制。8月17日，筹委会组织了各年级的一批积极 分子集中在学校大礼堂，把红色横幅、红绸布撕开，再裁成窄条。两位初中同学找来了毛体的“红卫兵”三个字，其中“卫”是繁体字，高二一个同学用三合板刻了 模子，刷上墨汁印制，但洇得很厉害，出了不少废品，所以那天印到很晚才做成40多条。大多数红布条来不及印字，就分发给各班了。 宋彬彬：因为时间紧，我们做的红卫兵袖章很粗糙，我给毛主席戴的袖章是毛边、黑字，并不是社会上后来流行的那种黄字袖章。做木版模子的那个高二同学，她父 亲当时已经被停职了。做了一夜袖章后，第二天她问小艾（初二学生）：“我能不能算红卫兵？”小艾说：“你当然可以算了。”于是她觉得自己也是红卫兵。 刘进：我们班的袖章是一个写字特别好的同学在红布上直接写的，她还画了一个葵花向阳的展板，表示“心向共产党，心向毛主席”，准备8•18那天举着去天安 门广场，结果因为出身问题，班里不让她去，对她的打击很大。 宋彬彬：这是2006年班里同学聚会时我们才知道的，听说这件事我很不好受。那个同学为大家忙了半天，自己却不能去，受了很深的伤害。 刘进：8•18那天凌晨3点多，由筹委会组织集合，从学校出发去天安门广场。大部分同学（包括出身不好的）都去了，也不分什么派别。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大概 是5点多钟，大约7点多，听到广播通知，让各校按名额去天安门前集合，女附中的名额是40个。作为学校的领队，我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 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过去吧。”挑人肯定要出身好的，其他还有什么标准记不清了。调查中有人讲是要穿军装的、戴袖章的、出身好的，有人讲是要个 子高的。各班怎么挑选人，怎么上的天安门，宋彬彬怎么给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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