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政权为什么要提出“征韩论”

资料来源：东亚学会论文第六辑 （姚 春 霞）；百度百科；

关键词：对马海峡 日本 幕府武士阶层  明治政府初期  征韩论 海外殖民 大陆经略

 征韩两字，顾名思义，就是征服朝鲜，征韩论即是指日本针对朝鲜的一种对外扩张的论调， 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部分。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征韩论”。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继承了幕末“征韩论”。

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开始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具体地说就是在“征韩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日本明治政权“征韩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同时与明治初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一、幕府末期“征韩论”的提出
（1）列强虎视各国港口海域，对马岛危机是征韩论提出的历史诱因。

 　　对马岛是东亚海上的要冲，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扼朝鲜海峡门户，倍受欧洲列强的注目，特别是沙俄。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活动更引起了英国警惕。因此，英国对日本的对马岛产生了兴趣。1859年12月，英国军舰“阿克特恩”号闯入对马海岸测量水情，英国驻日本箱馆领事霍奇森建议英国海军在对马岛建军事基地。

沙俄得知此消息后，于1861年3月13日，派军舰“波萨得尼克”号，开入对马岛的芋崎浦，俄舰舰长彼里列夫更以修理军舰为借口，要求允许其在此停泊。

1861年8月，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俄国军舰开进对马不能袖手旁观。[3]随后，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霍普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驶入对马。迫于英国的军事压力和国际舆论及对马岛民的英勇奋斗，9月2日，俄舰被迫撤出对马。

对马危机使日本充分认识到了对马海峡和朝鲜半岛在近代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随着日本幕府对朝鲜事务的重视，一部分人便开始策划“征韩论”。从而导致了日本政府“征韩论”的出笼。

（2）征韩论的主要内容

 最先提出征韩思想的是幕末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
　　早在幕府末期，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补偿论’。1855年与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他说：“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与夷狄。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

二、明治政府初期的“征韩论”

1868年明治维新刚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明治政府，可是，当时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无法打倒，各藩割据，政府既无兵力，亦无财力，“一时假托朝鲜之事，重新编征亲兵，欲一试武力”，以“平衡朝廷同诸侯的兵力”的“策略”。

二是，日本外务省认为：“朝鲜是日本保全皇国之基础，日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若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因此，日本企图在沙俄和欧美侵入朝鲜以前抢先占领。

三是，当时的欧美各国都试图打破东亚的册封体制，而朝鲜是一个被紧紧纳入东亚册封体制的国家，日本试图通过征韩这一举动，打破册封体制之一环，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1869 年，明治政府遣使携带国书往朝鲜，被以国书“不合体例”为由拒绝。这次出使，名义上要与朝鲜打开国交，实际是为侵略朝鲜半岛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定侵略朝鲜半岛的计划。 　　

日本企图侵略朝鲜半岛，是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更是为与列强争夺东亚、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跳板。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欺软怕硬的情结，表现在文化上就成了尚礼而好斗。

1。征韩论时机之争

　　1869年12月4日，日本政府采纳木户孝允建议，派遣“征韩”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到朝鲜，并下达了调查任务，如，朝鲜与清廷关系、内政是否紊乱、有无适宜军港、军备情况，其军事意图昭然若揭。

到了1873年，围绕者立刻发动征韩还是等待时机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苍岩具视、大久保礼通、木户孝允，另一派是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两派的争执以一场大政变（西南政变）的发生，西乡隆盛等征韩派退出政府而告终。 　
　“征韩论”之争, 并不能归结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恰恰相反, 双方所争的不是征韩与不征韩的大原则问题, 而是对征韩的时机把握的策略问题。所以, 所谓“征韩论”之争, 只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与缓征派之争而已。[4]

事实上,“征韩论”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 但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

2。明治维新后征韩论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征韩论”无疑对日本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维新元勋西乡隆盛因此造反，酿成西南之乱。伊藤博文被刺杀，都与此有关。 　　韩国这时又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了，又迎来日本，大院君与儿媳闵妃间矛盾激化，1882年，大院君将闵妃党羽逮捕，日本军队做乱，幸好时任大清国驻韩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凯手中有兵权，将日本军杀退，救出了大院君。到了明治43年

，韩国终于被日本吞灭，改为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三、 明治政府初期“征韩论”确立的原因

1、“征韩论”形成的思想根源

    日本封建历史上的“朝鲜观”问题。日本建国神话和古代传统之中的古代日本曾统治过朝鲜[7]一说长期影响着一部分日本人的朝鲜观。“古代日本统治朝鲜”这一传说，在悠久的日本历史中得以长期流传，并被一部分封建文人捏造成“日本神与天皇统治朝鲜”、“朝鲜国王与贵族服属于日本”等等，极力宣扬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和对朝侵略扩张的思想。

这一古老而潜在的传统意识，在幕末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恶性膨胀，并日益带有殖民主义色彩。根深蒂固的"古代日本统治朝鲜论"已成为幕末思想家们鼓吹侵朝扩张的重要思想根源和借口，并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成为明治征韩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治政权的侵朝方针继承了幕末思想家们所鼓吹的侵朝扩张论，但两者之间也有些区别。

幕末对朝扩张论是一种消极的国防政策，主要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幕府封建统治；

明治政权的“征韩论”则是新兴资本主义的产物，其目的是征服和奴役朝鲜，进而争霸亚洲乃至世界。

日本封建武士头脑中所固有的封建历史传统。明治维新政权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制定同一大批封建

武士出身的统治者头脑中所固有的封建主义历史传统分不开的，是日本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在他们身上的混合反映。日本封建武士阶层有两大基本指导思想。一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最大“荣耀”为特点的“武国”观念，即以武力作为立国扬名的基础和根本。二是要以武力侵略邻国，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

明治政权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直接继承了封建武士阶层的这一历史传统，并企图效仿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侵略和掠夺亚洲弱小国家，以此挽救日本的民族危机进而富国强兵，参加世界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

    可以说，明治维新初期喧嚣一时的“征韩论”思想源于日本建国神话与古代传说中的“古代日本统治朝鲜”之说，但“征韩论”本身则是封建武士阶层由来已久的侵朝扩张野心,在明治维新的

资本主义狂热中被激发出来的产物。“征韩论”不仅是侵略朝鲜的论调，而且是稍后形成的日本大陆政策的基础和核心，是明治整个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

2、“征韩论”形成的直接原因

    明治初期征韩论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国内矛盾复杂，危机四伏。明治维新集团是在日本并未具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转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为了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而迫不及待的选择了积极向西方学习,迅速发展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由于日本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其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暴力的。日本广大人民遭到了残酷的剥削,并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赤贫化,各地人民群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这对于明治政权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除此之外, 不平士族问题,堪称明治政权的另一个心腹之患.武士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为明治维新政权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除了少数上层士族和华族之外,众多的下级武士日趋没落破产,生活动荡,对新生的明治政权愤愤不平,致使各地不断发生士族暴行和叛乱,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历时八个月之久的“西南战争”。

    人民的斗争和士族的愤恨使明治政权危机四伏。因此,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与反抗斗争, 摆脱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对外侵略与日本隔海相忘的弱小国家朝鲜便成为了明治政府的首要选择。成了它征伐掠夺的第一个目标。

3、“征韩论”形成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当时欧美列强对日本的威胁。在明治初期,日本面临着沦为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严重危机。因此,对新兴的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开拓海外市场,掠夺弱小国家,摆脱欧美商业资本的控制和压迫,可谓“燃眉之急”。当时朝鲜内部危机日益加深，而日本处于经济变法时期，

当时，各帝国主义也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明治政权因此想效仿欧美列强，抢先占领朝鲜以实现自己长远的海外殖民市场的战略，以此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

    因此，明治初期的“征韩论”就是这种社会经济需要在政治思想上的直接反映。日本威逼朝鲜开港,主要是在“开拓万里波涛”的基本国策促使下,效仿欧美列强,抢先强占朝鲜实现自己长远的

海外殖民市场的经济战略。

（二）“征韩论”的实质

    所谓“征韩论”, 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8]1884 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失败后, 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

福泽谕吉在《时事时报》上带头“主张立即对清开战, 说要准备天皇的亲征”。犬养毅等人则鼓吹

趁机“干涉朝鲜内政, 努力实行吞并”, 并向日本当局献策说: “与中国之纠纷, 乃吾等为国家所最希望者也。”[9]此后, 日本加紧了对大陆的作战准备。
实际上，日本明治政府从1873 年发生“征韩论”之争以来,就开始处心积虑地推行“大陆经略”政策。

1887 年,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在他草拟的《清国征讨方略》大陆作战方案中，提出日军对华作战的总目标是“先攻占北京,擒获清帝”, 将中国分割为六块, 然后分别处置之。并指出: “东洋命运关系清国兴亡者颇多。若万一清国成为他国蚕食对象, 我国命运亦不可料。莫如为使欧洲不致侵入, 我国先主动制定统辖清国之方略。” [10]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 提出本国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侧, 还要有一条“利益线”, 那就是“势与邻国接触, 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还特别强调: 在帝国主义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 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 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11]

于是, 所谓“利益线”之说, 便成为尔后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理论”根据。而“征韩论”形成的军事上的因素也源于朝鲜是日本国家利益线之焦点。

总而言之，明治政府的“征韩论”是与侵略中国联系在一起的。侵略中国和朝鲜就是明治政府的大陆政策。

    综上所述，日本明治政府初期“征韩论”的提出与确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既有继承

古代日本对外开疆拓土的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效仿西方列强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时代背景和通过

对外扩张转移国内政治危机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经济上妄图通过掠夺别国财富、实现自身“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而当时的朝鲜内部危机日益加深，欧美列强对其虎视眈眈。再加上朝鲜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把它看作是自身利益所在之焦点。因此“征韩论”出台便是顺理成章了。

在明治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之下 “征韩论”的逐渐发展为大陆政策，最终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

[2] [日]大家武松.幕末外交史的研究.宝文馆，1967。

[3] [日]吉田常吉，藤井省三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卷54.岩波书店, 1978。

[4] [日]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 册.商务印书馆,1985。

[5]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 册, 商务印书馆, 1985。

[6] 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 2001。

[7]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
   四世纪六十年代大和朝廷出兵朝鲜，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庆尚南道），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之，即所谓的“任那日本府。

[8] 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9] [日]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 卷.商务印书馆, 1983。

[10] [日]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1)。

[11]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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