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东北抗日联军之谜
作者:云松
东北抗日联军的名头很响,但是这支部队的命运却比较惨。许多人对它的历史并不清楚,只是听说过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几个名字。围绕着这支部队存在着太多的谜团。这是一支什么性质的武装?它的发展演变过程如何?有着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在公布的一些史料,很多也是语焉不详,存在着太多的掩盖以及夸大不实之辞。本文将尽可能揭开谜团,还原历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抗联。
1927年,因为共产党破坏北伐,蒋介石主持了清党,国共破裂。中共武装暴动,在南方建立了鄂豫皖、湘鄂赣、洪湖等几块苏区。而在广大北方,却没有一块红色割据政权。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不满意,希望在北方地区也举行武装暴动,建立红色割据政权,形成南北呼应的局面。
当时北方各省中,华北地区多是平原地带,交通发达,经济文化也比较发达,不利于武装割据;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也很偏僻,虽有利于割据,但共产党的力量很弱,也不具备暴动的条件。而举行武装暴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最有利的无疑就是东北的满洲地区了。
满洲地区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人烟稀少、森林密布,比较容易立足。满洲还紧靠苏联,可以直接获得苏联援助,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满洲还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满洲省委,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北方暴动的重点放在了满洲地区。
满洲省委是中共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因为它担负着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联络的任务,成立的也比较早。因为满洲省委的任务很特殊,所以活动是非常隐蔽,组织发展很慎重,人数也不多,在1927年,满洲省委全部党员大约只有四十余人。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在满洲暴动后,满洲省委也开始向社会渗透,同时大力发展组织,短短两三年,到九一八事变时,满洲省委已经有三四百名党员了。
为了加强领导,1929年初,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赴满洲,任满洲省委书记,全权负责满洲暴动工作。杨靖宇也是那个时候随刘少奇来满洲,从事兵运等工作。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参加过确山暴动,有从事武装斗争的经验。但是刘少奇到东北不久就被捕,正是因为有这段被捕的经历,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奇被毛泽东打成了叛徒。杨靖宇在大连搞工运时也被人出卖,被捕入狱。当时东北的统治者张学良,从各种渠道知道中共有在满洲暴动的计划,为了防止满洲也出现南方那样的混乱局面,东北地方政府对共党防范较严,在各地都设有防共处,专门对付共产党,而且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还较稳固,所以中共在满洲暴动的计划一直没有实现。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军进攻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东北军全部撤入关内,将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人。1905年,旅大爆发了日俄战争,日军取得了胜利,占领了旅大,也取得了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同时以护路为名,长期在中国驻军,这就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隐患。但当时日军在东北只有两万余人,而张学良有二十多万的东北军,还有南京政府的支持,而且可以得到国际声援,如果坚决抵抗,日军不一定占到便宜。但张学良畏敌如虎,居然不放一枪就把东北送给了日军,如此轻易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胜果,这是连日军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这也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为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隐患,张学良真乃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虽然张学良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东北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东北军的一些爱国将领不顾张学良的命令对日军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如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唐聚武将军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还有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冯占海领导的“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苏炳文领导的“黑龙江自卫军”,还有“护路军”等部队,都曾坚决的抵抗了日军,给予日军很大打击。虽然这些部队因为和日军相比实力相差悬殊而最终失利,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也没有投降,而是化整为零,转入乡村,继续抗日。除了这几只规模较大的部队外,东北民众还组织了许多抗日小股义军,不断骚扰日寇,也给了日军一定的打击。各路义军总人数全盛时大约有二十万人,如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自卫军”都曾达到好几万的规模,而且训练和装备也较好,都是由爱国军人组成,抗日很坚决,深受人民拥护,这些部队一直是满洲抗日的主力。
九一八事变无疑是中国的国耻和灾难,而中共却认为,这是它发展和壮大的一个好机会。中共判断,日军赶跑了张学良,东北出现了权利真空,许多地方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日军虽然在九一八后在东北进行了增兵,但也只有四万余人,不可能控制东北的广大地区,最多也只能控制住大城市和交通线。中共认为,在东北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乡村是大有可为的,这是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最好时机。中共认为,只要打出抗日的旗号,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于是中共中央很快通过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作出了向满洲进军,建立红色政权的决定。并从关内抽调了大批干部入关,配合满洲省委,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根据地。如冯仲云(江苏武进人,清华大学学生)、周保中(原名奚李元、白族、云南大理人)、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汉族、四川宜宾人)、魏拯民(原名关有维、汉族、山西屯留人)等人,都是九一八前后奉中共中央指示进入东北的。
满洲省委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从秘密状态转入了公开活动,很快就拉起来了几只小队伍,如磐石游击队、汤原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巴彦游击队、还有饶河游击队等等,大约有十余只队伍,每只队伍都不大,大的有三四十人,小的只有十几条人枪。但这些队伍虽然打着抗日的旗号,其实并不抗日,而是保存实力,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根据地。东北人民对这些队伍没有好感,把他们视为土匪,称他们是“俄国胡子”、“高丽胡子”,主动愿意参加游击队的几乎没有,队伍没有发展壮大,根据地也没有建立起来。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满洲的形势极不满意,如此小打小闹,何时才能成气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要的是红旗飘飘千军万马的大场面。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现在是满洲发展的最好时机, 千载难逢,错失这一机遇,等日本在满洲的势力发展强大起来,以后要想立足就很困难了。只有在日本立足未稳之时,利用民族矛盾和民众的反日心理,才可以打出一片天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32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工作会议,也称满洲工作会议,专门研究满洲问题,并作出了重要决议。会议认为,满洲打不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满洲省委的指导思想右倾、落后,而不是在于敌人的强大。“满洲特殊论”、“满洲落后论”都是借口,而不是理由。中共中央指责满洲省委无能,说东北军的旧军官都可以拉起来几万人的武装,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要求满洲省委学习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大刀阔斧、轰轰烈烈的开展土地革命,迅速建立苏维埃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会议还明确指出,要把满洲红军发展成一个方面军,成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之后的又一主力红军,还颁发了部队番号。因为前三个方面军已经有31个军,所以东北红军的番号是从红32军开头,中央军委给予了五个军的番号,但这些部队人数太少,实在无法成军,所以暂时只能称:中国工农红军某某军独立师,中国工农红军某某军抗日游击队等等。会议还撤销了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职务,改派华岗任满洲省委书记。但华岗在途中就被捕,于是中共中央又派李实代理满洲省委书记,落实中央决议。
北方会议的精神很快就得到落实。中共领导的各游击区都开始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创立苏维埃,拉壮丁扩红。抗日游击队也被改编成了红军,大一些的队伍成为红军独立师,有的只有几十人的队伍实在无法成军,只好仍称游击队,不过不叫抗日游击队,而是叫做工农红军游击队。据磐石中心县委给满洲省委报告:“(磐石游击队)领导了磐东、磐北的分粮斗争,枪毙了两个大劣绅;在伊东枪毙了三个豪绅地主,打消了三个百家长领导的会兵,缴获了大批的钢枪钢炮”。“在七、八两月间分粮16次”,其他游击区也是如此。在东北已经沦陷,东北人民已成亡国奴的情况下,他们还在高喊“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些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不打日军,反而去袭击地方乡绅和小股义军,收缴他们的武器,谋财害命。他们把这些抗日义军视为革命的绊脚石,视为发展根据地、争夺民众和建立红色政权的障碍,因此要给予铲除。这些行径激起了东北人民的义愤,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称他们为红匪,各地都组织民军自卫,打击红军游击队。这使共产党武装十分孤立,处境艰难,无法立足,军心涣散,减员严重,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差点被消灭。如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磐石游击队)总队长孟杰民、政委初向臣、继任总队长王兆兰先后都被义军打死,残部只剩下了十几条枪;珠河游击队也减员严重,只剩下了三四十人,而且被迫解散。特别是巴彦游击队,这是中共领导的一支最大的队伍,有六七百人枪,被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也是因为打土豪杀劣绅,激起了民愤,被当地的民军联合起来打败,在民军的不断袭击下,这支部队没向日军放一枪就彻底崩溃而不复存在。当时满洲省委把这支部队的失败归咎于赵尚志,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开除了党籍。这个命运多舛的传奇人物后来担任抗联第三军军长,一度离开部队去苏联求援,结果被当成逃兵关押了一年半,后又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抗联总司令带领一百多人的小部队返回东北,后又多次越境赴苏。1942年回国执行任务时被特务打伤被俘,被日军杀害。
眼看满洲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1933年,共产国际越过中共中央,直接给满洲省委发来了一二六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改变策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指示信指出:“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要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中国共产党“无论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国际的指示很明确,就是要满洲红军和抗日义军建立统一战线,然后再想办法把这些部队分化、瓦解变成共产党的武装,要取得部队的领导权。1934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被彻底破坏,中共中央被迫转入中央苏区,和满洲省委断了联络,满洲省委就直接由共产国际指挥了。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满洲省委所属部队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向外、一致抗日”的口号,缓和了与各路义军的矛盾。满洲省委也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了土地革命,并把部队番号由工农红军改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淡化了共产党武装的色彩。当时由于日本大规模的向满洲移民,强占了满洲人民的大片沃土,激起了满洲人民的强烈反抗,很多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日军,这使共产党的武装也得到了发展。但是共产党想在满洲建立根据地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始终处于游击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日军的打击,最主要的是满洲人民饱受沙俄的侵略,对苏俄老毛子十分痛恨,对其傀儡中共也没有好感,不愿加入中共的队伍和群众组织,共产党发动群众始终发动不起来,其政治主张也没有人响应,共产党无法把这些老百姓控制住,根据地当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根据地,部队的给养供给、人员补充都成问题,部队也无法壮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只要是东北军军官竖起义旗,都能够拉起几万人的队伍,就是谢文东土龙山暴动,都能够拉起万把人的队伍,而共产党先后拉起了十几支部队,从来没有出现这种局面,愿意主动加入的百姓很少,扩军一直都很困难,这说明中共在满洲并不得人心。
1936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满洲省委所属部队和各路义军联合,正式打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号。刚组建的部队有六个军,即抗联第一军到抗联第六军;1937年后又陆续扩编了五个军,即抗联第七军到抗联十一军,共计十一个军。这十一个军,大一点的部队有二三千人,一般的千把人,小一点的部队只有五六百人,总计大约有一二万人,全盛时大约有三万人左右。1938年,共产国际指示把这十一个军分成了三路军,即抗联第一路军、抗联第二路军、抗联第三路军;并解散了满洲省委,组建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分别领导抗联三路军。
东北抗联的十一个军,属于共产党武装的有四个军,即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抗联第三军(赵尚志)、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其余各军都是属于联合抗日的友军。抗联第四军是属于王德林的救国军残部补充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军长(军长李延禄);抗联第五军是由李杜的自卫军和王德林的救国军编成,军长周保中。周保中虽然担任该军军长,不过该军并没有共产党的基本部队,周保中被满洲省委派到该部搞统战,深受王德林的信任,后来王德林离开部队去苏联后,因为该部要和共产党武装联合抗日,因此周保中被推举为领导人。抗联第七军由东北抗日同盟军组成,军长陈荣久;抗联第八军是谢文东领导的土龙山民众救国军;抗联第九军是李杜将军的部下李华堂支队;第十军是汪亚臣领导的反日山林队;第十一军是祁宝堂领导的明山队。这十一个军散布在南满、东满、北满的广大区域,互相之间没有联系,也互不隶属,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几个军,也是收编了许多义军组成的。如杨靖宇的抗联第一军,是抗联主力,大约有三千人。它的基本部队是磐石游击队,人数不过几百人,其余部队都是由十几支山林队改编而成,如老长青部、青林部、四海山部、双胜部、金山好部、朱大善人部、赵参谋长部等等。抗联第二军也是如此,它的基本部队是东满游击队,又收编了救国军史忠恒旅、救国军吴义成部、孙团、李团、岳营长以及平日好、平日军、天良军等山林队组成。抗联第三军更是一个大杂烩,由珠河游击队和“爱民”、“北来”、“七省”、“友好”等二十几支山林队组成。抗联第六军成分没有那么复杂,主要由汤原游击队组成,但是人数很少,只有五六百人。总算起来,在抗联中属于共产党的部队不到三分之一。在抗联各军中,战力最强的是第一军、第二军、第八军,第一军三千人,第二军大约二千多人,第八军大约有三千余人;其次是第三军和第五军,人数大约有千把人;其余各部的战斗力都非常一般。这些义军之所以参加抗联,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单独抗日困难大,联合起来有力量;还有一个是希望得到外援。因为抗联是由共产国际指挥的,共产国际也给抗联提供了一些武器和军饷,虽然由于日军的封锁,共产国际提供的支援是很有限的,但有总比没有强。因为那些抗日义军都是在敌后坚持抗战,没有丝毫外援,基本上都是孤军奋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些义军参加抗联也是有条件的,要求保持队伍的独立和完整。
共产国际之所以打出抗联这个旗号,主要是为了政治宣传,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为1935年12月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在满洲也打着统一战线的旗号,要求满洲省委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目的是告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在已经彻底沦陷的满洲还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坚持抗战,在白山黑水间还活跃着抗日的队伍,其他的抗日部队已经失败了,只有共产党还在抗日,共产党才是民族救亡的中间力量,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中共控制的左联等组织,在国统区歌颂抗联的英勇事迹,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抗联在关内名声大振,对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产生了很大作用。抗战期间大批爱国青年投奔延安,和关于抗联的宣传有很大关系。共产国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壮大满洲的共产党部队,从而牵制日军,减轻日军对苏联的危险。
但是,共产国际的这个决定虽然扩大了抗联的影响,但是也彻底葬送了抗联。从抗联成立的那一天起,日本和伪满洲国就把抗联视为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日军以前对那些小股抗日武装并没有十分在意,认为它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只要它们对日军没有大的骚扰,是允许它们在一定范围活动,很多时候是保持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而成立抗联就不同了,在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出现了这么一支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强大武装,而且直接听命于苏联,这对日本人的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危险,因此日军和伪满洲国把抗联作为主要敌人,开始了围剿。特别是1938年的张古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日军和苏军发生了直接冲突,为了安顿后方,日军就更不允许抗联的存在,对抗联展开了疯狂的围剿,这是抗联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联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共产党的政策,对于参加抗联的部队,共产党要取得完全的领导权。对于不是共产党的抗联武装,他们想把它改造成共产党的队伍,派出了政工干部,在部队里发展党员,成立党组织,千方百计吸收主要领导入党,在部队里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有时直接架空了部队的军事指挥员,这引起了那些抗联部队很大的不满,造成了部队的分裂。如刘曙光任抗联八军政治部主任,在部队里发展党组织,又在八军里建立共产党的部队,这引起了八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藤松柏很大的不满。藤松柏愤而想辞职。谢文东虽然被刘曙光拉进了共产党,但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甘心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部队交给共产党,也不甘心受制于人。后来刘曙光和谢文东等人发生了很大冲突,刘曙光组建的教导队被缴械,刘曙光也被八军战士杀害,这导致了八军的叛逃。侯启刚任抗联十军政治部主任,在部队里搞阶级斗争,认为军官是剥削阶级,士兵是被剥削阶级,要求官兵绝对平等,等等。这引起了十军军官的强烈不满,最后侯启刚被赶出了十军。还有一些小股义军,不能公开反抗,但是把不满藏在心里,关键时刻就叛逃,反戈一击,抗联内部共产党部队和非共产党部队一直是有矛盾的。这些事件涣散了军心,大大减弱了抗联的战斗力。
日军对抗联的围剿是很疯狂的,手段也是很残酷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心、经济封锁三管齐下。对于抗联活动的区域,日伪满军把居民集中起来建大屯并武装把守,严格封锁物质,断绝抗联部队与外界的联系,抗联游击区几乎成了无人区,部队得不到结养,处境艰难。日伪军还散发传单,张贴布告,说只要放下武器就宽大优待,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日伪军还高额悬赏,只要提供抗联情报就给予重奖。日伪军用优势兵力进攻抗联部队,反复扫荡,只要一发现抗联部队的行踪就穷追不舍,大有不给予消灭就不罢休之势。抗联将士无法活动,只能藏身在深山密营中,得不到补给,特别是在冬天,天寒地冻、饥寒交迫,许多抗联战士冻饿而死。即使在深山里也不安全,在大冬天日伪军扫荡队也照样进山扫荡,发现抗联战士留在雪地里的脚印或者是烟火他们就包围上来。特别是三八年张古峰事件后,日军把苏联看成主要的敌人,在满洲大量增兵,关东军从二十多万增加到四五十万人,后来又增加到七八十万人,虽然日军没有用这些主力军对付抗联,但他们组建了许多精锐的特种部队专门和抗联作战。而且满洲国的伪军也是装备精良,人数也有数十万人,配合日军围剿抗联部队,成为对付抗联的主力。
在日伪军的连续打击下,抗联的损失很大,士气低落。抗联部队本来就是比较松散的联军,形势好时还能够相安无事,形势危急时队伍就出现了分裂。部队开小差回家的很多,最严重的是许多人投敌。如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38年7月投敌,抗联第二军第二方面军参谋长林水山40年初投敌,抗联一路军总务处长金光40年底投敌,抗联第三军七师师长于海云、四师师长陈云升、二师师长兰志渊先后投敌,抗联第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叛变,四军五团参谋长李鹏飞率部离开,四军四师师长刘振国率部离队,以及抗联八军军长谢文东,九军军长李华堂投敌…..等等。这些人投敌后,有的人出卖抗联情报,有的还反过来打抗联部队。杨靖宇就是被投敌的抗联战士用机枪打死的。杨靖宇率领的一路军,在南满、东满被日军扫荡无法立足,被迫向北满转移,一千多人的部队,沿途战斗减员和开小差,到吉林濛江县时身边只有七个人了,后来杨靖宇被人出卖被扫荡队打死。到1940年底,抗联各军相继全灭。余部有四百余人,先后退入苏联,被苏军改编为苏联红军教导旅,由周保中任旅长,抗联基本上结束了历史使命。从1940年后,满洲地区就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也没有抵抗的力量了。
虽然共产党在满洲是想建立红色政权,并不是真心抗日。但因为和日军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和日伪军作战。虽然是被迫抗日,但和关内的共军比起来,抗联部队作战要频繁很多,也要英勇很多。抗联先后有十几位军长阵亡,师团职干部阵亡也有一二百人。许多抗联将士,还是真心爱国的,对他们的英雄事迹,应该加以充分肯定。
中共的党史说抗联部队歼灭了十八万日军,这是不对的,完全是吹牛。要知道松沪会战,国军几乎投入了全部主力,和日军激战了三个月,才消灭了五六万日军。台儿庄会战国军投入了四十几万军队,和日军矶谷师团作战十余日,才歼灭了两万多日军。抗联在东北和日军并没有发生过大的战役,一般都是几十人或者几百人的小规模的战斗,上千人的战斗都很少,比较著名的战役一个没有,怎么会消灭那么多日军?要知道抗联和日军作战,是被动还击多,主动出击少,基本上是日军牢牢的掌握着主动权,抗联的伤亡比日伪军大的多。我初略统计了一下抗联各军军史,从红军游击队到抗联的八年间,抗联各部队消灭的日军总计不到五千人,这还有水分,我估计歼灭三千人左右的日军比较靠谱,伪军也不到一万人。中共的党史说抗联牵制了七八十万日军主力,这更是胡说。日本在满洲驻有重兵,主要是对付防备苏联,并不是为了对付抗联,这种说法完全是夸大其辞,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抗联部队在共军中的地位其实很低,1955年授勋,抗联指挥员最高军衔只是少将,别说大将、上将,就是连个中将也没有,这说明中共也认为抗联的贡献有限。
共产党大力宣传抗联,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标榜自己抗日,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抗战胜利后共军主力从关内大举进入东北,抢占东北找借口。很有戏剧性的是,共产国际和满洲省委千方百计想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没有实现;但在抗战胜利后,在苏联的帮助和掩护下,关内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东北,很快站住了脚跟,建立了根据地,取得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这也直接决定了国共内战的胜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