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二十余年如一梦， 1979-80(2)
　　

   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渔唱起三更。
　　

    我把条幅送到家乡裱好，挂在我的小书房里，时时提醒我梦魇的"?二十余年"和不堪回首的"古今多少事"。
　　

    一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3月2日到达后，我特地领着他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孩子对广场一头高踞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另一头新建的存放他尸体的纪念堂，都不感兴趣。他唯一的感想是"我敢说，春天一到，阳光灿烂，在广场上跑着放风筝一定好玩。"
　　

    校园离颐和园不远，原来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高的红砖教学大楼。我一到校就听人说，文革期间有一名女生被批斗逼疯，从楼顶跳楼身亡。在大楼后面，有两座一模一样的三层楼灰砖建筑，看上去很像营房，不像教职工和学生宿舍。另外有两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平房，是大太监留下的遗产，倒使一个无树、无花、无草的灰濛蒙蒙的校园不显得过分单调。分配给我们的一套两居室住房在校园最后面一座四层楼的灰砖宿舍的顶层。
　　

    有一些老同事来看望我们。法语系徐教授、我当年的酒友，第一个闯了进来，一进门就用他的广东国语乍呼起来："老巫，我来向你赔礼道歉，我不该在批斗会上说了那么些你的坏话。"我很惊讶，在所有那么些人当中，怎么他老人家偏偏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老徐，没你的事儿，"我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根本不记得你说过什么话，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挨整和你有任何关系。人人都得发言表态，立场问题嘛，你怎么能例外。我不怪罪任何个别的人，更不用说你老兄。或许我们全都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中的演员。每人都不得不演一个角色。不管怎样，我总活过来了。"
　　

     徐教授年逾古稀，头髪和胡须都白了，说话一向大嗓门儿。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几乎吼叫起来："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我怪罪我自己。我随大流，胡说八道坑害你，实在卑鄙。我更对不起我亲哥哥。他在天津也被划为右派，我跟他断绝关系，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哦，为了保护自己，一个人能堕落到什么地步！"
　　

    "老徐，千万不要太难过。"?看到他如此痛心疾首，我非常感动。"究竟并不是你的错。令兄现在在哪儿？"原来他哥哥就和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他在二十年代留学美国，获得英语学位，回国后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被打成右派后，失去教职，从大学宿舍搬到市内一个潮湿的地下室，继续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右派改正后被学院请来为英语研究生开翻译课。
　　

    另一位同事、英语讲师小廖接踵而来。1954年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开外语系，和我同事，后来也调来学院。"您在南开受迫害，有我一份。巫老师，肃反时，我是您的专案小组长，您知道吗？"??听上去，他好像是在坦白什么严重罪行。
　　"小廖，我从来没有把你算在参加迫害我的人当中。"我请他放心。"当时你刚从大学毕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你追求进步，党教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别无选择。如此而已。"
　　"不完全是这样。"他继续用沉重的语调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特别卖力气整你，因为我动机不纯。我想得到组织的好感，我想往上爬。"?
　　?"你对自己太严厉了，小廖。其实，对于我并没造成任何后果 ，对吗？"
　　?"也许并没有。可是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衷心请您宽恕。"?
　　我请他放心，我从来没有对他怀有任何芥蒂，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是好同事。另一位老同事轻飘飘地问我："老巫，真的很惨吗？"她也参加过批斗大合唱，但显然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
　　"哦，你瞧我不是活下来了吗？"我含糊地回答。
　　"确实。而且，怎么搞的，你还这么年青！" 一位劫后余生的老先生说，‘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我刚六十啊！"我笑着说。"这里有些人指望看到我带着心脏病或者拄根拐杖。让他们失望啦。感谢毛主席，我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了锻炼。也不过是二十年嘛，我再给他们二十年整死我。" "你听听！你一点儿也没改。你没接受教训。我为你担心，老巫。"
　　"且慢！是谁该汲取教训？我，还是犯了错误的党？"
　　过了几天，陈院长来访。他是北京大学三十年代的毕业生，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深造过两年。我发觉他很随和，容易交谈。他关切地问起我们在新环境中的生活情况。我正有话要说。 ????????"我们安顿得差不多了，还见到了一些老同事，"我答道。"有些同志登门赔礼道歉，因为自己当年在运动中参加过整我，我很感动，但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怎么能怪罪他们呢？"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也有的同志认为我还没有接受教训??????"?
　　"是谁说的？"
　　"别管是谁说的。我还没学会揭发检举哩。到底是谁要接受教训，是我还是党？"
　　"是党在1957年犯了极左的错误。是党正在从多年来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于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从过去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必须解放思想向前看。"
　　"但是我有顾虑。我的改正本身似乎是模棱两可的，至多也不过是部分的。我的结论写得不像改正错划，倒像是宽大处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哦，是这样的。去年我来办理改正，负责人让我明白，我的问题是两可的。只是考虑到我多年来‘?表现好'才给予改正的。"
　　"胡说八道！这不行。我们一定要重新审查，彻底改正。"
　　暑假快到了，有一天行政副院长来访。"巫宁坤同志，"他以相当正式的口吻说。"上级领导机关的高干即将前往北戴河休假两周。分配学院一个名额。我们决定，巫宁坤同志最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
　　我久闻北戴河的大名，那是中央领导人和其他特权人士的避暑胜地。我新近改正，从来没有奢望过到那儿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度一个赏心悦目的假期。多大的诱惑！另一个对我"二十余年如一梦"的小小的补偿。
　　"张院长同志"我也一本正经地回答。"学院领导决定给予我这一难得的机会，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不明白我怎么配享受这样的待遇。我刚回来几个月，没有什么贡献。许多其它同志这些年一直在这里为党工作。十分感谢领导的盛情，但是我不能遵命。"
　　院长并不就此罢休。他又说："巫宁坤同志，你也同样一直在为党工作啊，虽然不在学院。请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准备一两天内动身。"
　　第二天，政工副院长驾临。"老巫同志"?她用更有人情味的口气说。"你怎么会不愿去北戴河休假呢？这可不行。经过这么些年，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听我的，老巫，准备明早出发。"
　　"副院长同志，我在北大荒休息够啦。有湖、有江、有森林、有很多鱼，夏天也凉快。学院许多同志劳苦功高，可能也愿意去，请您把这个荣幸让给他们吧 ??????"
　　但是，我的结论复查被拖延了，因为遭到来自极左的抵制。人事处长奉命处理复查。有一天，他问我："巫教授，麻烦的是，你在结论上签了字，是不是？"
　　"确有其事。你指望什么呢？1958年我在右派结论上签过字，对不对？文革期间，有多少老干部在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结论上签过字？那些结论还算数吗？"
　　?"你的话有道理。我抓紧时间去办 。"
　　

    三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我的著作就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也不能再版。我翻译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4年在上海出版，却由三联书店于七十年代在香港两次盗版，连译者的名字也没署。1978年北京三联书店派一位编辑来芜湖找我，约我修订旧译，1979年在北京再版，纪念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这次署上译者的大名。我问这位编辑，三联当年在香港以那种方式翻印我的译著，做法是否恰当？他的姿态很高："反正是宣传进步作品嘛。"我过去翻译的美国短篇小说也在一些新出版的选集中出现，当然没有稿酬。
　

   　我也应一些老朋友之约，开始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约我翻译几首狄伦�E托马斯的诗。谁都知道他的诗常晦涩难懂，更难翻译。但是，这位威尔斯天才诗人椎心泣血的诗篇曾伴我走过漫长的灵魂受难的岁月，我勉为其难翻译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对于我们这一代饱经沧桑的老人，这好比暮鼓晨钟！
　

  　另一个稿约却使我感到啼笑皆非。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几个月，《世界文学》、当时全国唯一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约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在当年十月号刊出。简直不可思议！自从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这本书挨批以来，"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偏偏会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菲茨杰拉德显灵，责成我还他一个公道？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抒情风格，却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月，我听说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十二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我和国内学术界隔绝多年，闭目塞聪。我想若能参加会议，一定可以从同行专家的聚会中获得教益。我去向陈院长请教。他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问他为什么我没有接到邀请。冯教授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陈院长大乐，说道："老巫现在是我们学院的英语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特邀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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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泪:尾声(2)

　　 一位老同事告诉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和职业打手史科长、两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听到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就瘫倒在地，暴露了"纸老虎"的真面目。这位同事发表感想道："正如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觉得难以完全同意他的说法。"那你怎么解释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呢？俗话说：‘?修桥补路双瞎眼，男盗女娼子孙多。?'不如说，这些恶棍草菅人命，却忘掉自己迟早也会面对死亡。也许他们残酷无情地置受害者于死地时也相信过‘恶有恶报'，从来不怀疑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这些可怜虫幻想自己可以在地上的共产主义天堂获得奖赏，从此飞黄腾达。而他们不过是小爬虫罢了！"
　　老共产党员、外语系李主任，在共产党监狱囚禁五年之后才放出来，原来当初宣布他是苏修特务的电文是他的政治上的敌手玩的花招。他被释放之初，军、工宣队头目在会议上告诫大家不得与他亲近，后来被安排了个有名无实的职务，还受排挤。最后他回到黑龙江故里，当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他不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首长，而是经过身心受难变得更加通达人情的人。后来，每次因公进京都来西郊过访，杯酒言欢。也不妨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安大真正的新闻人物是我当年的学生汪崇德。他阶级出身好，文革中的极左表现深得军、工宣队欢心。毕业分配时，他经大力推荐进入总参二部，从事情报工作。后来，被派到驻非洲某国大使馆武官处工作。他异想天开，给该国政府写了一封信，申请政治避难。该国政府一向仰仗北京的经济支援，理所当然把他的信交给大使馆。他奉召"回国述职"，同行的有四名同僚，搭乘的是瑞士航班。这位军事情报官员发挥特长，避开四位押送者的耳目，把一纸政治避难的申请送到机长手中。班机在日内瓦着陆后，瑞士安全人员登机，把藏身厕所的中国军事情报官员领走。无奈瑞士政府用不上他的"专长"，又没有第三国肯接受他，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风云人物成为流落日内瓦街头的难民。
　　

    我常想到北大荒。我纳闷儿，不知道那个好心的李队长的下落如何。他是否由于表现软弱受到处分，或者因为他不适于当狱卒而重新分配工作？不过，十之八九，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和妻子儿女、甚至孙男孙女，还有乡亲们，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他充满爱心，也必然受人爱戴。在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有朝一日我未尝不会和他"狭路相逢"。我一定会本能地拥抱他，称呼他"我的弟兄"。葛队长是用更加严峻的材料制成的，符合一个优秀公安干警的要求。然而他从来没有滥用职权，从来没有打骂教养人员。他是一个模范的执法人员，而这在红卫兵和工宣队师傅中却是罕见的。难友李大夫于六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在街道上半私营的联合诊所工作。文革期间，他又被开革，流浪街头。文革结束后重返联合诊所，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再次被送劳教。再次获释后，他终于告别他热爱的北京，首途赴美，继续进行他对"集中营热"的独特研究，在这方面他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
　　

     我也不忘清河劳改农场。那位让我们借用他的小屋会面的老王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继承人也会让探视教养人员的家属借用他的屋子吗？来探视的家属少不了，因为清河仍然是北京市一座人满为患的劳改营。老刘，那位我亲手掩埋的青年书法家，他的浅坟现在被荒草覆盖了吗？或者，他妻子终于从湖南来把他的遗骸运回了家乡？
　　

     最后但并非次要的，我难忘高庄，我们的好大夫不时来信增强我的记忆。人民公社解散，农民开始单干之后，鲁大夫来信说："老螃蟹住进了新盖的房子，村子里的人说用的木料是你们的屋子拆下来的。但他还不满足，因为他现在不能靠剥削同村的农民过日子了。人家常听他咒骂新制度，梦想过去的好日子回来，让他‘?用党给他的权利喝足吃饱?'。村子里的人摆脱了老螃蟹的暴政，愉快地为自身利益而劳动，虽然生活还很贫困。"
　　

    小黑子和小水子都"成家立业"，不顾"计划生育"的限制已经快有第二个孩子了。小基贵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孬子出人意料地‘名利双收'??，"鲁大夫写道。"有一天，他又突然冲过村口的公路，被一辆卡车压伤，随即送到和县医院诊治。三天以后由同一辆卡车送回高庄，他的左腿没了，拄着一副???字杖跳来跳去。他妈伤心死了，号啕大哭，像发了疯似的。三老爹倒挺看得开，说这是‘恶有恶报'。后来卡车司机主动提出赔偿三百元，他大喜若狂，又说这是‘善有善报'，因为他三年前饶了孬子一条命。三百块钱！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压死一条水牛赔偿一千二，压死一个好劳动力赔偿一千。屁用没有的孬子拿他的恶腿换来三百元！做爹的怎能不高兴得心花怒放呢！现在永远残废了，孬子再也不能到处乱跑，给他无事生非了。这笔钱正好用作给小蛋订亲的礼金。"怡楷感到又难过又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鲁大夫来信又提到基贵的新趣闻。"基贵常拄着双拐靠一条腿蹦蹦跳跳来到卫生院，让我处理他截肢手术伤口的炎症。我问他：‘基贵，你挣了三百块钱。你不想用这钱装一条假腿吗？'他的回答是：‘鲁医生，我要一条假腿干啥？别拿我开心。那不是把好钱往水里扔吗？给小蛋当礼金是正经事。'他的话引起我思量，是否经过这次事故和截肢的痛苦，他得到一种休克治疗，把疯狂的恶魔从他身上赶走了。我要继续对他进行密切随访。"又有一条趣闻：基贵来卫生院后往往一瘸一拐地去孙堡街上，和一个年轻的小窑煤矿工人坐到一处。小窑没有安全措施，这工人在一次爆炸事故中炸掉了一条腿。有一次，这位"同病相怜"的难友出钱请他喝杯茶，外加一包花生米，小基贵乐坏了，好像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玩具的小孩。两个年轻人有时下一盘象棋。一次，孬子居然打败了工人阶级，他高兴得想跳起来，忘了他只剩下一条腿。他得意地说："我有两个好老师，一个小一村，一个李农。"
　　

     不难想象，基贵和矿工坐在一起，拐杖靠在各自身旁，活像"工农联盟"的化身。
　

   　我们自己如何？怡楷为"改正"提供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1980年9月，新学年开始，她教一班公共英语。后来，春节前几天，她在上课时突然头痛欲裂，恶心呕吐，被学生护送回家。一位医生说是美尼尔氏症，另一位说是神经错乱。最后，首都医院眼科胡大夫诊断是晚期青光眼。怡楷向他请教患病的原因，高龄的老专家问她生活的经历。听完她简单的叙述后，这位慈祥的大夫说："那你还指望什么？多少年来的种种压力必然会使你身体付出某种代价。若是你没有一个坚强的性格，它支持你度过无尽的艰难困苦，那些压力可能会毁掉你的神经系统，或者你的心脏。各地的精神病院住满了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你来晚了，幸而还不太晚，我一定全力以赴挽救你的双眼。不过我看，你必须从此放弃教学工作，虽然你恢复上课不久。"以后几年中，她的双眼先后动了几次手术，她来美后被确定为 "法定的盲人"，并授予一根盲人拐杖！那是我们三岁的外孙艾里克最喜爱的玩具。
　　

    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但是，肯定不止如此而已。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和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或许我们变得明智一些，像孬子基贵一样；或许我们变得谦卑一些，因为亲身体会过农民遭受的那么多贫困和苦难；或许我们从他们对生活无言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常青的希望中汲取力量。或许，如同一头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馈牠的养料，一个在苦难的野草上放牧的"牛鬼"同样能够回馈他的养料。 �C
　　

    1986年夏，在告别剑桥大学前发表的《从半步桥到剑桥》一文中，我写过："当我再次怀着新的乡思遥望家园，我多么希望：北京的半步桥有朝一日也成为一个文物古迹，点缀一个更新的中国的新的天和新的地，如同复制的威尼斯叹息桥点缀着剑桥！"?眼前，半步桥，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依然人丁兴旺。1988年4月，我被一部吉普车押送去劳教的三十周年，承一位在公安部门任职的朋友的盛情，一早从市内开着奔驰轿车前来学院，陪同我和怡楷去旧地重游。春光明媚，我们一路风驰电掣，刚到西直门，忽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难道是天地哀悼我死去的黄金年华？哀悼千百万未能幸存的冤魂？司机放慢了速度，几分钟后风停日出，我们直奔半步桥，但我已经没有"二进宫"的雅兴，只感到"此身虽在堪惊"。下车后?，朋友和门口站岗的警卫打了招呼，然后为我拍照留念，身后挂着"北京市监狱"令人不寒而栗的大牌子。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还有待在地平线上出现，但是它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并不遥远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