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史考证与吴学研究

读胡谦盈《三代都址考古纪实》

新购一册《三代都址考古纪实》，由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拜读感触良多。

      胡谦盈先生己过八十。1953年起即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考古所山西队、安阳队、丰镐队和泾渭队队长，主持晋南、豫东商丘和泾渭地区的考古调查，著名的老一辈考古学家。是探索丰镐都址、先周文化与先周历史、常山下层文化、仰韶文化东庄村类型、寺洼文化的开拓者。胡先生的这本著作，以近四十年的实地考古，对先周历史和西周早期历史与文化的最权威论著。

    研究吴文化，研究早期吴国历史和“泰伯奔吴”，过去的吴学界只从传世史藉，乃至地方志书、家谱、传说、推理出发，谬误己深入人心。泰伯是文王的大伯父、武王的爷爷辈，史载的“让王出走”当然是先周文化的南下。泰伯带走的“中原先进文化”，先进到什么程度，胡先生的书中可以找到。本文试以为之

    1、周祖后稷是后人虚构，后稷封邰的邰都查无实据。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殷契母简狄，为帝喾次妃。(殷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姜原为帝喾元妃。(周本纪)。”周始祖弃与殷始祖是同父异母兄弟，周、殷乃同祖同宗。可从现有考古发掘材料看，姬周文化面貌的基本特征，与殷文化面貌的基本特征是回然有别的，而且两者的文化渊源也不相同。迄今发现的商文化遗址和先周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域，分属中国分布在东、西不同地域的两个不同渊源的古老民族，二者在族系上毫无联系。现有的考古材料也证明殷族历史比周族历史早数百年。所谓“殷祖契和周祖弃是同父异母兄弟的传说”应属虚构之事。

    姬周族系中比较明确而且可信的周族始祖，约略是生活在“戎狄之间的不窟，大致相当于盘庚迁殷或稍早时候的人，至于不窟之父后稷是属于后人虚构的一个似人又似神的模特,“后稷封邰”的“邰都”难以成立。关于在陕西武功的传说，邹衡先生1976年11月曾作实地调查，“看到该处确有姜原庙，并有堆积比较丰富的仰韶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遗址，偶而也能捡到西周晚期陶片，但未发现先周文化遗物，可以肯定说，这个传说完全出于后人的附会。”建国五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关中地区进行过大量的调查发掘工作，其遗存最早者只能到古公亶父时代，而早于此时期的周文化遗址和墓葬则无发现。

    迄今发现的商文化遗址和先周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域详见下图，且与古代文献所记殷人和周人的活动地区基本吻合。

    先周文化分布的北界达到甘肃庆阳地区，南界止于秦岭山脉的北侧，西界在陇山及其六盘山的东侧，东界的北端在子午岭西侧，南端以泾河及今西安东郊泸水和灞水一带为界。全区南北长300多公里，东西宽约200多公里。其地望大致相当于今陕西宝鸡和咸阳地区。

    从考古学出发，“后稷封邰”的“邰都”难以成立；“王季宅程”的“程都”之说呢？《元和郡县志》和《长安志》均谓《程》在栎阳。经考古钻探，系今临潼县武屯乡一带，这里是唐代的栎阳城旧址。目前己知的商王朝势力西界，约略到达今陕西耀县一带，由此可见先周王季时期是不可能将都城迁至商人势力范围的栎阳的。因此，周都只有不窟故城、幽邑、岐邑、丰邑和镐邑五都。不窟故城在今甘肃庆阳县附近；幽邑在今陕西长武县和彬县一带，即古代的南幽州；岐邑遗址，经考古查明，在岐山县和扶风县的接壤地区，总面积15平方公里，是周先在古公亶父时期率族迁移、定都的地方，在凤雏村窖穴里发现了190余片卜甲，可能是周王室的档案库；丰邑建于周文王，故址位于今西安西边的沣河西岸的客省庄、马王村和张家坡一带，面积约6平方公里；镐京建于周武王，故址在今西安西边的沣河东岸的洛水村、普渡村和斗门镇一带，遗址残留面积约4平方公里。丰、镐是周都双城。

      2、先周文化是游牧民族戎狄族的子族群。

    戎狄族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他们广泛分布和活动在西北的黄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历来是畜牧和半农半牧的地区。戎狄族是游牧民族。《左传》和出土青铜器金文中记载，周武王灭殷以后，曾将“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分赐鲁、晋、唐国，令其“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周索”和“戎索”(索：法规)在当时相提并论，也就是说明二者所指是一。姬姓周人不仅在初期阶段与戎狄族的文化面貌一致，建立西周王朝后使用的法规也无二样。姬周族在迁歧前，不仅和戎狄族在一起杂居和生活，在族属问题上难以分家。况且古史有明文记载，姬周族和戎狄(或称姜戎族)族是世代通婚的，姬，姜两姓氏族是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的。后来周人的社会生产和文化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才与仍然保持落后状态的其它戎狄族种姓的社会文化面貌有所区别。

     先周文化姬周族的居址，是窑洞及半竖穴式建筑。洞门前没有土坑院落，是从崖面向内掏掘而成。半竖穴式居址面积在7-12平米之间，在生黄土上下挖坑，深1.7米，利用坑壁作屋墙，壁面无装饰，居住面用火烧过，呈暗红色，西南壁下有园形凹坑小灶，直径0.55米、深0.25米。灶北西南角有一夹砂灰陶瓮，半埋地下。坐南朝北。居址门外有斜坡小道，通向地面，房址西边有水井。

    先周文化姬周族的墓葬，采用洞室墓形制，包括一个竖穴墓道和在底部一侧掏出一个横向的洞穴墓室两部分。这种墓穴形制从古公亶父都岐邑初到西周晚期都存在，但它在中原地区迄今不见于其它考古文化。可以认为偏洞室墓是周文化墓葬中具有显著特色的一种传统性墓穴形制。周文化墓葬的朝向特点是墓向不定，墓主人头在高处，脚朝低处，暗示人死以后仍像活着一样头在高处以仰视远方。

    先周文化姬周族的陶窑，挖在黄生土里，由火门、火膛、窑室、火道和两个出烟口组成，窑室底呈园形，窑顶呈穹窿状。

    先周文化姬周族己有文字，是卜卦用的数字。证明八卦源自先周。

    3、先周与西周各期陶鬲比较。

    周文化的袋足陶鬲和瘪裆陶鬲的制作，具有十分独特的明显特点(见下图)。袋足陶鬲的三个袋足系分别模制后再揑合在一起，以上用泥条盘筑而成。先周袋足鬲的鬲内三足接合处隆起呈凸状内隔，西周袋足鬲的鬲内三足接合处无隆起内隔。瘪裆陶鬲的制法是先做成一个园筒形泥坯，然后将泥坯一端三等分切开揑制三足，三足内壁接缝用泥条填平抹光。上部采用泥条盘筑而成。足间微微内陷或内陷较深，是做鬲坯时有意思地做成的，故称之为“瘪裆”陶鬲。

    先周各期及西周各期的陶鬲形制，各段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使陶鬲形制的辨别，有助于从考古器型学角度来判断遗址和墓葬的年代。

    先周文化姬周族的陶鬲形制与西周初期的陶鬲形制，有明显的区别。先周早期的鬲分裆向内陷入甚深，足的横断面近似三角形(见上图)。文王作邑于丰后的先周鬲一度演变为乳形袋足、高颈、足跟圆尖(见下图1)。西周初期又回复到先周早期的“瘪裆鬲”(见下图2)。西周中期的“瘪裆鬲”裆部内陷较浅(见下图3)。西周晚期的袋足鬲裆部矮，足跟园浑无尖或附加乳头状疙瘩”(见下图4)。

    胡先生集毕生精力转展陕西、关中，以长期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考证的先周与西周文化、历史，突破了历史学的樊篱，还先周、西周史以本来面目。给传统吴学、治吴史带来了新的生机。旧吴学尊农神后稷为先祖，认先周文明是农耕文化，赞泰伯奔吴将先进的中原农耕文明帯到了蛮荒落后的江南。这些靠传世史藉、地方志书、家谱、传说，构筑起来的旧吴史，在胡先生的考古学实证中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后稷子虚乌有，古公亶父迁歧前的先周文明是游牧文化，泰伯是带着游牧文化，进入江南早己有三、四千年农耕文明的地区，入乡随俗。而胡先生归纳总结的先周瘪裆鬲、洞式墓、头高脚低的葬式、骨卜传统等，查找这些完全区别于江南传统文明的物证，正是追寻泰伯率领一支先周族群南下、以及吴国统治中心迁移过程的考古学典型证据。 

    1、先周文化南下(泰伯奔吴)的时间段考证。

    泰伯率族南下，应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其焦点是泰伯有没有随父迁歧，泰伯由歧邑南下，还是由幽邑南下？我以为由陶鬲的形制变化，可以判断泰伯没有随父迁歧，径由幽邑南下。

    先周文化可以古公亶父迁歧为界，划分为早、晚两期，先周早期的陶鬲为“瘪裆鬲”，迁歧后一度演变为乳足鬲，西周初期又回复到先周早期的“瘪裆鬲”。泰伯率族南下带走的是瘪裆鬲，没有袋足鬲，这己经在江南的大量考古实践中获得确证。

    吴族王人墓葬，一墓一鬲，有鬲必是瘪裆鬲，说明入歧后的演变没有反应在南下先周族人中，南下先周族人是在幽邑出走的。泰伯带走的先周文化，是碾子坡类型的早期先周文化，而不是入歧后张家坡类型的晚期先周文化。

    在歧邑凤雏村窖穴里发现了190余片卜甲，可能是周王室的档案库中，以及被列为2009年十大考古发现的歧邑周公庙甲文中，发现有王季的记载，未发现大伯记载，也证明了泰伯并未随父入歧。纵观周公庙甲文内容，都是筹划伐商大事，避戎俗己成往日史事，甲文所记史事已与泰伯无仼何干系。泰伯南下应在此前。只能在周公庙甲文的祭祀卜辞中，才能找到大伯、虞公踪迹。那么，泰伯很可能是带著戎狄俗即游牧文化到江南来的。

    由此可证，泰伯率族南下，带走的是早期先周文化，是相对于同期江南农耕文明落后的游牧文化。如同蒙元灭宋、满清入关一般。只不过蒙、清推行的是留发不留头，泰伯推行的是入乡随俗政策。

    泰伯南下前。江南己有古吴越国，这是良渚后人建的文明古国。可见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初探》P62。苏先生认为：中原的河洛地区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夏、商、周都是外来户。夏来自江南，(可能是良渚人)；商来自北方、(可能是红山人)；周来自西戎。江南良渚文化是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先进文化。

    2、先周文化南下(泰伯奔吴)的成因考证。

    泰伯不随父入歧而率族南下，史藉记载是禅让再三，孔子推举泰伯，就是推崇这禅让至德。但出土文献(上博楚简文《吴命》)记载，泰伯是“孽子”，即非正室所出的

  上博楚简文《吴命》记载：“荆为不道，谓余曰：汝，周之孽子”。

“大阿哥”，老三王季才是姜戎氏正出的“皇太子”。古公亶父率族东进入歧，改牧为农，谋图灭商；泰伯率族南下继续游牧。恐怕也有路线斗争！这有点类似红军长征，中央红军北上，张国焘率部西进一般。不过红军长征从不说“奔”延安，只说到达延安，那未“泰伯奔吴”之“奔”，不如改为“趋”好，南下游牧，逐水草而走，随机遇而安，到了江南吴地，便断发纹身、入乡随俗，改游牧为耕渔了。

    另一个旁证是《周礼》的“庶子不祭”。《礼记.大传》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吴国出土的青铜器，有重要铭文的鼎、簋青铜重器都是朝廷赏赐。吴国的青铜器重要铭文都铸刻在青铜钟、鉴、剑上。这说明吴王室尊“庶子不祭”的周礼，不用五鼎六簋祭祖、陪葬。所以吴国从无鼎、簋青铜重器出土。同期的中原列国却争相僭位，大墓总有成套的有铭鼎、簋青铜重器出土。

    3、试用瘪裆鬲考证泰伯趋吴的径路。

    瘪裆鬲足、袋足鬲足、鼎足，三足间的特征区别十分鲜明。江南考古工作者，都有个习惯，记录非长江文明特征的陶鬲、乃至一件鬲足。泰伯一族游牧迁移必带炊具瘪裆鬲，这瘪裆鬲既属低值易耗的生活必需品，又是随葬的追思先祖的至高礼器 。迁移一路会洒一路鬲足，葬一吴人会埋一只陶鬲，因此用瘪裆鬲这个特殊形制便可辨证泰伯一族迁移的径路，并可辨别越人、吴人墓葬的族别。

 吴 夹砂陶连裆鬲型式 可分三类， A型：1；B型：2-11；C型：12-13。按纹饰分：有素面与縄纹，14- 16为绳纹。18为鬲足。瘪裆还是袋足，是区别于先周文化与商、夷文化鬲的典型特征。

  出土于江西吴城的高颈瘪裆鬲。吴城文化3、4期，相当殷墟1-4期。

  吴墓随葬：一墓九件配置 江苏句容寨花头遗址出土

出自D6M1墓。连裆鬲1、鼎1、瓮2、罐2、盘1、豆1、灯盏1，共九件。

  其中一件夹砂陶瘪裆鬲 春秋中期末

高23.8，口径22，句容寨花头D6M1墓出土。侈口卷沿，弧腹，连裆，三个锥状高足，足尖平钝。

 丹阳葛城遗址出土的瘪裆鬲残片。

 常州淹城遗址出土 春秋晚期初

侈口，园唇，束颈，直腹，矮领，腰中间微凸，高锥足、瘪裆。高17.7cm，口径16.9cm。

 无锡阖闾城出土的瘪裆鬲 高仅7.6，口径6.9cm。

     上列实证给我们勾勒了一条先周文明南下族团，由幽邑始发南下，经丹江口过长江，至江西吴城，而江苏丹阳、武进、江阴、无锡、到苏州的。其间，幽邑至丹江口、樟树至丹阳的缺环，还可据当地的考古发现连接。

     4、吴国统治中心的迁移过程。

    传统吴学告诉我们：泰伯奔吴，径直到了无锡梅村，在梅村立国六百年。《论语》记录了孔子赞泰伯，距泰伯去世千年的《史记》记载了司马迁的调研，东汉的《吳越春秋》更生动详细地描绘了奔吳记。只是“梅里”究竟在哪？唐朝才记载是无锡梅里。根据史志书记载，历代无锡文人学士大都认为泰伯奔吳是直奔梅村，最后夫差迁都苏州不久灭国。所以无锡是“吳文化发源地”，梅村是六百年吴都。无锡在梅村年年举办盛大的国际吴文化节，祭吳大典越庆规格越高。梅村古镇正投入十七亿元巨资，用三年打造“梅里古都”。

    但无锡梅村却始终找不到吴国都城的踪迹，急得当时主管考古工作的张怀西副市长下令考古工作者在梅村详找、扩大范围找，非要找出个吴国都城址来。

    《无锡文博》1998年第2期P11页刊登的蔡卫东文章载：1992年3月，无锡一市三县(市)在梅村太伯庙召开无锡市考古工作会议，无锡市副市长、市文管会主仼张怀西亲临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重点讨论了吴文化考古，特别是寻找吴国早期都城问题。同年6月，无锡市博物馆和市、县文管会的考古人员在梅村、及其附近的安镇、鸿声等乡镇，进行了考古调查，未见商末周初时期的遗物，也没有发现城址。但也为探索吴文化提供了线索。
    《无锡文博》2003年第3期P3页刊登冯普仁文章《无锡锡山区考古发现概述》中又说：锡山区是探索早期吴文化的重点地区。省、市考古工作者多次考古调查太伯故城，至今尚末发现城址遗迹。1992年，安镇白丹山南麓上山巷发现马桥文化遗址，证明泰伯奔吴之前，这里就是一处人口较为密集的村落遗址。

    如今梅村划入新区，近些年来高楼耸起林立，现代化城镇及道略建设翻动了梅村大片土地，从未发现吴国城址的踪迹，哪怕是见证吴人生活过的几何纹硬陶片也找不到。2009年高铁考古调查时，我驻安镇，曾就近在梅村传说中的故址进行过勘察，并有重点地试钻过，确实难寻吴丝越迹。以后随着现代化大潮，水泥、高楼逐渐覆盖梅村大地，复建、新建的旅游景区，以及成片开发的居民小区、商业设施，吴都城址更将无迹可寻。

    看来，无锡梅村的高规格吴都建设，只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空中楼阁。

     经考古查实，目前己发现的吴国城址有安徽的南陵县牯牛岭古城、芜湖县鸠兹城，以及江苏的高淳固城、丹阳葛城、溧阳平陵城、武进淹城、常州与无锡交界处的阖闾城、苏州吴大城、扬州邗城。

    经考古查实的早期吴都，丹阳葛城城址是最重要、最有可能的一个。

    丹阳葛城、神墩遗址经过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已取得重大成果。并于2008年10月12日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研究员以及来自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等单位的12位专家，在实地勘察现场并听取考古工作报告后，经过论证，一致认为：丹阳葛城遗址是迄今为止江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保持较为完好、内涵极为丰富的吴国古城，其时代贯穿整个吴国历史，对于江苏商周时****古及吴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神墩遗址是我省第一次初步认定的，从西周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的、与祭祀相关的重要遗存，是葛城遗址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吴国早期政治中心的确认以及吴国城市的形制布局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专家在论证会上都认为，葛城是早期吴国都城的可能性非常大。

   丹阳葛城城址

    常州、无锡交界处的阖闾城遗址是吴国晚期都城。

    阖闾城遗址1956年被列为江苏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阖闾城遗址又有重大发现，确定为吴王阖闾都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阖闾城遗址

    苏州西郊的木渎古城址，可能是吴国最后的都城。

    木渎古城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苏州博物馆副馆长钱公麟题为《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他认为吴大城位于灵岩山侧。此说被压制十多年后，从2010年4月开始,苏州考古工作者又开始对木渎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并取得了实效，在其后的专家评审会上，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说：对木渎古城址，专家基本取得一致意见，时代是春秋晚期，规模十分大，城外还有遗址，因此得出一个认识，这里很可能是都邑规模的春秋晚期遗址。木渎古城遗址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大突破，目前所知规模仅次于燕下都古城。但对这个遗址，现在就说是吴大城还不到时候。

   木渎古城址

    还有个“朱方城”，史藉有载，位于丹徒，附近出土有多座吴王陵，出土过《宜侯夨簋》重器，但考古找不到朱方城，有人认为有可能己没入长江中。

    周人迁都以后并不放弃旧都，从而会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多都制。西周时代宗周与成周长期并存的两都制即是显例。此外，秦都咸阳，但其宗庙在旧都雍；楚有郢都纪南城以及众多地名后缀为“郢”的陪都；战国之燕有上都蓟、中都良乡以及下都武阳，都是多都制的例子。

    吴国也可能存在多都制。如吴王诸樊剑铭“余住江之阳”，他驻扬州邗城，邗城这一北伐基地也有可能是吴国陪都。吴大城、吴小城很有可能是双都。

    综上所述，可以大略构筑早期吴史：

    1、先周文化是落后的游牧文化，泰伯正是将这些文化连同他惯用的瘪裆鬲带往江南的。

    2、在陕西武功(即幽地)先周文化发生分裂，古公亶父带着三子一族与姜戎农耕族通婚，改猎为农，东进灭商。老三王季便是亶父与正娶的姜戎氏结婚后的宗子，而老大泰伯、老二虞仲也许是与本族姑娘生的大阿哥，二阿哥。年令虽长却并无宗族酋长继承权。

    3、姜戎族团是殷商王室的重要成员，姬、姜通婚后，姬周族迅速殷商现代化，经王季、文王两代人东(不是西)化，己具备夺权的文化潜力。

    4、周夺商治天下，传统观念乃顽固，一是母权制遗留，所以亶父正妻姜姬、武王长女大姬的地位崇高；二是游牧传统遗留，所以兄及弟正宗、王之兄配享仍是周礼核心。

    5、三房宗子得天下后没有忘记祖王兄大伯父，派人寻找、授土封侯，北虞南吴，恩礼有加。

    6、长房并不稀罕三房的封赏，始终我行我素。周康王封他为宜侯就不称宜，西周封国上千，哪个都是封啥称啥。要听周天子话，现在都是研究“宜文化”了。周室称他吴大伯，建吴大庙，却偏不自称吴王，绝大部分时间自称“䱷王”。直到灭国前几十年才自称吴王。(详见[吴论之五]、[吴论十六]《吴为鱼国考》)。

    7、正由于偏执，吴国在西周期二百多年中，始终落后于中原。

    结论：泰伯没有将先进的中原文明带到江南来，反而阻滞了本来先进的江南文明。吴国的现代化是引进了晋国巫臣、楚国伍员、齐国孙武等人才所代表的国外先进文化而后起的。

    现在流行的吴史，基本是鲁版吴史的翻版。鲁版吴史是孔子主编，历代儒生续编。孔子与阖闾、夫差同代，政治上对立，军事上磨擦，思想上岐视，孔子儒家治吴史，政治上的可信度不高。再可靠的还是吴人用吴字记的吴史，以及考古发掘出土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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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文章。
不过，在先秦游牧文化绝对是“先进文化”，而今人却将游牧文化换看做是落后文化，我认为这是缺乏辩证看问题的角度。比如今天我们能把电子文明看做落后于工业文明吗？

博主回复

“泰伯率族南下，带走的是早期先周文化，是相对于同期江南农耕文明落后的游牧文化。如同蒙元灭宋、满清入关一般。”江南在良渚文化时期己经跨入文明门槛，晚他一千多年的早期先周文化离文明还有一大段距离。你能说匈奴比汉、蒙比宋、满比明先进吗？“泰伯给江南带来了农耕文明”辨证、符合历史的真实吗？论游牧民族打仗、掠夺的本领，肯定比南面的农耕民族强；但到头来终被被统治者的文化所同化，正是两种文化高、低的的辨证反映。
 
history

这正是我说呀辩证地看问题的原因所在。通观人类文明史，许多事情都是以螺旋形方式前进的.
就游牧的出现于发展恰好就是在秦汉之际发生了逆转，之前的游牧标志着“先进”，或曰标志着是新鲜出现的，比如车马青铜等，而早期农业社会的标志不过是农作物与陶器玉器而已。其他的不用继续说了吧？我在《汉字起源新解》中实际上就青铜文化与游牧人关系已经论述过类似问题了。假如洞察不到这一层，其他的宏观问题就更困难了。

博主回复：

青铜的发明，肯定是划时代的重大革命。中亚用作兵器，所向无敌，到了商周，大部被各级贵族铸礼器、明器，埋入地下，于发展生产力无补。比如胡先生书中载，歧邑出土青铜器葬器丰富，农业生产还大量依赖石刀石耜。青铜技术传入吴国，兵器迅速领先全国，青铜农具普及吴地，吴人陪葬则一律硬陶青瓷。社科院陈振中先生编著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在农具分类中，有耒、耜、锄、鎒、铲、铚、镰各项，就缺犁这一大类，说明先秦时中原无犁！而在统计总量中，吴越楚地出土佔全国总量的近80％。
泰伯一族南下可没带青铜来，至少出土未曾发现。
 
我参观印度国家博物馆时，除着重彩陶、古文字外，也留意青铜，大都是与打仗、种地无关的装饰品。
彩陶陆路来，黑陶海上来。恐怕不能以青铜传入的先后论文明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