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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完此文的心情是------大声歌颂道：马勒隔壁，ki大爷。

作者：廖亦武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一

    
     2011年7月2号上午10点，当我从中国云南河口过境，梦游一般抵达越南老街，再蓦然回望自己的故土时，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首歌：
    
     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
    
     不要害怕
    
     会过去的
    
     这是一首流传于地中海沿岸的古诗，一位欧洲渔民前几年来中国旅游，在云南丽江和我一见如故，就教我用希伯来语唱它。据说二战时，许多犹太人，就是唱着它，平静地走进纳粹的焚尸炉。
    
     我没有走进焚尸炉，而是穿过酷热的越南，辗转华沙，降落在柏林市中心机场。我伸出舌头舔一舔空气，甜滋滋的。自由的空气，甜滋滋的。菲舍尔出版社的高个子 彼得老远就张开了手臂。我的眼睛湿润了。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异邦，我该怎样叙述这些年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呢？
    
     二
    
     六四大屠杀之前，我是一个反叛传统的诗人，热衷于流浪、打架、朝三暮四、胡说八道。我得过二十多个官方文学奖，自以为早晚会在国际文坛上混出点名堂。之后 呢，我因诗获罪，坐牢了。诗人那张浪漫的皮，被活剥下来。接着出狱了。彷佛在一夜之间，世界颠倒，我被遗弃。
    
     六四大屠杀是一条分界线，之前，大家一窝蜂爱国，之后，大家一窝蜂爱钱。我一个劳改释放犯，没钱，就让人瞧不起。重归故里时，与前妻、与父母、与兄妹、与 故交的重逢，都过分平静，没有任何书里描写过的激动场面。我女儿是在我入狱大半年之后出生的，三岁多的孩子，一见我露出光头就惊骇不已，哇哇大哭，接着就 躲到门后，暗暗冲这边喷口水。
    
     囚犯都是光棍汉，有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瞅不着一个女人。所以漫漫牢狱，性爱是大伙儿最为日常的话题，连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犯也不能免俗。区别只 是，在刑事犯集体手淫，搞得整个监室乌烟瘴气时，政治犯要么装聋作哑，要么逃之夭夭。我曾经和一个人贩子是上下铺，每逢监狱打牙祭，这家伙必然手淫，有时 候动静过于大，上铺的我就忍不住敲击铁架，表示抗议。于是这家伙抬起脑袋，手里一边继续，嘴里一边嚷嚷：晓得不？刀不磨，要生锈。
    
     我嗤之以鼻。却不料出狱之后，果然“生锈”了。我渴望已久的破镜重圆极其糟糕，没怎么接触，就嘎然而止。前妻爬起来，冷冷地说：我本来不想做，可你刚刚回家，又不能不做。
    
     我外形呆若木鸡，内里却翻江倒海。我急忙穿好衣服。三个多月之后，在一场歇斯底里的冲突之后，我们离婚了。这个世道真是人间地狱啊，一个性欲强烈而又不断 早泄的男人，一个落伍的怪物，一份不光彩的政治遗产，出路在哪儿？那些过去的朋友，接过我一次电话，就再也不接了；专程过来请一顿饭，就再也不露面了。我 前妻替成都一家夜总会编辑娱乐杂志，她怕我的光头惹眼，就买了一顶假发，逼我戴。有一次夜深了，我担心她，就戴着假发去夜总会接人，不料一进门就撞见醉醺 醺的一胖一瘦两个总经理。他们过去都是诗人，也都是我的故人。我们曾一起办地下诗刊，一起讽刺共产党。当然，他俩比我爱国，1989年闹学潮，还跑大学校 园去朗诵反腐败的政治诗，而六四那晚，更是激情澎湃地奔成都天府广场，声援与武警对峙的学生，送水送干粮，送头破血流者去医院。
    
     他们认出了我，胖子一把揪下我的假发说：反革命化啥子妆哟。瘦子接着叫：给反革命来个小姐。我吓得浑身冒汗。他俩哈哈大笑，就扯我进包间喝酒。
    
     一帮三陪小姐围过来，卡拉OK也顺势唱起来。胖子掏腰包，散发糖果似的，每人小费一百元。瘦子问我还写诗吗，我答写不出来了。瘦子说：如果你还写诗，就转 变一下风格和题材，赞美夜总会，赞美夜成都，赞美夜成都的美女以及麻辣烫，可以化名发表在我们的杂志，也就是你老婆任主编的副刊上。
    
     我懵头懵脑地说：从前你们是穷诗人，稍微好点的酒都喝不起，怎么眨眼就发财？这么阔气的场子，一年的租金得十几万吧。
    
     胖子说：贷款嘛，挥霍嘛，银行有熟人，整垮了就将就这房子和设施做抵押。只可惜小姐们不能抵押。
    
     瘦子说：邓小平南巡后，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民运不好搞，钱好搞嘛。
    
     这一夜，我和前妻回到家，不禁感叹国人见风使舵之快。这一胖一瘦，在六四前后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前妻说：眼红个啥子？是个男人，就得奋起直追。
    
     我一时语塞，一夜无眠。大冬天，怕惊扰前妻，就枯坐露天阳台，良久，抽出洞箫来吹。心太累，我居然吹不响这竹管。我着凉了。第二天，在剧烈的咳嗽中，我给多年挚友刘霞，也就是著名政治犯刘晓波的老婆写信，其中说：
    
     无尽头的麻烦。你熟悉的她已成为在现实中勇于拼杀的女人，然后是女儿抚养问题，然后是朋友之间的无话可说。她说她三十多岁还没安定的窝，她又说我必须挣钱 养女儿。她蔑视我们的过去，这需要勇气，她最讨厌的就是我吹箫，于是我不吹。我的心灵深处还在爱她，但无法按照她所需要的方式去爱她。
    
     一个人时，我常在家里用两到三种声音自问自答：“你好呀!”“好个屁！”“怎么啦!”“他妈的!”“麻烦!”“野兽！”“我是丈夫！”“他爸!”“夜总会！”“钱，钱是你的命!”“我要革命!”
    
     我的箫是柔软的，只有深夜它才像薄薄的刀刃。刘霞，我的朋友，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吗?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
    
     这封信的日期是1994年3月26号。接着我与前妻彻底分居，搬回城市另一端的父母家中，像小时候那样，由大人管吃管住。我兜里常常只剩几块零钱，连门都 不敢出。哥哥大毛借我的一万块，统统付了女儿的抚养费——她在我坐牢大半年后出生，如今已二十一岁，可和我在一块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两个月。
    
     三
    
     我沦落江湖，以吹箫卖艺糊口。稍有喘息机会，就悄悄写作关于监狱的个人证词。六四之前的往事，渐渐离我远去。静流无声，光阴虚度，我以为自己就是世间最倒 霉的家伙，连秘密警察也生出怜悯之心，为我寻一铺面，登门动员我卖衣服去。我说我不会卖衣服。他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改天我带你去北门火车站旁边的 荷花池歪货市场，批发点衣服裤子，还有名牌商标呢。你拿回来，喷点水，刷一刷，抖一抖，挂一挂，就伸展了，再仔细熨一熨，假的就跟真的差不多了。你就麻起 胆子跟顾客侃价，凭本事，把十块左右一件的货，转手，翻番，卖个五十或一百，不就发财了？我说：顾客不是傻瓜。他说：哪怕顾客不是傻瓜，你也要认定是傻 瓜，做生意就是心理战。我说：万一露馅儿呢？他说：当场识破，你也得死赖到底。如果有人大吵大闹，不依不饶，你就电话我。我苦笑说：靠警察来收拾烂摊子， 这生意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得出来，票子好赚得很。开头两年，铺面的租金我设法替你免掉；一旦红火了，你就趁热打铁，开连锁店，争取五年之内开十家，十 年之内开五十家，那你就成本市顶级时装老板了。如果再上层楼，雇些打工仔，搞个自己的加工厂，彷冒国际名牌，廉价返销国际，你准变成跨国公司的超大老板， 让西方人缺了你就没裤子穿。我被逗得哈哈笑，可一闭拢嘴巴，就感觉自己挺无耻。
    
     那夜我俩频频碰杯，烂醉如泥，一会儿勾肩搭背，一会儿反目为仇。分手时天快亮了，他还在说：老廖你再考虑一下？我说：不用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的独木桥就是秘密写作。谁也没料到，一年之后的某天下午，同一位秘密警察兼酒肉朋友竟率众突然闯进我的住宅，告之这是“法律程序”，接着出示《警官 证》，宣读《搜查令》，再一寸一寸摸索床、桌子、屋顶、地面以及若干我平时难以接触到的旮旯。每个抽屉都拉开了；每个裤兜都翻出来。尽管我的看门老狗玉嘴 汪汪抗议，但它的窝还是抄了个底朝天。家里所有文字类的东西都被当场没收，其中包括书信、便条、寻狗启事，以及快结尾的《证词》的手稿。
    
     我在罪证清单上签字，然后被警车带往附近的派出所，接受审讯直到深夜。曾让我卖裤子的他，送我出门，握手、拍肩，并叮嘱“这个月你不得外出”。
    
     转眼损失了几十万字！我疲惫不堪地躺倒，用最不堪入耳的四川脏话一遍遍咒骂自己。接着只能重写。不值得同情，大伙儿都在生存夹缝间挣扎，没人觉得这种屁事 值得同情——可能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才执意补偿给我一位天使般的女友，乳名宋玉，温言软语，不离不弃，陪伴我渡过人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日子——就这样， 我身体的早泄逐步缓解，可精神的早泄依旧继续。我喜怒无常，悲欢无度，在酒吧卖艺时，时而低眉顺眼，时而高谈阔论，有次一时兴起，竟使酒瓶砸破一醉鬼的 头，酿成了治安事件。
    
     在底层厮混，与众多无家可归者为伍，犹如坠入无底深渊，找不到方向，得不到自由。内心有监狱，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这是我的吹箫师父说的，但此刻他在何 地？我开始日日酗酒，骂国家骂警察，骂邓小平骂李鹏，也骂国内精英分子和海外民运分子，骂1989年上街游行的数千万群众。我为什么要在六四凌晨朗诵《大 屠杀》？值得吗？人死了，倒干净了，活着，永远狗一样活着，这就是朗诵《大屠杀》的下场！
    
     秘密警察依旧登门拜访。不知这四面墙里是否有窃听设备，我的行踪，我的人际交往，甚至我的梦，他们都了若指掌。我总是做逃跑的梦，上天入地，臂膀如翅膀扑 腾，累得喘不过气。我习惯像胎儿一般，蜷缩着睡，尽可能地小点、再小点，似乎这样就能回到母亲子宫。回到子宫才能躲过监视！枕边的宋玉经常摇醒我，母亲一 般抱着我，直到又一个噩梦似的白日降临。
    
     原来是刘晓波通过传真机，从北京塞过来一份字迹模糊的《请愿书》，关于“六四真相”的。我懵头懵脑地签字回传，两天后，就懵头懵脑地被秘密警察带走，在公 安局招待所禁闭二十天。宋玉在墙外四处找人，待我终于回家，她问的第一句话是：这样下去我们还有未来吗？
    
     我哑口无言，脑海里却浮现出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句子：整个世界的灾难像雪一样坠落在他的肩上……
    
     四
    
     又过了几年，我结识了六四难属丁子霖，她听完我的故事说：你算幸运的！
    
     又过了几年，我结识了大屠杀画家武文建，他还没听完我的故事就说：你算幸运的！
    
     我说：相对死难者，我算幸运的。
    
     他们说：不对，相对幸存者，你也算幸运的。
    
     丁子霖教授的独子蒋捷连，1989年才十七岁，还是中学生，就受爱国浪潮的席卷，全身心投入街头政治，却在6月3号夜里被子弹击穿心脏，经抢救无效夭亡 ——丁氏夫妇痛定思痛，决定站出来，向全世界控诉；有他们牵头，死难者家属一个接一个站出来，面对全世界，形成了“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多年过去了，刽 子手还在统治这个国家，而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却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中渐渐老去，甚至死去。
    
     而武文建在1989年，才十九岁，与丁家独子同代。他也在6月3号夜里，不顾父母的阻拦上街声援，所幸的是，子弹只穿过他的头皮，而不是心脏。激于义愤，他公开发表了“讨还血债”的演说，随之入狱多年。
    
     武文建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六四街头抗暴者。“中国官方叫我们‘暴徒’”，他说。在那天晚上，至少有几百万手无寸铁的“暴徒”与全副武装的军人对峙。开头是一 辆接一辆的坦克和装甲车开道，碰着路障，就直接碾过去；后来就开枪扫射了，大伙儿发出阵阵惊叫，一片枪声一片血，人如乱草，嘎嘎被割下地。
    
     西方人只知道王维林，因为他一个人站大街中央挡坦克。一长串坦克，突突突冒着烟，像不断放屁的巨型甲壳虫，左绕右绕，硬是被这个人给挡下。你是钢铁我是血 肉，压过来呀，王八蛋！这个镜头进入了历史，因为凑巧被外国记者摄到。据说美国老布什总统看了实况转播，也忍不住流泪了。可是那一夜，中国有无数个王维 林，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
    
     逃亡美国的作家郑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89年6月3日晚9时许，在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宽阔的大街上，阻挡军队的人们，手挽手结成了厚达二三百 米的人墙，涌动着，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开路的军人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大棒，疯狂殴打。民众以石块回击，缓缓后退。10时许，民众退到立交桥上，双方 被横挡在路中的做路障的车辆分隔。开路部队不敢绕过车辆直接攻击人群，坦克开上了最前线。
    
     据另一目击者记载：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企图撞开横在桥中的无轨电车；数千人却在几个立于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碰击车辆的刹那，喊着“一、 二、三”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过去。这堵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惊天动地之声，但仍然屹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胜利的欢呼 声。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每一次都以坦克的怒吼开始，以双方同时冲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达到高潮，以坦克的后退和人们的胜利欢呼而告终……屡屡碰壁之 后，部队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弥漫，大伙儿不得不掩面躲避。而坦克却趁机开足马力，再次向车墙撞去，轰 隆！轰隆！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变形了，车墙当中撕开了约两米宽的口子……坦克再次后退，当它准备再次冲锋时，数千学生和群众一拥而上，硬是把倾斜的车辆推回 原位，封死缺口，并以血肉之躯顶住摇摆的车墙，阻挡钢铁的冲击……
    
     郑义继续回忆道：6月4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北侧长安街，大批民众由西向东行进，试图冲入已经被军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去解救学生。他们在广场外围与军队遭 遇。大伙儿组成人墙，慷慨悲歌，缓缓推进。一次次被密集的枪弹打散，又一次次重新聚集，歌唱着挺进。每一次有许多人被打倒，但每一次又有更多的人加入，最 后与军队形成拉锯式对峙。黎明时分，坦克从广场里开出来，横列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冲向人墙。
    
     这时候，来了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倒在马路上，旁边人看了，也跟着躺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黑压压地躺倒一片。
    
     在履带的威慑下，没有人站起来逃跑。在这场意志与勇气的较量中，钢铁失败了。坦克紧急刹车，“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一冲”。最后，坦克射 出催泪弹，驱散人群，在令人窒息的黄烟中疯狂追逐，当场碾死十余人。有五位青年死于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其中两个被压在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成一团。
    
     独裁获胜了。刽子手邓小平终于露面，对戒严部队官兵论功行赏。风声鹤唳，“暴徒”们纷纷落网，一批批“罪大恶极者”被绑赴刑场，公开枪决。武文建说：我也 算幸运的，才判七年。许多同我一般大小的“暴徒”，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小贩，为阻拦军队，就上街了。结果被法官随便弄个“打砸抢”的罪名，重判快判，一坐 牢就是好多年。可怜啊，进去前还是处男，亲嘴都不会，出来时就已经人过中年，不懂社会，不懂女人，没任何谋生的本事，怎么办呢？一大把岁数，却只能和年迈 的双亲挤一处，分享退休金。有的甚至不敢出门，这些年城市变化太大，万一在自个儿故乡迷路，不让人笑话？
    
     我内心一阵酸楚，因为我也在自个儿故乡迷过路。接着，在2005之后的数年，我跟随武文建走进这个被经济腾飞的专制中国所淘汰、所淡忘的边缘群体。
    
    五
    
     我鬼鬼祟祟，数年里做了数个地下访谈，而更多访谈，更多骇人听闻的细节，由于当事人的回避和反对，却不便在书里公开。六四当天，戒严部队四处追捕，不少人 死于拳脚。第一批入狱的八名烧车“暴徒”，七名被从重从快地毙掉，剩一名叫王连禧的环卫工人，因查出“严重智障”，被二审改判无期徒刑。坐牢十八年，出狱 不久撞上北京筹办奥运会，房子遭暴力拆迁，因无家可归，被当地政府送往精神病院。据目击者称，王连禧曾露宿街头，翻垃圾桶找东西吃。
    
     还有一个叫陆中枢的，因为当众烧车，激怒戒严官兵，差点被打死。武文建说：他是被塞进坦克，直接送看守所。已经傻了，不知是被打傻的，还是原先就傻的。浑 身发紫，没一块好肉，大小便也失禁，不脱裤子，就哗啦出来了。整日梦游似的，任何人叫他都不应。他后来莫名其妙“失踪”了，与世人皆知的挡坦克英雄王维林 一样，谁也不知下落。
    
     东拉西扯之余，性爱话题却不能放进个人访谈。本来光棍对光棍，又都坐过牢，自然会涉及女人。待忘乎所以过足嘴瘾，才突然想起录音机开着，于是当事人正襟危坐，正告我“家丑不可外扬”。
    
     整个中国，因六四抗暴而坐过牢的，估计好几万，仅北京地区，就达数千。其中毛头小伙子居多，像武文建这样，入狱前还是处男的，真不少。由于历经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深宫冷藏”，出狱后下身都有毛病。
    
     转眼中年了，还早泄加阳痿，自然恢复期，大半年至两三年不等。像刑期较短的武文建，阳痿近两年，才差不多康复。他说：“我学过美术，出来没多久，就进广告 公司，在暴徒里算混得相当不错。我经常出差，住酒店，出没美女如云的场所，但脑子里却翻滚着被跟踪、被警察当场捉奸的场景。我的初吻很糟糕，把女孩的嘴唇 碰破了，并且一炮就泄，裤裆湿一大片。我那个猴急啊，那个悔恨啊，可越急越恨，那玩意儿越翘不起来。我一晚上干瞪眼。女孩挺有耐心，反过来抚摸我，安慰 我，搞得我快哭了，我又不能为这事儿扇自己两大嘴巴。后来她走了，再也没回头。”
    
     我说：“憋坏了吧。”
    
     “在大街上，只要看见某个稍微性感的女孩，都有上去搭话的冲动，但又不由自主地担忧：不行怎么办？我在重庆的某个酒店，还勾搭了一个服务员，哎哟，那个胸 挺的！我们一进房间就黏住了，她一跳一搂，双腿就夹住我的腰。我按捺不住，可裆内扑腾几秒钟，完啦。他妈的！人家骚劲儿已经水涨船高了，我他妈的偏偏完 了！人家那个鄙视，那个咬牙切齿，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可有什么办法，丧权辱国似的，再扛一会儿，我好像又有点感觉了，可一试，又认栽。这一来，人家从牙缝 里迸出两个字：‘没用！’”
    
     “这比共产党对你的打击更厉害吧。”
    
     “咱没用？就那些官僚、款爷、犬儒、种马有用？咱为什么坐牢？咱坐牢的时候你们在外面干吗？大把捞钱大力嫖妓是吧？捞够了嫖够了就嫌咱没用是吧？”
    
     “世道人心的确变了。”
    
     “是我有点变态了。自己不行，还自我悲壮，迁怒于人家女孩。前不久，我和刚出狱的昆子在前门遛弯儿，夕阳真美，来来往往的人流也不错。可这时候，跟前擦过 一女孩，长发飘飘，遗下淡淡的香气，特别是两瓣屁股，圆圆鼓鼓的。我倒没什么，出来这些年，该见过的都见过了，可昆子，已经四十多岁的昆子，曾在六四街 头，冒着枪林弹雨，爬上车顶发表演说的勇士昆子，此刻却直愣愣的，两眼伸出一对无形的铁钩，恨不得抠进去，把那两瓣屁股硬拽过来。普通人不会明白这种可怕 的饥饿感。直到女孩走远了，昆子梦醒了，还在我耳边哀鸣一声：‘武子啊，我阳痿啦。’”
    
     我和昆子见过面，武文建在旁边一再怂恿，昆子一再犹豫，但最终没有接受我的采访。昆子是复原军人，满腔爱国热情，六四前夜，他刚巧在流亡作家郑义回忆录里 指出的地点——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并站在高处指挥了群众和坦克的对抗。随后被出卖，被戒严部队抓捕，以“叛乱罪”判处死缓。入狱不久，即妻离子散，多 年后出狱，剩光棍一条，和八十高龄的父母挤一块。“工作太难找了”，他说，“我要是接受你的采访，老板知道了，马上就辞退我。”
    
     “你干什么工作呢？”
    
     “先在街头，也就是大百货公司的外面，替顾客看守自行车。钱少得可怜，冬天雪花飘飘，要不断地跺脚，才不会被冻成冰棒。后来经哥们儿牵线，进浴场做清洁 工，打扫厕所，没日没夜，好歹收入稳定些。1980年代，夜总会很稀罕，那时的电影里，上夜总会的差不多是坏人，至少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到1990年 代，经济和裤裆一起开放，上夜总会找三陪小姐就普遍了；到2000年代，夜总会落伍，浴场时兴了。喝酒、唱歌、打麻将、泡澡、搓背、捏脚、按摩、打炮，多 功能服务，客人怎么舒服怎么来。开头你或许找不着感觉，来个小姐，让你脱个半光，先正规按摩，接着非正规按摩，大腿根儿呀，小肚皮呀，没完没了地撩拨，你 能扛住不翘吗？这就是腐败窝，我是腐败窝里扫厕所的。贪官和大款进进出出，左搂右抱，趾高气扬，我还得低三下四，提供手纸。1989闹学潮，老百姓支持学 生，反的就是腐败呀，我们要求共产党的高官家族，公布灰色收入，公布灰色财产，目的就是帮国家治病呀。可如今，贪官和奸商成群结队，老百姓水深火热，社会 乱七八糟，我一为中国民主付出惨痛代价的爷们儿，还得伺候这帮孙子。”
    
     “难为你了，昆子。”
    
     “有一次，两个大款光着膀子上厕所，居然把我给认出来，满面惊愕：‘哟，这不是昆子吗？我是你的老街坊小海，六四那晚，我们还一起挡过坦克呢。我他妈的运 气好，泥鳅一般，混在人堆里滑掉，后来死赖到底，死无对证，只在单位做个检讨就完事。再后来，邓小平南巡了，爱国爱不起，大伙儿就响应党的号召，个个甩开 膀子挣钱呗。我搞食品加工，以次充好，把死猪当活猪卖，发财啦。只要不提六四，不捅他们的旧伤口，就可以一直发财。唉，昆子你也太沦落了，当年振臂一呼的 威风呢？人的命数，真说不清楚。’”
    
     六
    
     在全国成千上万已出狱的六四抗暴者中，昆子的遭遇不算太差。按武文建的说法，至少结过婚，在大难之前尝过床上甜头。有一个代号叫“小猫”的，二十二，因六 四之夜扔砖头，屡屡击中军人头部，被追捕落网，获无期徒刑，出来时已三十九了。“我他妈的还是处男！”他说，“为我接风的哥几个，连连感叹，说奔四十的处 男，在当今社会算珍稀动物。”
    
     “你手淫过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手淫。1980年代，人人都纯洁，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共产党员的孩子怎么能手淫呢。”
    
     “可你坐牢了。”
    
     “咱是爱国罪。不能像刑事犯那样，总琢磨裤裆那点事儿。有个星期六晚上，犯人集合看电视剧，是港片，有个别暴露镜头。我后面的犯人耐不住，就悄悄扒裤子， 呼哧呼哧动作。眨眼间，我感觉屁股猛一激灵，再一摸，满手黏黏糊糊的。太恶心了！我回过头，本想迎面挥去一拳，可忍住了。咱是政治犯，不能丢这个份儿。”
    
     “不错啊。”
    
     “什么不错？与世隔绝多年，在里面想像外面，觉得无论如何，老百姓会善待咱们。可转眼一瞅，全变脸了。大伙儿可怜我，洗我脑子。这脑袋啊，共产党在监狱里 也没洗成，可哥几个三言两语，就让我崩溃啦。接着乘酒劲，要找地方为我‘破处’。于是像个木偶，被他们牵着走，过大街穿小巷，七拐八拐，拢一灯红酒绿的地 儿。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著名的野鸡一条街。白天静悄悄的，挨家挨户的卷帘门全闭着，夜幕降临，卷帘门就稀里哗啦开了，露出‘三妹发廊’、‘二姐发廊’、什 么什么发廊之类。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小姐从里面站出来，当街拉客。哥几个还挺照顾我，太烂的门脸儿没进，太主动的小姐也避开，而选了最靠里的、相对比较宽 敞的去处。我太紧张了，过去从没做过那事儿，脑袋乱哄哄的。那些小姐，也许应该叫大姐，有的应该叫大妈，来来往往，统统露出大半截胸脯。我不敢看。进了发 廊，小姐们呼啦一下围上来。哥几个忙说：‘别别，我们就简单洗个头，只是这位兄弟，需要好好伺候。’
    
     “于是五十来岁的鸨母出面，招呼众小姐站成两排，让我随意挑。
    
     “我怯场，手脚禁不住发抖。想转身开溜，哥几个死活扯住，笑嘻嘻的。‘必须过这一关’，有位哥们儿说，‘要不今后怎么进入社会，怎么找老婆呢。’
    
     “心一横，就挑个单纯点的。被推入所谓‘新婚洞房’，真比狗洞大不了多少。反锁门，也没大伙儿在场，男人的冲动就自然有。下面热热的，膨胀得很大，都有些 迫不及待了，却不料，人家小姐才解掉衣扣，露出双奶，我就流水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可越急越不行。小姐让我喝水，给我按摩，请我躺下，然后骑上来，不紧不 慢地撩拨。我太想了太想了，可那玩意儿就是不翘，还一个劲儿朝肚子里萎缩。我都快哭了，因为能不能满足自己，倒不打紧……”
    
     “是吗？”
    
     “跟和尚一样，六根清净，倒也罢。可我耗掉哥几个三百块炮钱，又做不成事儿，这不造成浪费吗？大伙儿都是六四暴徒，都被社会抛弃到边缘，挣钱糊口不容易， 却这么怜惜我，凑着份子帮助我迈出这人生第一步，可我这窝囊废！人家小姐还挺仁爱，没任何怨言，抱着我睡，像护理伤病员似的，手和腿反复在那儿摩擦。我又 流水了，没翘也流水了，真丢人啊。折腾到半夜，哥几个打着哈欠，候着我出来，连问怎么样。我那个懊恼！如果有地缝，就钻进去了。”
    
     “然后呢？”
    
     “然后就继续阳痿，两三年了，还不行。完了完了。”
    
     武文建说：“除开太老的，大伙儿或轻或重，都有这难于启齿的‘监狱病’。公开场合有政府打压，抬不起头；私底下，比世界上大多数男人还差劲，就更抬不起头 啦。我的运气最好，撞上一情人，和我岁数差不多，有六四情结。我们先相处，看书，散步，气氛非常融洽了，才坐一块拥抱接吻。即使早泄了，她也觉得没什么。 我们谈到六四那夜，悲愤交集，看法也高度一致。她躺床上说‘你行的，生死大关都跨过了，这方面怎么会不行呢？’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就行了，甚至都有高潮 了。我乘胜挺进，她就连连夸赞：‘武子真棒！武子真神奇！’我说‘感谢你啊！’泪水就哗啦下来了。天地顿时宽了。这就是自由！共产党拿不走的健康和自 由！”
    
     七
    
     精神抖擞的武文建，涂抹了许多血淋淋的油画，六四回忆成为其主旋律。他还开了好几个替“暴徒”发声的博客，在虚拟世界激起一片回响。可与此同时，更深重的 苦难却在人间继续。我的狱友许万平，原为印刷厂工人，激于义愤，在重庆街头当众演说，喊叫“六四死难者不朽”，被捕后，以“煽动罪”，判刑八年；刑满获释 不久，再次涉嫌组织“中国民主党”，判三年劳教。因夜以继日挑粪，改造强度过大，心脏受不了，他要求休息。却不料，狱警凌空牵出两根钢绳，将他捆绑在虚无 的绳床间晃悠，还连连问“睡着了吗？舒服吗？”
    
     2004年冬天，许万平再次因“颠覆国家”，被判刑十二年。入狱前夕他想来成都探望我，刚抵达火车站，给我打完电话，就被警察抓捕。我苦苦等待一通宵，渺 无音讯。直到一星期之后，才从网络新闻晓得他被弄回重庆，捆绑在一把铁椅子上，整整四十八小时动弹不得。警察在他怀里塞了一包白粉，企图以“贩毒罪”置他 于死地。许万平还不满五十，可他的三次刑期，加起来有二十三年。
    
     而六四受害者刘贤斌，才四十六岁，因坚持述说历史真相，也被三次判刑，加起来有二十二年。佘万宝，五十三岁，我的狱中邻居，两次坐牢，共十六年。我的另一 个狱中邻居蒲勇，因“煽动罪”坐牢十年，身体受到致命摧残，刑满获释不久，即死于癌症，终年三十五岁。在他弥留之际，我提前为之写下祭文：
    
     我知道每时每刻你都很疼，钻心，钻骨头地疼，我知道越到后来，杜冷丁那样的毒品已不能缓解你的疼。我祈祷上苍，让你早日解脱，离开这个不公正的世界。天堂 很棒，地狱也不赖，总之都比人间好，去吧，兄弟，我会记住你，象记住我同样患癌症的父亲，我曾忍住泪水，在“放弃抢救”下面签上“廖亦武”，我曾双手颤抖 为他抚闭双眼……虽然这种生离死别的回忆是有毒的，会损害人的健康，但我会让这种幸福的毒素占据灵魂，直到某一天怀旧的病灶转瞬癌变，毁掉我，那么我所为 之珍藏和捍卫的这么一点点可怜的真相也将随之葬入坟墓……
    
    八
    
    2007年1月2号中午，我跟随武文建，转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终于从前门抵达大兴区的旧宫。据说这儿曾是清朝几代皇帝的行宫，但眼下十分破 败，垃圾成堆。以天安门为轴心，北京城放射状扩展，房地产已经开发到六环之外，而垃圾却如滚滚巨浪，四面八方，由远至近，一层层包抄回来。我们在阴雨绵绵 中，耸肩缩脖，如乌龟缓缓穿行。拐过几条巷口，涉过几滩污水，在某扇斑驳铁门前停下轻敲。
    有白发老头儿开门迎客，让进里屋。武文建陪着笑脸，寒暄好一阵，才提出见孙家哥俩。老头儿直截了当地回绝，称只要剩一口气在，就得管住两个惹事的 儿子，不能让他们再跌进去。武文建说：“这位老师专程探望，也算有心人。”老头儿说：“你昨晚来电话，我都在隔壁偷听到了，他们答应接受采访，我不答应。 好不容易过上正常生活，干嘛呀。”
    我急忙插话：“算了算了，老人家别动气。”
    老头儿诉苦说：“两儿子六四入狱，都十多年不回头，爹妈在外面可没少遭罪。一泡尿工夫的爱国热情，别人忘了就忘了，可我们扳着指头过，顶着四周的白眼过，这不，两儿子终于回家了。”
    “他们有活儿干吗？”
    “小的1970年生，特机灵，出来东撞西撞，总算进一中外合资企业，在地下仓库开叉车，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很讨老板欢心。大的1966年生，笨一点，只得做百货公司的临时搬运工，送货上门，靠体力吃饭。”
    我们继续闲聊，气氛缓和了许多。天色越来越灰暗，还不到五点，屋里就开灯了。老头儿一时兴起，拿出些旧日剪报，一页一页翻来看。都是六四屠杀之后 的官方报纸，标题有“北京抓获400多名暴徒”、“警惕，仍有暴徒打黑枪”、“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案被破获”、“又抓获一些暴徒和犯罪分子”、“七名罪犯 伏法”、“八名暴徒被判死刑”、“两名西方记者被限期离境”等等。
    “我儿子在这儿！”老头儿点着发黄的纸张叫道。我们定睛一认，果然有“孙彦如”的字样，标题是“三十六名打砸抢烧罪犯被捕”。
    “老人家搜集的东西不少啊，可以开六四文史馆了。”
    “唉，两儿子进去之后，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别人是读，我是嚼，生怕漏掉什么。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氛围，判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保住脑袋就阿弥陀佛了。共产党真是杀人不眨眼啊。别提了。”
    天黑尽了。武文建使个眼色，我们起身告辞。阴风阵阵，害我们出门就打寒颤。于是快速奔出深巷，钻入路边一破店儿，招牌号称“傻儿火锅城”。武文建掏手机邀约另一个叫王连会的难友，顺便刺探孙家哥俩的情况，对方说马上到。
    我大喜过望。不料半小时后，只有王连会来了。“旧事重提没多大意思”，他说。
    我们沉默。接着要了麻辣火锅，慢慢喝酒。几杯二锅头下肚，感情立马升温，王连会接受了采访，并主动和孙家哥俩联系，得知老弟孙彦如加夜班，不得空；老哥孙彦财正忙着送货，可以晚点儿到。
    结果等了七个多小时，孙彦财还没音讯。其间，打了几通电话，要不正在车上，要么正背着大冰箱，呼哧呼哧上楼：“我在六楼拐角处，还得爬十一层，才送进客户门呢！”——“没电梯吗？”——“电梯坏掉了。他妈的，还要跑好几趟呢。”
    老板赶了几次客，我们赖着不动，老板就声称要加收服务费，还把周围的灯都关掉。二锅头已经下去两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武文建有点感冒，吐了，脸由紫胀转为煞白；王连会无聊地敲着碗。外头的风，哦哦哦的，犹如冤鬼低泣。
    午夜两点一刻，孙彦财最终回话：“来不了，还有两台大冰柜要送，一个东一个西，两地儿相隔几十公里，估计要折腾到天亮。”——“不累吗？”—— “没办法，累也得活呀！”——“让廖老师和你说句话，人家大老远从四川跑北京，不容易啊！”——“好的好的，对不住廖老师。哎呀，我顶着风呢，听得见 吗……”
    电话“啪嗒”断了。我们站起来，如释重负。幸好马路边有黑车，武文建冲过去侃价，一百八十块钱成交。三个昨日囚徒互道珍重。凄风苦雨，各奔前程，不知何时能再见。
    当夜做一噩梦。众多警察追赶我，我逃呀逃呀，手臂变成翅膀，往天上飞呀。警察在地面开枪了，我中弹坠落，束手就擒。警察拔光我的毛，使镰刀割开脑 袋。那些贴在脑袋内的带血丝的记忆，被一根根撕下来，被他们当作面条吃掉。我拼命挣扎，不料梦醒同时，越洋电话也响了。原来是我的又一位狱中邻居，六四当 口才十七岁，毛孩子呢，就因“煽动罪”获刑三年。出来后四处流窜，终于逮住机会，伪造假身份，跟团旅游到泰国，擅自闯入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却因“来 历不明”，被警卫撵出大门。接着流窜异乡街头，替佛寺扫地，混口饭吃。他说：我已经在这儿躲闪四年，只跟满大街的野狗最为亲密，老廖你拉兄弟一把。我答应 即刻与纽约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刘青和徐文立取得联系，展开营救。对方松口气，就继续在电话那端大放厥词：“风水轮流转，六四屠杀那阵儿，躲过坐牢的，都跑海 外控诉共产暴政，感动得西方政府见中国人就发绿卡，估计发了数十万绿卡，掀起自1949年国民党惨败、两百多万内战难民跨海去台以来最凶猛的移民潮。而眼 下，六四这张政治牌老掉牙啦，不好打啦，除非像刘晓波、丁子霖那样，特别特别有名气的。”
    “什么牌好打？”
    “生意牌好打，因为经济不景气，西方大公司都抢着和中国做生意。据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国外逃贪官聚集地，只要出钱，不管是偷来的、抢来 的、骗来的，都可以投资移民。中国太动荡，美国不太动荡啊，中国老百姓仇富，美国老百姓不仇富啊。你肯砸大钱，法律就保护你。如果你受洗加入华人教会，日 日祷告，连耶稣也站你这一边。”
    “是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吗？”
    “那是古话。如今上天入地的门路都被中国富人买断了。走着瞧吧，这波腐败移民潮，将比六四移民潮更厉害。区别只是，六四逃得最快那批人，还算有理 想有抱负的知识精英；而眼下逃得最快的，是贪官、奸商、娱乐明星、御用学者，品质低劣，有奶便是娘，简直就是出口到西方的‘人肉垃圾’。”
    “唉，你这样的小小六四政治犯，跑哪儿呢？”
    “只要没独裁，跑哪儿都一样。”
    “你还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吗？”
    “我会学英语，为自己的生计奋斗。”
    “你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吗？”
    “暂时还不会，但有一天会。你我这种坐过牢的，早晚都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九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 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六四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 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六四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六四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 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分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 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六四开枪，就没 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 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说：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 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 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雇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 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 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 的耶稣，替自己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仿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所到之处，一派狼藉。
    当上帝同时眷顾刽子手和受害者，让他们不得不在教堂内握手言欢，“最后的审判”更遥遥无期了。
    
    十
    
    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按佛教阴阳转世的说法，他们该是1989年死去孩子投的胎，却没留下丝毫前世的记忆。1989年锒铛入狱的 街头抗暴者，成千上万吧，如今却像几把沙子，丢进茫茫人海中，从何追寻，从何打捞？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六四受害者孙立勇，千辛万苦，蒐集了几百人的囚徒名 单；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联络了二百多位六四难属，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余年，也只蒐集了二百零二人的死亡名单。
    而我号称“记忆工作者”，长达七年，断断续续，才有了这本寻访录——这是被强权和金钱交错磨损的“历史旧痕”，虽然垂头丧气的被访者们并不那么看重它；虽然我自己也怀疑“证词是为明天准备的”。
    我已经五十三岁，精疲力竭。我已经写了三百多个底层故事。我曾经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共产党不让写什么，我偏要写什么。就如坐牢时，我睡在两个死 刑犯中间，他们没日没夜、争先恐后对我倾诉。这个说他是如何如何砍翻老婆，还奸尸一小时，那个爽啊；那个说他是怎样怎样越狱，从粪坑爬出去，那个臭啊。我 实在不想听，感官受不了啦，但他们说“不行，你一定得听，你是我们最后的听众，咋可以不听呢？”这一来我听了几十遍，要摆脱这两个混蛋，我只能把故事写出 来——共产党不明白这种冲动，警察总是说：“老廖你那么猖狂，国家才关你四年，不算长吧，你怎么就一直过不去呢？”有一次我酒喝高了，就说：“老子就是过 不去，鸡巴咋了？我是猪圈里的疯狗，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出去咬老外。”警察也喝高了，就说“你敢骂我，造反了！”接着打起来，接着我被铐起来扔进派出所。 第二天下午警察放人，埋怨说：“老廖，这十几年又不是我不放你出国，你他妈的跑北冰洋，也不干我屁事。”
    那时候我年轻火旺，虽然嚷着要出国，但并不打算移民，哪怕政治庇护我也不干。我天生的野狗德性，擅长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场打滚儿、晒太阳、翻垃圾、 找故事。我每天晚上长跑五公里，咬牙切齿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廖这么刻苦锻炼，是要和共产党消耗到底了。”的确，自1994年出狱以来，专管我的警察 已经换了七任。上面提到的和我喝酒的直肠子警察，早已死掉，据说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抢救不及时。我挺伤感的，他只比我大一岁，虽然关我，也几次抄我家， 却并不想害我。
    2004年深秋，我第二次离婚，接着，因采访送上门的法轮功分子，被秘密警察堵在家里。真是倒霉透了，当两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满面愁容地敲门，我 还以为是乞丐呢。出于人道我放她们进来，出于习惯我记录她们被关疯人院的可怕遭遇，不料一个多星期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来了。一阵阵山摇地动，幸好我的保 险门结实，光凭拳脚是撞不开的。情急之中，我在抽屉内抓了银行卡和《身份证》，从厨房，扁着身体挤出窗户，然后顺着烟道，拽着两根生锈的铁丝，爬上顶层。 当我把住水泥边沿，引体收缩，并将右腿朝上钩时，左手微微一滑。我顿时一头冷汗！这是七楼啊，万一掉下去，就成脑浆迸裂的肉饼了。
    接着我乘着浓雾，连夜逃出成都，接着逃出四川，躲进云南，直到风头过去才露面。我的腿肚子连续抽筋，我弓着腰，哎哟哎哟直喊。我在想，如果真摔作 肉饼，就太不值了。这些年我在赌什么？和一个流氓无赖政权赌什么？这帮鹰犬擅长作恶，也擅长变脸，不定某一天，他们移民的速度比我逃跑的速度还快。
    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了。我感谢武文建，感谢星星点点的六四受害者，无论他们有没有接受我的采访，都给我接踵而至的黯淡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刺 激。也许我长得不够正派，酒过三巡之际，曾有“暴徒”冷不防问我嫖过妓没有，我不吭声，他就劝慰说：“没关系，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嫖过妓。”我说倘若被 警察当场抓住，新闻就闹大了。不料他嘿嘿笑：“前怕狼后怕虎，这证明你老鸡巴了。”
    我是老鸡巴了。1989年这代受害者，都在家国之痛中老去。因六四屠杀而流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戈阳等昔日风云人物，均以八十以上的高龄，相继客死他乡。
    2009年某个冬日，我在阳光灿烂的云南大理，邂逅某个六四“暴徒”，四十三岁的大个子，已经出狱五年。他说：“在里面，好歹有个‘暴徒群体’， 大家相互鼓励，再苦再难，意志不能垮，要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出来后，世道人心大变，只得各奔前程。我在北京没活路，哥们儿就引荐我到外地，先在广东东莞的 地下加工厂，搞假冒食品，用地沟油炸方便面，挣了些昧心钱。不愿干下去，就跑云南，替黑社会看场子。咱膀粗腰圆，一看就在牢里混过，所以往夜总会门口一 站，普通流氓还不敢惹事儿。太郁闷啦。有一回我独自喝酒，醉了，就在屋里撞墙，嚎啕大哭。回想当年，咱也是响当当一好汉，一串坦克过来，是咱领头站路中， 硬生生给拦住，眼皮都没眨，还爬上去，把机枪给卸掉。可如今，咱沦落江湖，虽然吃香喝辣，但连猪都不如。”
    我连说“生活所迫、生活所迫”。
    他说：“我曾经看破红尘，上鸡足山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名山。可没想到，佛门也搞政审，那小心翼翼的法师，按照管理规定，将入庙居士逐一上 报宗教局，反复调查履历，我这‘反革命暴徒’的历史身份顿时泄露，吓得和尚们魂飞魄散。没办法，连‘四大皆空’都不成，只能继续漂泊了。”
    
    十一
    
    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漂泊？独裁依旧嚣张。所有的行人都在迷惘。好在我是个写书的，可以在从古至今的书里，找到肥沃的乡土。
    该告别了，1989；该告别了，纠缠我这么久的六四大屠杀。我已经在梦魇里挣扎了大半生，有意义吗？
    我怀揣着这些“证词”，向前走啊走啊。呐喊已经沉寂，血泪已经生锈。山道弯弯曲曲。乌云像一艘帆船，在头顶停靠。这是不是做梦？我关闭手机，还卸下电池，据说如此就能摆脱跟踪，但同时也摆脱了亲属们的牵挂。
    我失踪的头天晚上，还在大理古城，与狐朋狗友喝酒。对面坐着两位八零后的美女作家，酒量比男人还高，脑子比男人还浑，居然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傻屄”，我不得不掀翻桌子。大伙儿夸我有脾气，大伙儿以为我还要在这地盘厮混很久。
    永远弄不清暗中有多少线人。但见我夜夜酗酒，不务正业，也就倦怠了。就这样，我突然走掉，头也不回。
    乘长途客车抵达另一城市，随便寻个小客栈，隐居两夜，确定没暴露行迹。“走啊，向前走啊！”我做梦也在喊。天还没亮，我就背包出门；天已黑尽，才抵达某边境小城。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住进一家酒店，与接应我的边民联系。他慢吞吞地来了。我们交头接耳十几分钟，他说：“偷渡很容易，弄条船，从河面划过去就可以。警察不管的，我们按期向他们‘缴税’的。”我说：“我不想坐船，我想从桥上过去。”
    他犹豫，说“有点难度，不过你可以试试”。我说“万一不行呢？”他说“试试吧。不行还是坐船。”我说“万一被扣住呢？”他说“我远远望着，见势不妙就跑来说情。”
    这一夜我没有失眠。虽然朦朦胧胧中，有三次敲门声。我迷迷糊糊，起起落落，裂开门缝。第一次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北京口音，说“请问老板，我能进 来躲雨吗？”我说“不能”；第二次又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换成云南口音，说“请问先生，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还是说“不能”；第三次却见一个干巴巴的女 人，重庆口音，说“老乡让我进去嘛，按摩免费哦。”我嘿嘿一笑说“明晚再来”。
    该上路了，没有明晚了。再过几小时，我将走向那座窄窄的桥。1989年的幽魂，1989年的受难弟兄，1989年的母亲和父亲，天上的，地下的，雨里的，风中飘着的，我在这边境的阴影里，向你们鞠躬了。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2011年11月，于美国的旅途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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