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第1056期11版刊登了李南央的《童年琐忆》一文（原载《老照片》第五十三辑），文中涉及原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同志60年代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为此何伟同志的女儿何生致函本报，认为该文内容失实，指出：“我父亲何伟当时刚从外交部调到河南工作，无住房，临时被安排在招待所办公。招待所是为接待中央一级领导而建的，标准较高。李南央当时只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假期到郑州玩，吃住就在招待所，并不了解实际情况，所写文章完全是自编自话，绝非事实。”本报接受何生女士及与何伟有过接触的读者的批评、指正，向何伟亲属致歉，并摘发《何伟同志在河南救灾》一文，以正视听。（——《作家文摘》按语）

第五十三辑《老照片》刊出李南央《童年琐忆》一文后，原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的女儿何生女士致函编辑部，指出作者所述三年困难时期做客何伟家中的记述，与事实多有不符。何女士在信中说：“李南央当时是三年级的小学生，到我家次数有限，并不了解真实情况。事实是，我父亲刚从外交部调到河南省工作时，无住房，临时被安排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居住，招待所与省委大院一墙之隔，父亲就在招待所办公。几个月后，我们家就搬到省委大院的宿舍区，住五六间平房。招待所确实是一栋小楼，是为接待中央领导而建的，就当时的条件来看，标准较高，伙食也不错，我家及客人用餐的伙食费用全部自付。她假期到郑州玩，吃住在招待所。但那时还是困难时期，哪里有什么山珍海味吃？！至于看戏，更不是天天都看。我父亲是河南人，喜欢豫剧，当时剧团经常请他审查剧目，没有观众，当然人少。在困难时期，父亲为救灾工作繁忙，日夜操劳，哪有闲心打麻将。”何女士并推荐了《何伟同志在河南》一文，记述了何伟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任上的经历，今原文刊出。（——《老照片》54辑按语）

前不久，范元甄老人致函编辑部，对第53辑《老照片》所刊李南央《童年琐忆》一文的失实作了澄清。此外，范元甄老人在信中还分析了李南央近年来的写作动机与目的，谈了对其品格的看法，有些内容与《童年琐忆》无关，我们未便刊出。

揭示《童年琐忆》真相

《老照片》第53辑刊登的李南央所写《童年琐忆》中涉及何伟同志的情节，自有当时在场的人说明真相。我是当年送她去何伟家的李南央家长，应该说话。首先，李南央说她三年级寒假（在网上是写明1960年寒假）去河南，而没有照实说1962年寒假就别有用心。因为1960年冬同1962年冬情况大不相同。习惯所称的三年困难，指的时间是1960、1961、1962三年。由于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指明困难不仅来自天灾，也有人祸后，采取了纠错的有利措施，收效迅速显著。到1962年冬天河南的副食供应开始改善。何伟同志夫妇才接孩子寒假中去住几天，为他们增加点营养。李回家后只说过每天有肉吃，给我们带回了一个城里少见的大红薯，但是并没有说过别的话。要是真像她现在编造的说过何伟天天打麻将，我就会直接去问何伟，根本用不着如她所编造的：“妈妈叹了口气，轻轻自语‘没想到何伟的革命意志会这样消沉’。”她这种编造明明在诬蔑何伟，却在文章下面假惺惺地写到“觉得自己似乎说了对何伟伯伯不利的话，觉得对不起他。”装扮成心地善良。

“琐忆”文中前后还有其他编造，如“解放后，何伟伯伯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妈妈，恢复了彼此间的联系。”就是信口雌黄。事实上我与何伟同志40年代延安到东北一直有联系。1949年10月12日我更是乘何伟同志的火车和他一起回武汉的。……以后何伟同志在广西、越南工作我们都保持联系。可见她的文章是完全不顾事实的。

该文后面写到在怀仁堂看京戏的事与当时的真实情况也相差很远。看戏和她爸爸是否毛主席的兼职秘书毫不相干。李锐当时并没有坐在前面而是和我们坐在一起。事情很简单，毛主席进来了，我告诉她走到前面去就可以看见毛主席了，她不肯去，就坐下来看戏了。她现在把这点事编造出几百个字着力描写渲染成她多么热爱毛主席。李在该文最后说“惟有逝去的历史永远不能被人的主观意志所更改”，正是要掩盖她歪曲历史真相的行为。

范元甄2007年8月28日

“别有用心”说

母亲用了“别有用心”，这个在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曾十分流行的词来解读我所写文章中的一个记忆错误。我查阅了父亲李锐的日记，他在1963年1月17日记有：“小妹明天去郑州，拟住十天。”也就是说，我是在1963年的1月——小学六年级的寒假，到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何伟家做的客，而不是文章中所写的小学三年级，时间上差了三年。母亲说我“没有照实说1962年寒假就别有用心”，因为：“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采取了纠错的有利措施，收效迅速显著。到1962年冬天河南的副食供应开始改善。”

不妨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一下我是否“别有用心”地制造了这三年的时间差。我在文章中用的是模糊时间叙述：“小学三年级”，对于不知道我出生年月的读者，可以做出不同的年份判断。我母亲说的那个“在网上写明是60年寒假”，即是某个读者解读出的一个版本（我并没有把文章贴到网上），但也有网上的读者说：“按推算应该是1962年或1963年。”这可就是准确的年份了。而且何生本人也认为我写的正是他父亲1962年刚到河南赴任不久的事情。因此从客观效果上看，“别有用心”之说不能成立。从主观上说，我当然不是故意将年份错写的，因为在我看来，不要说60年和62年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差别，就是到了十七年后的1980年，从陕西回到北京的我们，也只是凭着女儿的出生证才领到每月一磅，一岁后降到每月半磅的奶证，哪里能够天天早晨喝牛奶，吃煎鸡蛋呢？一杯牛奶，一个煎鸡蛋对于省委书记的女儿算不上“山珍海味”，可在那个年代，普通人的日子就是那么可怜，那就是他们眼中的“山珍海味”了。

不妨再用反正法来证明一下我母亲结论的不合情理。下边是何生推荐给两刊文章中的一小段：

临危受命义不容辞

1962年初（《作家文摘》转文明确说是1962年5月）何伟同志从驻越南大使岗位上奉调回国后，正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中央决定派他到河南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还未等病愈，他就怀着急切的心情走马上任了。

当时的河南正处于非常时期，一方面“左”的路线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由于连年天灾，将人民群众的生活推到了极端贫困的境地，河南成了天灾人祸深重的地区。有的地方已出现大批逃荒和非正常死亡。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中央先后从外省调来一些德才兼备经验丰富的干部，以加强河南省委的领导。何伟同志即在此背景下来到河南这个重灾区的。

也就是说，1962年的河南“有的地方已出现大批逃荒和非正常死亡。形势十分严峻。”何伟是“临危受命”。可范元甄却偏偏要强调“1962年冬天河南的副食供应开始改善”，若以她自己的分析逻辑，这不是“别有用心”地贬低中央对何伟同志“德才兼备、经验丰富”的赏识和他在河南的业绩吗？ 母亲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解读”。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还没有受够那种被“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顾事实无限上纲”的冤枉吗？

“别有用心”这个词始用于何时，不大好考证。我没有亲身经历过建国初期毛泽东以令人不得喘息的节奏发动的那些思想改造、肃反、打老虎、反胡风、反右、拔白旗，……等等一系列运动，但是从近年出版的越来越多的回忆文章中，我知道了在那些运动中，在党组织的启发下，在伟大领袖的诱导下，人们直肠热性，满腔真诚地说出的话语，会被练出了“火眼金睛”的革命群众解读出里面“别有”的险恶“用心”，叫你万口莫辨，只有被当成敌人送去劳改、判刑了事。文化大革命中，我则是亲历了用“别有用心”来恣意解读人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滥行在中华大地所造成的恐怖。文革开始，我们给校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工作组进校后找班上同学谈话，告诉她们：“你们给校领导提意见是好心，李南央与你们不同，她是别有用心。”我的一个工人出身的好朋友将这话讲给我听，还傻乎乎地问我：“你反校领导的用心是什么？”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别有用心”这个词，感到了自己因为父亲的原因，被工作组划入了另类，有种难以承受的不让我革命的悲凉。后来我进了工厂，从培训地青岛返回北京的工厂继续学徒期，知道同工段的女学员已经将我的黑五类出身先期介绍给了工段的工人们，我便上班来，下班走，跟谁都不说话，在班后的政治学习会上也从不发言。师傅们说我是“金口玉言”。但即是如此，架不住身边有“火眼金睛”时时盯着你的一言一行。一次下班路上看到“热烈欢呼我国人造卫星上天”的大标语，第二天上班路上又看到这些标语全部消失了，隐隐听到人们在议论：试验没有成功。到了班上，在更衣室换衣服，我随口对同工段的女学员说：我看街上的大标语都没了，好像这次卫星试验没成功。不几天后，开始了“斗、批、改”运动，我的这句话上了大字报：李南央别有用心造谣，说我们的卫星试验失败了。那年月，一个随意的不能再随意的行为，一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语，都能让有心人看出个中能至你于死地的“别有用心”。那叫什么？那叫“上纲、上线地批判”，那叫“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人们、甚至家人们之间互相防范，终日惶惶地、小心谨慎地活着，不知哪天自己就会被揪出来，成了阶级敌人。

我的文革结束后出生的女儿看了外婆的这封信，从她小学四年级的中文程度里找不出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说了句：“She is so unreasonable!”这话后面所包含的在民主文化中熏陶出的青年人的思维和大洋彼岸“革命思想”的隔膜，真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

网上有个读者说：“旗帜”派人士好说“毛时代没有腐败”。那好，今天在《老照片》杂志看到李南央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记录她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按推算应该是1962年或1963年），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家里的一些生活片断，现特地转载如下。好让大家看看，在重灾区河南省、在“信阳事件”发生的那块土地上，管治者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与老百姓有着怎样的差距。

我直性的记述，读者直着读出来了，就是这些，没有要诬蔑谁，给谁脸上抹黑的意思，就是一段我亲历的供人们“温故知新”的事实。

“信口雌黄”说

母亲说：“‘琐忆’文中前后还有其他编造，如‘解放后，何伟伯伯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妈妈，恢复了彼此间的联系。’就是信口雌黄。”

“信口雌黄”，也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常用词。支撑这句话后面的霸道和唯我独尊、唯我独革，把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气概，让在那个年代淘洗过的人读了产生一种“恐怖”，更觉得是看到了一具活化石。

说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我妈，是何伟伯伯对我说的，说的是我母亲1952年12月离开武汉调到北京，他们两人便断了联系。我用了“解放后”三个字，又是犯了时间叙述不慎的错误，够不上“信口雌黄”。人人都有行文不严谨的时候，不信，用我母亲的挑剔标准，随便在她那封800多字的信中拈起几处看看：

“李南央所写《童年琐忆》中涉及何伟同志的情节，自有当时在场的人说明真相。”我妈送我去的河南不假，但她只是把我送上了火车，并没有跟我同去，她怎么会是“当时在场的人”的呢？

“1949年10月12日更是乘何伟同志的火车和他一起回武汉的。”何伟那时怎么会有拥有专列的特权呢？

“看戏和她爸爸是否毛主席的兼职秘书毫不相干。”怀仁堂在中南海里，不是老百姓可以随便买票的剧场，能在那里看戏，怎么和我父亲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不相干”呢?

“事情很简单，毛主席进来了，我告诉她走到前面去就可以看见毛主席了，她不肯去，就坐下来看戏了。”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知道，这怎么可能？毛主席那时候有多伟大！一个孩子见到了毛主席，怎么会不肯去看毛主席，怎么可能就那么坐下看戏了呢？这件事我倒有个旁证，我有个现居澳大利亚叫王保平的小学同班同学，他一直记得我小学写的那篇见到毛主席的作文《记最幸福的一件事》。四十年后，当他在澳大利亚看到宋晓梦写的《党内有个李锐》，便把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和他写那篇作文的小学同学李南央十分有把握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作者找到了我。

按母亲的逻辑，她写的这些话也该算“信口雌黄”了。能那么说吗？当然不能。因为这几段不过是话说得不大清楚、不甚严谨或有些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罢了。

母亲把人尽往外坏里想，尽往坏里糟蹋，追根寻源，还是始于延安整风。那时她脑子里被用强力塞进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托派、反党、剥皮、钻心……，她再难清清亮亮地看出个好人。有色眼镜加上“老革命” 咄咄逼人的气势，如何得了！朱正先生说：“‘精神污染’一语，倒可以看作是“思想改造”一语最确切的释文。”这话是太精辟了。

至于“李回家后只说过每天有肉吃，给我们带回了一个城里少见的大红薯。但是并没有别的话。”这是“你说”、“她说”的孤证，都不足为凭。但是文革中我妈妈确实揭发过何伟伯伯的“革命意志衰退”，也许某一天这份揭发材料会出现在潘家园的市场上，我或可得个旁证。

“不许”说

有趣的是，麻烦并没有到何生和我母亲那儿就完了，有人将节选了我的文章和刊登了歌颂文章和道歉按语的两期《作家文摘》送给了我的父亲，让老头儿知道他那个在美国的女儿很不安分，“惹了事儿”。

2007年9月底回国，第一次进父亲家门，落座不久老头儿即取出了那两份剪报，有些疾言厉色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何伟？”

我愣了，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懵懂地回答：“那是我经历过的事实，怎么啦？为什么不可以写？”

其实何生本人也无法否认我写的是事实，你看她说：“招待所确实是一栋小楼，是为接待中央领导而建的，就当时的条件来看，标准较高，伙食也不错，”只不过那是个偏巧让我赶上的周转时期，他们后来并不住那里，搬入了别处的五六间平房。但是据此说我“所写文章完全是自编自话，绝非事实”，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此父亲倒不说我“自编自话”，他说：“是事实也不能写。你这样说不全面嘛！你知道何伟是哪年参加革命的吗？你看看何生的文章，你看看她爸爸在河南做的事，你这样写简直是乱来！”

我说：“谁想全面介绍何伟的丰功伟绩，谁写就是了。何生不就登了那篇文章吗？我只写我知道的那一段，只要是事实，就没有道理不让写。不全面、不完整，就不能写文章，那天下还有多少文章可写？”

老头儿不讲理了：“告诉你不能写就是不能写，以后不要再写这种文章给我找麻烦！” 我错愕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干部”李锐，一个和“党内民主派”完全对不上茬儿的李锐。

我在整理父亲旧时日记时，曾记下了父亲有关写史的一段话：

“翻到《太平天国亲历记》才被吸引。外国人总是详记事实，最为可贵。中国的士人历来顾忌太多，束缚太多，不敢实记事实。没有这些纪实的资料，又何来历史？根据什么来作研究分析？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后代研究起来就困难。弄历史的人接触不到全面资料，只看将来如何看待“内府档案”。（摘自1963.3.2.李锐日记）

这话写在1963年，父亲那时是戴罪之身，何等清醒！是否现在糊涂了呢？近年，父亲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了丰富、可信的史料，才有科学的历史研究，才能如实地揭示前人为什么遭受挫折，为什么能够前进，从而使今人和后人有所借鉴、有所趋避。

思维依然锐敏、清晰。

“应该”说

一份在大陆存活不长却品位极高的书辑——《温故》的第二辑中有如下这样一段话，令我不能忘怀：

孔子说过“温故而知新”这样富有智慧的话。但同时，他老人家“成《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又是将“温故”服务于政治的始作俑者，开了根据现实政治需要编写历史的先河。就说一个“讳”字吧，几乎成了历代史官们的金科玉律。他们自觉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更要为“当朝者”讳。讳来讳去，把一部历史“讳”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几成“断烂朝报”……

可见，真要做到“温故而知新”，就不能不从“讳”字当头的阴影里走出来，破除“温故”的种种禁忌，以开放的、从容的态度面对过去。说到这里，我想到了美国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里说过的一句话：“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提高哪个群体的自尊，而是为了了解世界和明鉴过去……”（摘自《温故》之二，《编辑絮语》）

“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提高哪个群体的自尊，而是为了了解世界和明鉴过去。”在西方人的眼里，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中国文化中浸泡大的人，要想参透它并不容易。一个人要突破制度、时代的局限，冲出共产党组织纪律的束缚，敢说真话，尽管十分地艰难，但是相比摆脱那溶入血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桎梏，则是小难了。睿智如父亲般的人，虽然对文革后的胡乔木很不以为然，但心里仍然有他的情结：“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胡乔木谈中共党史》125页）。

迄今为止，记述“三面红旗”的年代民间百姓苦不堪言、甚至食人的史书已经不少，但同时期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国家领导人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在大陆似乎只有毛泽东不吃肉那样的“歌德”派的文章，我们没有看到对高高围墙后面真实的记述。如此，历史就不完整。多年前出版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最近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这两本书的历史价值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他们开了“高墙内”的人开口说实话的先河。但是两本书都出在香港，且只有两本，这太不够了。

母亲在信中说：“李在该文最后说“惟有逝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