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贴标签无助于真正了解汪精卫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8月29日15:55:2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旧金山一作者反驳余英时和叶嘉莹两位教授对汪精卫的评价说：汪先生年轻时是革命志士，又是风流才子。壮年以后，误入歧途。正是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还有人讥讽两位教授是“曲线救汪”。而大陆一位民间学者则声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汪精卫” 　　老高按：汪精卫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不能算深受关注的热门人物，一顶“汉奸”帽子，让许多人研究此人的兴趣缺缺。也正因为如此，最近几个月来连续读到好几位学者，其中甚至有余英时这样的重量级学者谈汪氏的万字长文，不免让我诧异。 　　82岁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是为汪氏《双照楼诗词稿》重新出版作序，从汪氏诗词剖析他的心路历程和心理动机；而后有台大文学院邀请叶嘉莹教授的专题演讲《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叶教授所说的“精卫情结”，也就是“烈士情结”。而后有旧金山的陈雪丹对上述两人的看法不能苟同，写了一篇《浅谈所谓“烈士情结”》文章，发在明镜旗下各网站上。陈雪丹写道： 　　“‘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生在帝王家’这是前人对李后主的评语。汪先生年轻时是革命志士，又是风流才子。壮年以后，误入歧途。正是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我们固然赏识他（汪）的才华，但也不敢苟同他的恬颜事伪”。 　　余英时、叶嘉莹的看法在网上论坛引起的讨论更多。有人讥讽说：汪精卫是“曲线救国”，而余、叶则是“曲线救汪”！——因为他们是从汪的诗词谈起，而汪的诗词的造诣确为文坛诗苑内外公认。 　　余英时、叶嘉莹毕竟都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国内民众怎么看汪精卫？以前我曾经介绍过，我的一篇谈汪精卫在河内遇刺经过的专访，国内报刊发表后上网，从网民跟帖看，对汪的看法相当多元化了，赞、弹意见差不多是势均力敌，还有表示要更多地了解、认为对其应该一分为二的多种看法。 　　最近还读到一位名叫王思想的大陆作者，写了《千古奇冤汪精卫》的一组文章，“九评汪精卫”。这一组文章还挺长，文中有些观点还有点意思，有机会了我当做些介绍。 　　这里我想介绍的，是中国大陆一位著名网人信力建的文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汪精卫》。原发于他的博客，后来被若干网站转载。 　　这位作者笔头挺勤，而且兴趣广泛，开了多个博客，网上时见他的大作，而且多系原创。他的情况，我从网上查到是这么介绍的： 　　信力建，民办教育专家、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兼任广东省人文学会副会长、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委员、《看世界》杂志社名誉副社长、浙江大学民办教育中心理事、《新快报》专栏作家。是中国民办学校第一人。 　　他下面的这篇文章，首先标题就让我感到不是很切合内容。而他的大部分看法，我都很难认同。涉及的史实，也不尽全面、准确。“不认同为何转贴？”无它，因为它能启发我们思考。简而言之：不很赞同他发表的看法，但我赞同他发表看法。 　　文中最后一段，“历史评价只看结果，不问动机。”这句话我尤其不赞成。政治斗争嘛，或许用得上这句“只看结果，不问动机”，但历史评价若“只看结果，不问动机”，那还要历史研究干什么？信力建紧接着说的一段话，直接否定了他自己的这八个字，我百分之百赞同：“作为个体研究，我们却不能不深究他行为后面的一些原始动因与想法——要之，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因此，我们在理解历史人物时，就应该更全面更细致一些。标签式的评价，无助于了解历史，也无助于了解人性”。 　　当然，马上会有人反诘：对“汉奸”，理解他干嘛？！要怎么“更全面更细致”？！呵呵，对这些朋友，我就不打算“鸡同鸭讲”了。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汪精卫 信力建，博客中国 　　说到汪精卫，我们脑海里第一时间跳出的恐怕就是“汉奸”二字，我们翻开任何一本介绍汪精卫的书，其中谈到他在抗日战争中表现时，大都是这样：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这种说法当然不错——有历史事实做证据。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事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三言两语，标签式的总结，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历史人物。 　　谈到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我们必须首先明白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在各个帝国主义势力中进行的一种选择。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从历史上看，汪精卫也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妥协，他也曾是一个坚定的抗日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当时所以主张抗日，是因为希望中国军队的积极抵抗，会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谴责日本违反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为。然而英美法只是口头上谴责了一下日本，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这也变相地鼓励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日本更加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此后汪精卫开始对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失望，同时中国军队在“九一八”后的怯战表现，也让汪精卫深深失望，使汪精卫的对日方针从“主战”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主和”。特别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应国民党中央之邀紧急归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 发后，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英美法等国不但没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甚至还拒绝向中国提供武器。由于中国是穷国，没有现钱买武器，只能通过借款的方式买武器。当时只有德、意和苏联肯向中国提供借款，卖给中国武器。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1938年，中国的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当时谁能预料到1940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1941年美国会向日本宣战？谁能预料1945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1938年6月武汉广州陷落后，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汪精卫开始公开批评抗日派，他说抗日派是“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汪精卫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当爱国华侨陈嘉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时，汪精卫辩说：“总理（孙中山）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汪精卫说：“抗战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游击队。抗战只有一条路：亡国。此外还有一条‘和’的道路，我们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来讲和。”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汪伪政权的存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抗日力量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缓冲地带。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八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此外，其政权下的人民也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得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当然，历史评价只看结果，不问动机。就此而言，汪精卫头上的汉奸帽子是不会落下的。然而，作为个体研究，我们却不能不深究他行为后面的一些原始动因与想法——要之，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因此，我们在理解历史人物时，就应该更全面更细致一些。标签式的评价，无助于了解历史，也无助于了解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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