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之际，中国科学院长卢嘉锡正在大阪大学访问。我因为对前任科学院长周光召印象不太好（他原是我们的系主任），觉得那个位子上的人远离科学精神，没有去见卢嘉锡。后来，听姚同学（他与卢同一专业）讲，卢不愧为一科学家，他不仅赞扬“八九”民主运动精神已经超越“五∙四”，还纠正在会的同学们：“邓小平不是老糊涂，而是发疯了！”。卢归国之际，他的秘书请我们“包涵”，我们同学中也没有人去密告。

我现在回忆起这个情节，表示出一个正直科学家当时的朴素感情，由此可以想象我们绝大多数在日同学的情形。后来，我们陆陆续续地知道：当时的三位最高权力掌握和执行者中，邓小平的后人试图为邓小平减轻责任，直接调动军队镇压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另有意图，而宣布戒严的总理李鹏为了洗刷自己，甚至把“正指挥”（屠夫）的头衔安在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头上。今年，被江泽民关押后释放的陈希同在仍然能够公开抗议“六∙四”镇压的香港出书为自己叫冤，并承认“六∙四”镇压是一场不应该发生、也可以避免的悲剧（我主要是根据Wall Street Journal的报道来源。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常没有翻译出版一些敏感的英文报道）。我也相信，英国金融时报等外国媒体关于当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内部提议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报道是有根据的。不承认“六∙四”民族悲剧、阻扰解决“六∙四”悲剧的，已经不是直接镇压民众和平请愿的决策和执行参与者，而是靠民族悲剧发迹的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在日本，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神户大学法学部副教授”的残羹给一个“披着人皮的学奸”，出卖、镇压了我们的民主、人权运动。

我在1995年底逃离日本之前，不断地批判文部省、大阪大学、神户大学、外务省、出入国管理局、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秘密警察）、东京警视厅、兵库县警等日本当局机构不要践踏自己的国际宣言和国会诺言把我们留日学生作为交易筹码。直到2009年9月23日，我还致函刚上台的日本总理鸠山，要求他公布“六∙四”时期自民党执政的相关资料（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今天，我也再次呼吁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驻日大使杨振亚、驻日公使唐家璇，至少也要向陈希同那样，拿出勇气，回复我当年对你们的敦告和要求，公开你们当年与日本当局合作把我们赶出日本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翻过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