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的今天，即1977年7月23日中午，对曹本皓同志的妻子陈懋丽和她的四个女儿来说，是一个极其悲痛、刻骨铭心的日子。曹本皓先割腕（估计是实在难忍），后从浙江日报社科技馆高高的三楼跳下。医务室董仙珠等同志很快赶到现场，当他们叫“老曹！老曹”时，曹本皓声音十分微弱“嗯”了一声，大概这时脑还没有死。　　

陈懋丽同志当时在食堂吃饭，人们纷纷议论时，她预感到老曹出事了（她没有去现场），因为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老曹的心情十分烦恼。他对陈懋丽说，有天晚上他睡在夜编组的一张简易床上，床有屏风隔着，这时有两位领导进来，他听到两人在议论，“接下去要搞曹本皓了”。那段时间曹本皓天天讲头痛脑胀，根本睡不着觉，但照样看大样、版面，下午还要接受小组批斗。安眠药从2片到4片……董仙珠同志对老曹讲，安眠药不能加了，否则对身体有很大的损伤。但他实在没有办法。曹本皓对妻子说，报纸这时出了问题，双重罪，马上可以拉出去枪毙，还不如把我关牢房好。可见曹本皓当时受到的压力有多重。　　

曹本皓被送到医院后，主管报社运动的“女人家”（即张雪梅同志）派司机温明辅同志叫陈懋丽到医院去，陈开始拒绝去医院，在温的再三恳求下，看在温的面子上，陈才勉强去了医院。到了医院，陈懋丽一句话也没说。当董仙珠等同志把曹推入太平间时，陈也没有进去。从曹从科学馆三楼跳下到推进太平间，陈懋丽自始至终不讲一句话，不流一滴泪。陈懋丽似乎是麻木的神情，难怪“女人家”讲了一句话：陈懋丽你真坚强！这句话是表扬？是讽刺？人们各自去揣摸、理解！而对陈懋丽而言，“哀莫大于心死”！其实，陈懋丽象一般女同志一样，她的眼泪不比别人少，她的眼泪，一是吞进肚子里，一是在亲朋面前流，但决不在有的人面前流。　　

曹陈两人，从1949年7月到1977年7月近30年的感情人所共知，当年仅19岁的他俩，充满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期盼，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华东“革大”，然后到浙江龙游等地工作。1956年秋季，曹本皓同志凭着意志和毅力，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三年后毕业，被分配到浙江日报社，一来就到夜编组（部）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日日夜夜，夜间工作17年，直至被逼致死的一天，这样一位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工作，有着23年党龄（曹1954年入党）的老党员，却在“揭、批、查”运动中，被逼致死，可悲！可叹！有人不认为曹本皓是被逼死的，说“他还在工作”，这真是奇谈怪论、谬论！当时报社整个环境，是个什么样的恐怖气氛！追查所谓“攻击性言论”，抓“现行反革命分子”，天天向上报告“成绩”，向上邀功，介绍浙江日报的“经验”。专案组有人放言，你们的反革命言论，可以拉出去立即枪毙！全报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好死不如赖活”，难道曹本皓真象有的人讲的“畏罪自杀”，他有什么罪？他为什么会走绝路？他留下4个女儿，最小的还只有7岁，留下恩爱如初的妻子，如果不是逼得他实在无路可走，他是决不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当年曾主持过报社清查工作的董佑勤同志最近说了不少公道话、良心话，说到曹本皓之死时，他说：“完全可以避免。”可惜人死不能复活，悲剧已无可挽回。　　

更让人痛心的，无法忍受的是，曹本皓这个出身在回族的同志，死后他的骨灰没有留下一小撮。陈懋丽和孩子们都没去火葬场，她托韩保甫同志两件事，一是带去一套曹平时穿的一身旧衣服和一双鞋子，请老韩帮忙穿上；二是要求把曹的骨灰暂存殡仪馆一年。第一项，韩保甫办成了，他和马仁安同志为曹体皓穿上了衣服和鞋子。第二项，殡仪馆明确拒绝，“反革命分子”的骨灰不能暂存。韩保甫同志当然无能为力，陈懋丽对韩保甫、马仁安同志至今心存感激之情；没留一点骨灰，是终生的遗憾和悲痛！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的尊严是一样的。大人物、重要人物，在政治运动中屈死，事后平反昭雪开追悼会都应该，而曹本皓虽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是个有23年党龄的、干革命近30年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屈死后不但没有平反昭雪，更没有举行追悼会，而且没有一个领导，不管是当时的领导，以后的历届领导，都没有表示过一点歉意，更不要说安慰家属，给予抚恤，经济上的适当补助。　　

曹本皓死后，陈懋丽一个人60元的月工资，要养5个人，经济上的困难、生活上的拮据，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求生活补助，但都被拒绝。最后她找了一点关系，由当时的杭州市的“第一夫人”（王平夷同志的妻子）打电话给报社“女人家”，才一次性补助50元。这是否是“人道、良心”？真是天晓得！　　

堂堂的浙江日报社，有60年的历史。在那场“揭、批、查”运动中整了不少人，许多同志被赶下去监督劳动；象曹本皓这样的好同志被逼致死，应该是报社历史的耻辱、污点，是不能抹杀的。可悲的是，在总结报社60年的历史时，有人不仅没有半点反思和歉疚之心，竟然还要沾沾自喜，企图为“揭批查”运动写上“丰功伟绩”一笔。请这些同志扪心自问：你难道还有一点良心吗？我不是说谁逼死了曹本皓，但我说，你或者你们当时的所作所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哪有一点党的政策、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可言！请想一想、再想一想！　　

曹本皓同志死的时候，还只有47岁，正是壮年，为党、为人民工作正当其时呢！作为一个曾经与他一起在报社上夜班的同事，我一想到他的屈死，内心就感到说不出的痛楚。整整33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　　

　 　　 　                         

                          胡尧海（原为浙江日报社工作人员）　　

                             写于 　201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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