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这题目是从老马那儿学来的，而老马又是从曹长青那儿学来的。当年卖国老贼张学良谢世，曹长青写了篇《张学良糊涂死了》。老马学会了这一招，在他家王若望王大叔谢世时，写了篇《王若望糊涂死了》。

我当时看见那文章，暴跳如雷，血压升高手冰凉，立即上帖抨击，骂老马连起码的中国人的道德伦理都不讲。看好戏、老格等人立即附和，发动了网上暴民运动。老丁甚至激越到要求网站把他的文集撤掉，说他耻于将自己的名字与马悲鸣共列在文集作者名单上。

此话一出，从未写过像样文章的老格也出来效法，要网站撤去他的文集。看好戏等人则趁机起哄，要网站撤了马悲鸣的文集。我一看又大怒，反过来捍卫马悲鸣的言论自由，说若是网站屈从暴民要求撤了马的文集，那我立即要求撤去自己的文集。闹了半天，自然是不了了之。

有趣的是老马的反应。论坛里闹成了一锅粥，这小子浑若无事人，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非但不以老丁的要求为忤，甚至还一本正经地给网站提了个建议，说 既然老丁耻于与他的名字同列，那网站可以将文集作者名单分为两页，把他的名字单独列在另外一页上，即可解决这棘手问题，云云，让我看了那帖子又好气又好 笑，不能不佩服他的脸皮。

此后每逢死人，老马就要出来“鞭尸”，每次我都要和他大闹一场。最严重的那次是刘宾雁老辞世。老马造谣诽谤，指刘老为贪污犯，又出来冒充遗属给葬礼“挑 错”，骂刘老为“大僵尸”。那次我真是气坏了，准备跟马悲鸣打官司，通过朋友找到遗属，鼓励他们出头起诉马悲鸣，自己则愿意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但人家不想 跟小人计较，于是我只能含恨而罢。

没成想今日我也来写这种丧德文章，这是因为老芦从来实话实说，见到方老仙逝的噩耗，我能想起来方老给我的唯一印象，似乎就只有“轻狂”二字，也只有这两字似乎才能准确地概括作为政治家的方老的一生。反正在我眼中，方励之是继康有为之后的第二个轻狂祸国的读书人典范。

据维基百科，方励之先生堪称早慧，早在12岁时就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1955年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早了敬爱的胡锦涛总书记9年，按今日标 准，绝对是老革命了。方的经历其实与朱镕基很相似，两人都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被党错打的孩子”，都在“拨乱反正”后被党委以重任。只是方比 朱乖觉得多，57年挨的那巴掌比朱挨的轻多了。此外，他最为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岁月，还是80年代。

那阵子刚刚“拨乱反正”不久，中国的科研完全是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无论是科技界还是教育界，大家都刚刚从几十年酣畅淋漓 的“与人奋斗”的其乐无穷中醒过来，谁都不知道科研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科学家们乃是天上的神灵。这是因为当时党决定开动宣传机器为科学家们造势，徐迟的 《哥德巴赫猜想》轰动全国，陈景润成了新时代的雷锋。在此大气候下，方励之驾着祥云，以“大科学家”的身份降临人间，为大众介绍什么是“大爆炸宇宙学”， 顿时便把芸芸众生迷得晕晕乎乎的，都以为他是爱因斯坦转世。

光是充当学术泰斗也倒罢了，方还有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顽固情结（用当时的时髦话语来说便是“知识分子干预社会，干预生活”），忍不住要出来当国师 爷。他俨然成了全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隔三差五在报上发表指示，不是“中国应该解散”，就是“北欧模式值得注意”，“知识分子应该入党去改造中共”，等 等，等等，那些惊世骇俗的大胆言论，更是唬得青年学子们一怔一怔的，立即就成了青年们的偶像。

说来可笑：我党开动宣传机器传布科学教，将科学家们捧为新时代的神祗，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将方励之这种原来“又红又专”的党员知识分子任命为科技大 副校长，造出了这个“科学神”。没成想这个中共造出来的神一旦成了气候，立即就尾大不掉，背恩反噬，成了我党的headache。

奠定了方国师的人民领袖地位的历史事件，还是1986-87年的全国性学潮，是年年底，科大学生为选学生代表起哄，方励之火上加油，在学生集会上公开煽动 学生起来闹事，胡说什么：“民主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赐，而要靠自下而上的斗争。”那个讲话立即被学生写成传单，寄到全国各大学，短期内就在全国掀起了轰轰 烈烈的学潮。那次闹事的结果，是胡耀邦下台，他与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等人被开除出党，他被调到北京天文台工作。运动在刹那间就烟消云散，当真是“其兴 也勃，其亡也忽”。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亲眼见到他的“斗争”号召引出什么恶果来之后，方国师却更加意气风发了。这是因为全世界的镜头都转向了他。作为中国的异议人士领袖， 方先生要比后来的刘晓波、艾未未等风光百倍。港澳台报刊一致尊他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外国电视台也时时采访他。方先生虽是科学神，却不幸依旧是凡人，自 然难以抵抗镁光灯下无限风光的巨大诱惑，免不得将其轻骨头暴露得淋漓尽致。

的确，那阵子大概是方先生一生最风光的时刻吧。方夫人李淑娴坚信她夫君一定是万古流芳的伟人。据知情者披露，李淑娴甚至在预备将来出版这位伟人的传记，如 影随形地跟着他，将他的言论都记下来，准备用为传记素材。除此之外，他那位贤内助还利用其北大教师的身份，伙同王丹在北大举办“草坪沙龙”，连美国驻华大 使夫人包柏漪都成了嘉宾。

对他贤内助的坚定信念，方先生似乎也高度认同。一次某港刊记者采访他，恭维他是“中国萨哈罗夫”，他不但不逊谢，而且直接就来了个默认。当那记者说起萨哈罗夫上哪儿哪儿去了，“方罗夫”便很感兴趣地问道：噢，他也上那儿去了？完全是对“中国萨哈罗夫”这一头衔的正式接受。

为了live up to这一头衔，方先生非常善于制造轰动国际的重大新闻。1989年年初，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信，说该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又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由它 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因此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他除了通过 正式与非正式的途径向中共投递了这封信外，还把抄件给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林培瑞，后者将它翻译为英文交给外国记者，于是方励之便成功地又一次轰动 了国外传媒界。而这一公开信在国内的广泛流传，构成了几个月后“风波”的触媒之一。

是年2月间，老布什总统访华，邀请方励之夫妇参加告别宴会。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力，拦阻方氏夫妇赴会。方氏夫妇在赴会过程中与警方斗智斗勇，最后机智勇敢地 改往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在那儿举行了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他们的赴宴经历。多年后，方先生还引以为傲，在回忆文章中得意洋洋地宣称：“北京数百警察的一 夜按计划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由此可见方先生的“镜头感”是何等强烈。不仅如此，他还骄狂地对记者说：“我讲几句话，政治局就得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个人觉得，此话应该收入《吉尼斯世 界纪录大全》，盖它最生动不过地显示了一个人的骨头可以有多轻，堪称“世界最轻骨”记录。方先生虽然早在12岁时便投身共产革命，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对西方民主毫无了解固是情理中事，无足深责，但令人诧异的是，对那流氓黑帮会组织能下流到什么地步，他老先生居然也就会一无所知！这才会无比幼稚轻狂 地认定，他既然在国内享有巨大声望，又有国际社会的强有力声援，则不管他怎样刺激惹恼中共当局，他们都只能投鼠忌器，敢怒不敢言。

不幸的是，方先生不久就得为这幼稚的轻狂付出惨痛代价，把他轻易赚来的巨大声望断送于旦夕之间，正应了英文俗语：Easy come, easy go。

六四枪响，方氏夫妇才痛苦地发现了他们的miscalculation——原来共党传授给百姓的“合法斗争”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并不能“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拿去对付共产党自身。这是因为国民党有底线，而共产党毫无。正因为认识到这点，方氏夫妇才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反应，毫无必要地自惊自 吓，逃往美国大使馆避难，从此使得他的名声遭受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失。

据知情人披露，方励之其实是被那位贤内助坑了。据说，那位本来心心念念要作伟人妻的李淑娴此时给吓得魂不附体，完全进入了歇斯底里状态，只会抑制不住地哆 嗦，反复说：共产党疯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是受了她的影响，方先生才决定逃入使馆。他怕到这个地步，甚至拒绝了使馆最初的安排：立即给他俩发放签证， 立即到机场登机飞往美国。

这本是非常安全的安排——当时当局的主要注意力完全放在屠城上，根本还来不及堵住一切漏卮。方励之本有护照，在上面加个签证戳子乃是使馆的对口专业。因 此，若按使馆的最初安排，那俩人完全可以体面地鸿飞冥冥，不必再困居使馆内长达一年，开创了“使馆内科研”的历史先例。然而方教授却愚不可及地拒绝了，理 由还是贤内助那一条：共产党疯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生怕在去机场的路上或在机场上被共军拦下来，就地枪决。

这其实是过虑。六四屠城发生时，党政军警特各界陷入空前分裂，真正忠实执行邓小平军事部署的只有奉命入城的野战军，通缉搜捕“动乱分子”其实是后来才想到 的“亡羊补牢”。一言以蔽之，整个烂事并未在事前经过通盘的周密谋划，就连开枪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偶然性：如果学生及时撤走了，市民不为保护学生去拦阻军 队，则屠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若不是大屠杀搞得太过于血淋淋，以致当局必须把它做成“反革命暴乱”以推卸罪责，则通缉、抓捕并重判“动乱分子”的必要性 也就不是那么急迫了。从这些情况来判断，通缉令很可能是在屠杀发生后，当局意识到了严重恶果，为了推卸罪责才补发的。因此，方氏夫妇完全可以在那之前从容 逃掉。

即使方氏夫妇早就在通缉令上，被共党抓起来了，那又便如何？根本就不会丧命，无非是关押一段时间罢了，反倒成全了他“中国萨哈罗夫”的英名。为六四坐牢的 人多的是，也没见谁被枪毙。据土匪司令王希哲说，坐共产党的牢其实是拿学位。这话其实也不错。我早就在旧作中指出，毛共与后毛共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党的威 望（＝欺骗蛊惑力）空前跌落。因此，在毛时代“反党”，不但要被枪决，而且还要被全民全心全意地声讨，真个成了死有余辜，遗臭万年；而在后毛时代“反 党”，不但不会被枪决，还立即就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勇士与英雄。若是方教授当时不是被完全吓掉了魂，彻底丧失了理智，实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教导“不怕坐 牢”，那后来的诺贝尔奖也就绝对轮不到当时籍籍无名的刘晓波了。

这就是方教授的滑铁卢。他从美国使馆出来后，去英国当了半年的访问学者，曾在当地的学人集会上讲过话。那阵子海外学人还沉浸在中共大屠杀激起的悲愤之中， 对我党深恶痛绝，根本就不是如今这些海外党卫军。但即使如此，与会者仍然对方教授临难先遁、望风而逃、把被他煽动起来的人民扔在血泊中的怯懦行径深为鄙 夷，在会上提了若干尖锐问题，质问教授为何要逃入使馆，而不与被他煽动起来的人民共命运，搞得教授狼狈不堪，只好解释，这种事在历史上已有先例，梁启超也 曾逃入日本驻华使馆，云云。

方先生不知道或是方便地忘记了，康梁在百日维新中当然也是轻狂肇祸者，但毕竟与他有个本质区别——人家并没有煽动百姓起来斗争，为自己争取民主。戊戌政变 只是杀了“六君子”，虽然那些人也是受康有为谋反密谋连累的无辜替罪羊，但牺牲者的数量比起六四来简直不值一提。最令人扼腕的是，康梁谋反，还真是有计 划，有行动，煽动将领派兵包围颐和园，杀掉事实上的国家元首老佛爷，而方励之干的烂事，却只不过是作一通大而无当的空泛煽动，天真地指望着人民起来斗争便 能实现民主，外带许多虽能有效吸引国际眼球，却华而不实、脆而不坚political stunts！

经过那次集会，方先生自己大概也知道逃入使馆是平生败笔，从此失去了充当“民主导师”的道义资格，到美国后便再不兼任“科学泰斗与民主先知”，从此转入低 调，只满足于作科学泰斗了。当然，这突兀的改变，到底是方先生自惭自悟使然，还是与美国为求得中共放走他而在幕后作出的承诺有关，局外人无从得知，还待未 来的史学家去考证。

方先生最后作的秀，是去瑞典出席为刘晓波的颁奖典礼。遗憾的是，就连这最后的political stunt，他都没能做“称头”（川话，大概可以翻译为“像样”吧）。大约老先生也意识到若非自己当初吓破了胆，如今站在领奖台上的就是他了，因此竟在网 上推出了一篇醋意四溅、与其身份极为不符的烂文章，以忆旧为名，将刘晓波写成了个不学无术、毫无人格的混混，为自己的历史形象描下了丑陋的最后一笔——若 他真是为民主不惜奉献一切的志士，起码该想起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来吧？

上面这些话，对于死者当然不敬。而且，方先生其实是毛共党文化的作品，作的孽当然最终得算到伟光正头上去。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与写扒下中共政治家华丽外衣的大量作品并无不同，还是想拆毁神龛，俾此类以万民为刍狗的“民主领袖”在未来中国永远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