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讲述中共1981《历史决议》起草内幕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5月06日15:24:47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中国能不能走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关键在于能不能摆脱毛泽东的阴影，使这个国家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毛泽东思想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在“四五”运动中，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在理论务虚会中，在四千人讨论中，都有重大的认识成果。但是，邓小平“一句顶一万句”，利用强权，扼杀了这些积极的成果 　　老高按：1981年6月27日，当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际，我是武汉大学四年级学生，正处在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期末考试，没日没夜、不管不顾地突击复习的白热化阶段，对这么重要的决议，几乎无暇分神关注。对当时官方、学界字斟句酌地争论、推敲（用“推”好还是“敲”好）的许多“定论”以及微言大义，我们作为一般学生，也没有那么敏锐的感觉；只是大略知道，这个历史决议，主要要解決两个问题：一，要对毛泽东盖棺论定；二，要对“文革”一槌定音——也就是说，中共中央要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一件事，钦定一套最标准、最权威的答案，以便在日益松动、日益活跃（在邓小平看来就是日益混乱）的意识形态领域，有个定于一尊的口径，此后就不得越雷池一步。 　　当时虽然没有精力去打听，还是不断有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各种传闻，刮进我们的耳廓。例如，听说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在这个决议的讨论起草、征求意见阶段提出：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中不能少了两条：一是毛泽东玩弄权术、迫害战友；二是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问题。但后来读到官方公布的决议，还是沒有这两条。王光美是否提出过上述意见，无从证实。 　　我们还听说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遇到一个巨大的难题：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6年毛泽东辞世，27年中，毛泽东从五十年代中期（从1957年“反右”算起）就开始犯错误，直到“文革”达到顶峰造成全党全国的浩劫——错误领导的时段（1957～1976，共19年）远远长于正确领导的时段（1949～1957，共8年），那么写起来，势必让人感觉毛泽东“过（罪）大于功”，如何还能让人们接受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结论？ 　　我们又听说，邓小平出了一个奇招，一下就化解了这一难题：将从建党到建政的28年（1921～1949）引进来，合在一起总结，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时段（1921～1957，共36年），长度、份量不就超过了错误领导的时段了吗？记得我当时听说之后，对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邓小平佩服不已。后来才知晓，这个思路的知识产权，属于陈云。 　　2011年从夏到秋，这个历史决议发布30周年，中国各地举行了各种纪念会、研讨会，尤其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所主导的讨论会，影响较大。 　　这里我要介绍的，是去年10月中旬，由北京民间文化智库——天衡文化中心邀请首都一批知名学者，分两次座谈这个由邓小平一手推出的《决议》。座谈属于小型的，没有任何宣传，在中国大陆影响相对来讲较小，不很为人所知。不过我觉得与会者站在民间立场的自由发言，从历史真实出发对《决议》进行的批判，值得关注。 　　在这个座谈会上发言者有：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官员郑仲兵、李洪林，中国媒体人卢跃刚、著名律师張思之、《炎黃春秋》首任主编卢弘、江青的首任秘书阎长贵、前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朱正、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孟繁华、萧冬连等多位专家、学者。 　　《新史記》第6期全文发表了这一座谈会的发言纪要，有三万多字；前不久又分段刊发在“明镜历史网”（www.mingjinglishi.com）。这里我摘录其中主要内容，分成上下，转贴于此，供关心那个时代、关心毛泽东评价、“文革”评价，也关心邓小平历史功过和地位的朋友参考。 邓小平强加给全党的1981年《历史决议》（上） 北京学者座谈发言纪要，2011年10月，《新史記》第6期 《历史决议》与三中全会精神相悖 　　郑仲兵：今天邀集朋友们来评说30年前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在回顾和反思那段历史，自然是不带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纯史学意义的、民间的自由讨论，也无意针对其它机构召集的有关讨论，请大家随意发言。 　　本人不是这个《决议》的参预者，但当时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对前后一些历史情况不能不有所了解，为抛砖引玉，我想说些对《决议》的看法。 　　多年来，官方和一些学者的著述，都把《决议》说成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产物，说它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来的。 其实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邓小平继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后反“自由化”的产物，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版，完全是邓小平意志的反映，与“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悖的。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带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1月—4月（中间休会一个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务虚会以实践检验真理以及理论、政策、是非的标准，对中共建政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以及毛泽东的责任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我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仅见的生动活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会。 郑仲兵 　　但是，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鼓噪下，邓小平把它看作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在务虚会的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腰斩了理论务虚会，从而也腰斩了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还取消了民众表达自己思想和诉求的“西单民主墙”，抓捕了魏京生、傅月华等人，取缔了从反对“四人帮”暴政而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和刊物，从而也扼杀了从“四五”运动、“四人帮”垮台到三中全会以来产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当时，这一系列违背三中全会精神甚至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为，给予正处于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理论界和知识界的打击，更甚于“两个凡是”的社论和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压制。因此，在党内党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为此，10月下旬，邓小平提出三项动议，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决定：一，修改党章，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二，修改宪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三，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用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三箭齐发，异曲同工，都是为深入反自由化。 　　中央文件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其实《历史决议》自始至终都是完全在邓小平个人掌控中进行的。而具体负责文件起草和修订工作的，也是反自由化最积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如邓力群在《12个春秋》中说的：“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起草小组的笔杆子主要是邓力群挑选的，有关人员有郑惠、卢志超、滕文生、郑必坚、廖盖隆、袁木、邵华泽、石仲泉、李洪林、龚育之等，前四名都是邓力群主政下的书记处研究室的干部。李洪林因著文评析“长官意志”与胡乔木观点相左，便不让他参预执笔。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形成严密的三位一体，胡耀邦根本插不上手。邓力群说：“每次稿子送到他（按：指邓小平）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胡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正式决定起草《历史决议》，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历史决议》，中经一年零六个月。邓小平指示性的谈话有19次之多（其中直接找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有6次），再加两次和外宾的谈话，涉及《历史决议》讲话共21次。 胡耀邦搞出来的方案，被邓小平个人粗暴否决 　　这中间有一个重要插曲，即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决定，同意华国锋辞职，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1年2月上旬，胡乔木他们搞出准备交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胡耀邦看后十分不满意（《12个春秋》中说：“胡耀邦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不得已，提出由他组织人再搞出一个决议稿。邓力群即报告邓小平。邓小平口头上表示：“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但是，当胡耀邦在一个月后，真的拿出新的决议提纲时，邓小平竟没有经过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比较，就粗暴地把耀邦的方案否了。 　　经过是这样的：3月初，胡耀邦完成了《口头汇报提纲（草稿）》（铅印本）。耀邦以实践的标准对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做出明确判断，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应该说，这是对历史问题应有的比较正确、负责的态度。耀邦把题目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共分九个部分。 　　邓力群即把耀邦的方案报邓小平和在外地休息的胡乔木。胡乔木即表示不赞成。 　　3月7日，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到家里，说：“胡耀邦的第二方案不考虑了。”也不说明任何理由。而表示保留前面提到的，胡耀邦十分不满意的胡乔木、邓力群搞出来的送六中全会审查的决议稿。邓小平对已任中央主席的胡耀邦采取如此轻蔑的态度，可见其跋扈和专权的地步。然而我们的一些朋友至今仍以为决议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搞出来的。 　　本来历史已经给那些“问题”做出了结论，现在却倒过来了，“决议”要把结论强加给历史。对起草这个决议，邓小平不仅划了框框，定了调子，而且正是邓小平一连串讲话内容的集中，可以说，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邓小平个人的意志。首先，邓小平反覆强调，“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甚至还用了三个最——“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来强调这一条。 　　众所周知，对于中共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反思的成果，第一步，也是出发点，就是认识到要打破政治以及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领袖和国家、领袖和政党、领袖和人民的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中国能不能走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登上现代化的殿堂，关键在于能不能摆脱毛泽东的阴影。这也应当是回顾中共历史的根本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来反思，就必须打破现代迷信对人们思想的奴役，搬掉毛泽东的神像，使这个党和全国人民一起，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毛泽东思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来。这个问题，在“四五”运动中，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在理论务虚会中，在四千人讨论中，都有重大的认识成果。但是，邓小平坚持“一句顶一万句”，利用强权，力排众议，扼杀了这些积极进步的认识成果，坚持自己创造的“准确完整”。这样既可以把“非毛化”的责任，推给实践派——批毛者；又可以承继毛的专制主义政治道统，为自己进一步专权鸣锣开道。 　　在叙述和总结历史过程时，邓小平还公然用诡辩和谎言来糊弄事。 　　1，接受陈云谋略，增加建政前28年的叙述。邓小平虽说不提“路线斗争”，但事实上是按著路线斗争的思路，把28年的历史曲折都推给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当年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左”或右的错误。从而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 　　2，要求把1957年以前写成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全正确无误的历史。连“三大改造”，都说成是“伟大成就”，成为之后“一切进步的基础”。 　　3，1957年“反右”运动被说成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被说成“急于求成”，“没有经验”的问题，而且为了掩盖错误，邓小平提出先写成绩，再写错误。在此之前，连起草人胡乔木都觉得为难，他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邓小平这么一支招，邓力群说，“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12个春秋》166页） 　　邓小平甚至把毛泽东完全错误估计形势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当作“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去继承和发扬。就是这篇文章提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才有了残酷打击近百万知识精英的反右运动。还提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十年之后出现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出现了延续2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极权独裁政治局面。 　　4，承认“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算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是，邓小平还强调“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把责任都推给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后来觉得不够，又加上康生、谢富治两人。《决议》给文革的定义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竟然连毛泽东的名字都舍不得点，只含混地说是“领导者”。更严重的是，究竟是谁利用谁的问题。这个问题，阎长贵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论证。 方毅：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5，根据邓小平意见，决议后来还加了一个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历史”。完全是邓小平的权术，即通过起草《决议》达到一箭双雕的功效，既打击整肃了“自由化”的势力，又能逼宫——逼使华国锋下台。 　　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是1980年12月，而在1980年9月，邓小平个人通过胡乔木将华执政四年的问题，作为专门一个部分写进决议稿，并送常委会“审阅”。 　　华国锋表示反对。他认为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不符合组织手续。他还援引毛泽东在七大的做法——七大只总结抗日战争以前的问题。华的反对显然是合情合理的。邓小平不仅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还把稿子下发，发动四千高级干部大讨论，为华下台制造舆论。邓力群在《12个春秋》中承认：经过四千人的大讨论，把华国锋问题写上决议，“这对于华能否继续当党的主席成为一个关键。”（171页） 　　不仅如此，邓力群在9月下旬，先后在科学院党委、中办和中直机关党委借谈历史决议，专门讲了华国锋问题。一次是半天，一次是三个多小时。 　　1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华国锋，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12月5日，政治局会议同意华辞职。最岂有此理的是，邓小平在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说：“华国锋的名字这里需要点（按：指写入《决议》），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官家媒体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历史决议》是按民主程序、自由讨论的产物。不仅吸收了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认识的成果，而且听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先有四千高级干部的讨论，最后又有几十人的讨论，几易其稿，最后才修改落实定稿。其实这都是假象。 　　四千人（加上中央党校1500学员，应有五千多人）大讨论，40多位同志讨论，确实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认识和意见，而且对毛泽东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占很大分量，但都被排斥掉了。四千人大讨论是在1980年10月份进行的，11-12月初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题为《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的报告中，就严厉斥责党内高级干部在讨论《历史决议》稿时“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言论”。 　　我记得，方毅说：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万里说，如果谁敢对毛有不同意见，那么你站著进去就会爬著出来——大意如此。 　　王若水主张不写“毛泽东思想”，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可以包括他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胡乔木就予以否定，他坚持说，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和对立。周扬不赞成。陆定一写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要来翻案的。”邓小平也予以否定。 邓小平要纠纠错的“错”，拨正返乱 　　许多人认为，决议的目的，是接受毛泽东错误历史的教训。就是纠毛的错，所以叫“历史问题决议”。其实，邓小平的意图与此完全相反。是要纠纠错的“错”。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写决议“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32年，特别是文化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他的意思，当然都是前者）。现在的《历史决议》，邓小平是如愿以偿了。邓小平说：“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是邓小平提出的——郑）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历史决议》是以邓小平个人的意志代替十亿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这种以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一个人的头脑替代十亿人的头脑的作法，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 　　显然，决议不是三中全会精神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与三中全会精神相悖的。它是阻滞人们解放思想的，哪里找得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拨乱返正，而是拨正返乱。 　　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后，政治思想领域的形势便开始逆转。 　　过了一个月，1981年7月，邓小平就开始批《苦恋》，胡耀邦被迫承担涣散软弱的罪责。 　　1982年邓力群在邓小平纵容下，夺了中宣部的权，变思想解放部为思想压制部。不久王震也夺了党校的权，并横扫党校胡耀邦势力。 　　1983年，邓小平指使胡乔木、邓力群借茬儿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批判周扬、王若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整肃《人民日报》。 　　同年，十二届二中全会后，邓小平发动、由邓力群出面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称为“小文革”），大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遭整肃或边缘化；直到1985年学潮、1986年学潮，邓小平借机整掉了胡耀邦。 　　这就是《历史决议》所开辟的道路。 　　最后，我想到李洪林先生最近说的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写历史决议就是人为制造历史。为什么要造出决议？决议就是要人服从，让思想服从决议，这怎么行？” 邓小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全党 　　李洪林：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著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刚才仲兵也讲了，我觉得他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30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理论务虚会是胡耀邦在思想领域的绝唱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得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西单墙一张大字报令风云突变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1978年夏天开始的，19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叶剑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单墙”办得很兴旺。一些人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然而魏京生这个大字报是个转折点。1月下旬，彭真把这个大字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一下子火了。结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来，“西单墙”也被取消了。 　　这个事情是胡耀邦告诉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后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铭找去帮他搞一个文件。我们说魏京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判了15年，怎么能这么处理？太重了。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但这是小平定的，我也没办法，彭真拿著魏京生的大字报去找小平，把小平说服了。 　　促进邓小平转变态度的因素，当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报。不过这张大字报很像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把比分扳过来了。当时上海、四川等地纷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我们这儿办不了公了，乱套了。这些告急电报都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所以，如果说魏京生贴大字报是“临门一脚”，那么社会上的乱象就是足球场上的混战，这场混战刚好使足球滚到了魏京生跟前，这才成全了他的“临门一脚”。 邓小平说变就变，又是绝对一言堂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也是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压制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松开，当然什么都要泛起了，这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四过头”：“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了社会秩序混乱；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了思想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抓住这种“四过头”的说法，指责三中全会是“逆风千里”。正好在这个时候，务虚会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风席卷全国，所以这个会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务虚会复会的时候是（1979年）3月下旬。这时，事情已经完全变了。原来是华国锋要在闭幕会上讲话，现在改成邓小平讲话。其实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别人起草，他们拿到会上去念，谁念都一样。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原来我给华国锋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给邓小平专门成立一个新的起草组（吴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乔木带领，到邓小平家里听他的指示。 　　这次邓小平对我们谈话的调子，和他先前“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上的乱象，一方面批评党内，就是他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那个意思，同时也批评了理论界。他整个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政治家转弯真快！说变就变。我还发现邓小平真是“钢铁公司”，绝对的一言堂。连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话，更不要说别人了。记得1962年我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的时候，毛泽东曾在武汉接见调查组。他看上去一点架子都没有，谈笑风生，大家毫无拘束。可是到了邓小平跟前，只能规规矩矩接受指示。这两个人都是扭转中国历史的领袖人物，都是说一不二的“一言堂”。邓小平是表里如一，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然而毛泽东这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来却是那样慈祥，那样平易近人！难怪田家英生前长叹：“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测！ 　　这个新起草组从邓小平家出来之后，再就没有事了，根本就没有开过会。邓小平的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给他写的，连起草组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一直到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讲话时，才知道它的全文。 　　邓小平白天刚刚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来京参加务虚会的各省宣传部长马上连夜把这个“新精神”传回本省，于是全国的风向立刻变了。我在河北呆过，听河北的朋友讲，省委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刚发还给社员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摇摆来形容中国政局的话，就是“左易右难”。往右摆，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摆，如顺水推舟。就跟弹簧门一样，总是向著左边，你要往右拉开一点很费劲，可是你一撒手，它马上就弹回去了。其实“左比右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左是“正路”，“宁左勿右”就是党性强。“四人帮”往左边跑得太远了，搞的太厉害了，所以叫“极左”。因此才要“拨乱反正”。什么是“正”？左就是“正”。就是这么个局面。邓小平的讲话，中央根本没有讨论过，他个人拿出去就讲，却比中央正式通过的三中全会决议更有权威。一篇个人讲话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做出决议，自然没有法定效力，然而却能风行全国，可见党内左的传统是多么深厚，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个党领导骨干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语：“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到血液里”。在毛泽东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高干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党性”特别强，听到风就是雨。三中全会刚刚使中国进入温暖的春天，“四项基本原则”掀起的反右风暴就横扫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很快就逆转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我认真看过，还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传达组到河北省传达过。我分到沧州地区，在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讲了两次。第一次讲中央人事更动，集中说明胡耀邦对中国历史转折的伟大贡献，当选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第二次针对与会者强烈反映的左倾流毒，著重讲解三中全会路线，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评了农村的左倾回潮风。但我没有传达邓小平反覆强调的“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就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掩盖历史。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我们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所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当初我参加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明白过来。 　　（未完待续。原载《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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