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选骏

一、谬种流传

据2010年6月16日韩联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近日向韩国外交官赠送一段苏东坡的文字，引起了各方揣测。有人认为，中国可能以此表达对“天安”舰沉没事件的立场。这段文字是苏东坡《留侯论》的一部分。内容是“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虽然是一件个人的赠礼，但也由此引来了不少揣测，认为是中国方面在间接地表示对“天安”舰的立场：中国反对断定朝鲜是肇事者，因此所持立场是，不能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对朝决议案，即使是主席声明，也不同意“点名”或“谴责”朝鲜。韩国认为，在“天安”舰事件已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情况下，中国的态度会左右今后应对措施的方向和力度。

这段新闻不明不白地援引苏轼的《留侯论》，本来可谓断章取义，与两韩争端可以说是毫不搭界。但崔天凯作为中国堂堂“上国”的外交部首长，应该不至于如此无知。

那么他到底有些什么深意呢？

我想来想去，如果这里面还有些逻辑的话，那就是
崔天凯把金正日比作了秦始皇。金正日虽然和秦始皇无法相提并论，但他刚刚爆炸了核武器几件，又勇敢击沉了韩国的“天安舰”，这舰竟然还和中国的象征“天安门”同名，看来金正日确实不是“无的放矢”……因此之故，崔天凯用张良的故事劝戒韩国人学习逃犯张良忍耐为上，也就把金正日抬高到了暴君秦始皇的高位了：不仅韩国人应该让他金正日，就像张良逃避秦始皇的追捕那样，就连“上国”也得怕小金几分，因为当今中国领袖，就个人而言，无一人比得上小金之勇毅，犹如秦始皇那样无所顾忌也。

二，《留侯论》误国误民

其实，崔天凯可能并也不明白苏轼的《留侯论》本身就是有些问题的，例如奇正不分，把权宜之计当作百年大计，结果误国误民，演出了亡国之音，根本就不值得援引。尤其是把《留侯论》当作“国际礼物”，就更加显得怪异。

说苏轼的《留侯论》误国误民，不能不说到苏轼当世的北宋局势，而首先还得看一看《留侯论》的原文。

〔宋〕苏轼：留侯论

　　【原文】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是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气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这可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当突然面临意外时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而他们的志向又很远。

　　张良从圯桥上老人的手里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么能断定这位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有识之士出来考验张良的呢？观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都是圣人贤士相互间劝诫的道理。世人未加细察，以为他是鬼怪，这就不对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兵书上。当韩国灭亡的时候，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无罪被杀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再世，也无所施展。一个立法严厉、苛刻的政权，它锐利的锋芒不能触犯，而当它走到末路时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但张良却忍不住愤恨之气，凭借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铁椎的一击来达到目的。当时，张良虽然死里逃生，实在是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决不肯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死在盗贼之手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杰出才干，他不去规划伊尹、周公那样安邦定国的谋略，却想出了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完全因为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行为重重地刺激他，让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说：“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了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低声下气地对待我们，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从郑国撤兵。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就投降吴国做吴王的臣妾，三年中丝毫没有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志向，而没有屈从忍耐的功夫，那不过是普通人的所谓刚强。那位老人，以为张良的才干绰绰有余，就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刚强锐利之气，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与张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却命令他做仆人、婢妾的事情，而张良却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责怪老人，这样秦始皇当然不能使他惊怕，而项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观察汉高祖刘邦所以取胜、而项羽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忍耐或不能忍耐。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出兵。高祖刘邦能够忍耐，保存强大的兵力以等待项羽的衰亡，这是张良教会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占了齐地，想自立为王时，刘邦勃然大怒，并且显露于言辞和脸色。由此看来，刘邦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盛气，除了张良，又有谁能替他补正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猜测张良一定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但实际上张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妇、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气概并不相称，所以我以为这就是张良所以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王兴康） 

苏轼的《留侯论》误国误民之处，在于它加剧了北宋的退缩苟安的性格，违反了“理论应该平衡实际”
的要则。也就是说，理论应该弥补实际的缺陷，而不是为实际的缺陷进行辩护。这也是“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区别：理论家总是为实际的缺陷进行辩护，是马屁专家、御用文人，在曹营说曹营好，在汉营说汉营好；思想家总是对实际的缺陷进行批判，是挑刺专家、独立灯塔，在曹营说曹营的不好，在汉营说汉营的不好。苏轼的《留侯论》却借古颂今，好像北宋皇帝像张良那样英明；但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出，北宋皇帝受到了“靖康之耻”的惩罚；完全不像张良那样能够“豪杰亡秦”。

苏轼的《留侯论》是典型的阿谀奉承。

三、为何说《留侯论》是亡国之音

苏轼的《留侯论》不仅误国误民，是典型的阿谀奉承；而且还是亡国之音。

在我看来，反秦分子（类似现在的“反党分子”）张良的自我克制的一面，虽然受到苏轼的表扬，但那毕竟只是反抗者的权宜之计，类似野兽出击之前的潜伏，而不是张良的全部。张良的主流或曰至少一半，还是阳刚的豪杰，具有荆轲那样的气质，敢于出击，敢于造反，敢于刺杀人面兽心的最高统治者。

而北宋官僚苏轼却把张良的权宜之计总结成了一种人生态度，甚至变成了百年大计，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张良这样的人，绝不会面对暴政忍耐到底的，更不会成为顺民，被蛮族乖乖牵到宰杀之地。

按照史实，张良这个人是具有两面性的，他既有善于隐忍不发的一面，更有“击秦博浪沙”的一面，而且是先有“击秦博浪沙”的一面，失败后迫不得已才隐忍不发的。但是苏轼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非不知也，是不论也。苏轼为何一笔带过张良刺杀秦始皇的壮举？要知道这个壮举，是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没有做过的“先觉行动”，本来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苏轼为了论证自己的“留侯哲学”，竟然阉割了张良的源动力，而把他的权宜之计拿来大书特书。可见苏轼的《留侯论》所呈现的，并非真的张良形象，而是苏轼等北宋官僚的怯战心态。苏轼的《留侯论》其实是《怯战论》，是北宋“文官政治”、“平民政治”的可悲写照。北宋之“联金攻辽”，南宋之“联蒙伐金”，都是效法秦始皇“远交近攻”的范例，但为何“画虎不似反类犬”，反而加剧了自身的衰亡呢？无他也，《留侯论》的误导作用也。

苏轼这样一来，不仅无法在自己的时代激励“豪杰亡秦”的壮举、鼓励宋朝反抗北方民族的压迫；反而只能误国误民，错用阴柔，招来“靖康之耻”的横祸。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苏轼（1037—1101年）死后不过二十多年，奉行“留侯哲学”的北宋王朝就被北方蛮族连锅端掉，两个皇帝同时被捕，几万官绅变成俘虏，几千后宫沦为性奴， 押解至东北的赵宋宗室人口上千——史称“靖康之难”，史称“靖康之难”，更被相传岳飞所作的《满江红》称为“靖康耻”。

苏轼的《 留侯论》，的确堪称“亡国之音”。

2010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