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版以《芝加哥的殉道者》为名，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第21卷第55-122页《自由血》。巴金是1927年为了纪念干草市场的八名安那祺主义者殉道·受刑40周年而编译的，从中可以感受到爱玛·古尔德曼等安那祺主义者在殉道·受刑者那里得到的精神激励，是很好的历史介绍和思想启蒙作品，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激动人心。[据李存光先生整理的《佚简新编》可知，1948年7月始，甚至直到1950年9月，巴金一直与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通信，在信中，他称他们为“Dear comrades”，向他们索取或与之交换无政府运动材料及文学作品。例如他向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Labadie收藏室负责人Agnes Inglis索取(寄送)无政府主义者Sacco(萨柯)和Vanzetti(凡宰特) 的材料、Kropotkin(克鲁泡特金)的材料，尤其多次搜求芝加哥Haymarket Affairs（干草市场事件）中无政府主义殉难者的资料，并且对其中的A.Spies 和他的妻子Nina Spies表现出浓厚兴趣。在1950年9月18日的信中，他声称“我尚未放弃写一部有关Nina Spies的书的打算，不过我将推迟这一计划”，但没有说明推迟的原因。][1]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客观条件都不容许巴金再回到干草市场的悲剧历史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中国被立为国家节日，却被有意掩盖了其来自干草市场悲剧的安那祺主义历史[2]，巴金1927年的编译成为中国大陆对干草市场悲剧真实意义的唯一介绍。幸运的是，台湾的劳动团体、劳工法学者没有无视干草市场，翻译介绍过这段历史。本书第二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改名《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道者》，增加林佳和翻译的“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记事”和阿卫编译的“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国际五一劳动节的历史”。这三篇对干草市场悲剧介绍的中文文献，基本上提示了该事件的背景、事实和意义。

另一方面，正如所有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样，美国和世界上的安那祺主义者、工会（包括芝加哥警察工会）、作家、研究者（包括为警察辩护者）和政府机构不断发掘，更清晰揭示了这一悲剧的具体细节和历史价值。光是“学者们就干草市场事件发表同样的观点已经一个多世纪里，关于这个主题发表的最近参考书目多达1530 条。”[3] 本文根据互联网上搜索到仅有的相关中文介绍[4]，参照维基百科[5]等，简述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1886年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全美多个城市，包括纽约、底特律、密尔沃基等，同时举行罢工，罢工工人的总数估计有30-50万人。但这次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在芝加哥，估计有3-4万人参加罢工、8万人参加游行。那一天，安那祺主义者阿尔伯特·柏尔森司[6]Albert Parsons和他的妻子及孩子们一起，作为组织者与游行队伍沿着密歇根大道游行。

5月3日，罢工工人们在麦考密克联合收割机厂的外面举行集会，安那祺主义者奥古斯特·司柏司August Spies发表了演讲，倡议工人们团结起来，支持工会。集会开始时未出现暴力活动，但下班铃响后，一些罢工工人不听司柏司劝阻，转向从工厂大门出来的顶替工人，彼此发生冲突。警察向人群开枪，打死两名工人，也有报道说打死6人（插图)。

警察的暴力引起了工人的愤怒，芝加哥的安那祺主义者们迅速印制传单，号召第二天5月4日在芝加哥的集市中心干草市场广场集会。这些传单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印刷，向市民通告警察的开枪行为，号召工人起来维护正义。第一批传单上写着：“工人们武装起来，展现我们的全部力量！”当司柏司看见这行字时，他坚决要求取消这句口号，否则他就不在集会上作演讲。很快，大部分传单都被销毁了，但没有被销毁的小部分老传单后来成为“罪证”之一。新印制的2万多份传单撤掉了这句口号，被散发到市民的手中。

5月4日傍晚，天下着小雨，干草市场的集会平和地开始了。司柏司站在一辆四轮马车上作为临时讲台对人群演讲（插图为2004年建立的模仿纪念雕刻），大批的警察站在附近监视。司柏司首先宣布：有人说这次集会的目的是要拉开暴动的序幕，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为了“法律与秩序”的战争准备。然而，我要告诉你们，从一开始这个集会就不提倡任何这样的目的。这次集会，是要告诉大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总形势，和如何对应在这个运动中发生的各种情况。

柏尔森司等人随后轮流对人群作讲演，集会一直都很平和，以至于在场的芝加哥市长都觉得没事了。他让带队的警察局长Bonfield帮非尔得少管闲事，自己就回家了。塞缪尔·菲尔登Samuel Fielden是最后一位讲演者，他在10点半时结束了演讲，在场的只剩下几百人，大家准备散场了。帮非尔得却带领警察向马车讲台围拢过来，命令集会解散，引起混乱不安。帮非尔得的这一举动，即使没有预谋（有人指责如此），也只是为了显示“法律与秩序”而炫耀权力，引发暴力。突然，一枚雷管炸弹被扔进了警察的队伍里爆炸，当场炸死警察Degan、炸伤多人。警察们立即开枪，但枪击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命令停止了，因为帮非尔得也怕黑夜中警察自相残杀。一位警察告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很多警察是被自己人的左轮手枪打伤的。每个警察都要保护自己，一些人逃到了广场的外面，其他人打光了他们的子弹，主要都是互相对射。”至少有4名工人被打死，伤亡的普通市民无法统计，因为很多人害怕被逮捕，不敢去治伤。

随之而来的大搜捕可想而知。最终，八名安那祺主义者，包括柏尔森司、司柏司和菲尔登，被逮捕并以谋杀罪被起诉。八名被告人有5人在德国出生、1人在美国出生在德国长大、1人在英国出生、1人在美国出生，炸弹爆炸时只有其中2或3人在现场。

[[7]谋杀案的证据不充分，若由一个随机挑选出来的、真正公正的陪审团审判，很可能会对被告作出无罪判决。政府为了避免这种冒险，惟一的办法就是对陪审团进行牢牢的掌控。当时，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法院和大企业主的手中，要把陪审团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不可能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挑选什么样的人组成陪审团。

1886年6月21日，法庭正式开庭，第一个步骤就是挑选陪审员，这花费了三周的时间。在挑选程序中，控辩双方对每位候选人都可行使“有因回避”和“无因回避”的权利，“有因回避”没有名额的限制，但是否回避需要法官作最后决定。“无因回避”有名额限制，针对每个被告人，双方各有20次的“无因回避”权，无需法官的同意。换句话说，控辩双方对八名被告共享有160次的“无因回避”权。

在挑选的第一周，最初被召集的陪审员候选人全部落选，主要是因为被告方的反对。这时，本案的法官加里Gary并没有随机地去抽选候选人，而是采用了一个在实践中很少使用的作法，即派有控方倾向的司法官去预选陪审员候选人。

加里特别指派一名叫赖斯Ryce的法警去预选候选人。这名狂妄的法警在预选陪审员时告诉他们“我负责这个案子，那些家伙(指被告)肯定要被吊死”。他自己在事后吹嘘说，在预选时如果发现某人对“被告有罪”表示冷淡或反对，他自然不会挑选这样的人。通过预选的方法，赖斯有意把那些“想吊死那些家伙”的候选人送进法庭。一位落选的候选人在被告将被执行死刑的前四天，写了一封书面的证词给当时的州长，证明赖斯确实说过上面的话，他还写道：我愿意作证，不是因为我同情安那祺主义者，而是因为公民有维护法律公平的义务。

让我们来看看赖斯预选出的这些候选人吧。一位候选人在被询问时说：“我觉得那些人是有罪的，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罪。从报纸上的大量报道中我有了这个印象。现在法庭应该拿出一些积极的证据，让我认为这些人是无罪的。”他的思维逻辑是假定被告有罪，与“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背道而驰。当被告对该候选人申请“有因回避”时，却被法官否决，被告方不得不使用“无因回避”排除这样的候选人。

另有二位毫不掩饰自己偏见的候选人，最终被公诉人和法官选进了陪审团。

丹克尔Denker，27岁，商店送货员。公诉人问：“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你有明确的态度吗？”答：“是的。”问：“这种看法会妨碍你对本案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吗？”答：“我想会。”问：“如果你成为陪审员，你是否能根据证据对被告作判决而不考虑你的任何偏见和意见？”丹克尔终于明白了这个暗示，回答：“我想我能。”法官对这种有明显偏见的陪审员并没有多问什么，只是重复了一下公诉人最后的问题。很明显，丹克尔正是公诉人和法官想要的那种陪审员。

另一位是森福德Sandford，25岁，铁路票务员，曾经在纽约当过石油经纪人。当被问道是否对被告有偏见时，森福德回答：“这是肯定的”。公诉人只好引导说：“如果你当了陪审员，不管你有什么偏见，你都能够根据证据作出一个公平、公正没有偏见的判决吗？”森福德回答：“是的。”他又入选了。这时被告方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无因回避”的名额，只好接受这个陪审员。

在挑选过程中，加里法官总是支持政府诉方的“有因回避”而否决被告方的“有因回避”，以至于被告方不得不更多的使用“无因回避”的名额，其后果就是当被告方用完了“无因回避”的名额时，不得不接受一个有偏见的陪审团（其中有一人甚至是被炸者的亲属[8]），此时的政府诉人只使用了52个“无因回避”的名额。

三周的挑选，共有974名候选人被审查，其中750人被“有因回避”、212人被“无因回避”。被告的辩护人提请法官注意这个事实，赖斯预选的候选人局限于职员、商人和工厂主，没有一个工人。但加里法官拒绝考虑辩护人的反对意见。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加里对陪审团作了这样指导：本案提起公诉的原因在于被告已经进行了劝告和鼓励谋杀的行为，如果谋杀行为因劝告和鼓励被实施，那么给予劝告和鼓励的人就是谋杀犯罪。他还告诉陪审团：间接证据是一种与所指控的犯罪活动的背景和某些事实有关的证据，如果那些证据让陪审团在超越合理怀疑之外认为被告有罪，那么陪审团就可以认为被告有罪。当被告方要求向陪审团澄清“哪些证据属于效力应该被怀疑的证据”时，法官予以拒绝。更难以置信的事，加里法官甚至告诉陪审团，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是法律的法官，就像他们是事实的法官一样。这是暗示陪审团可以使现行法律无效。用间接证据定罪并不符合法律的宗旨，法官的法庭指导令陪审团困惑并且不知所措。

当有罪判决作出后，被告要求重新审判，理由是陪审团拥有偏见，法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犯了谋杀罪，无法证明被告是罪犯的同谋者。加里法官用他的逻辑驳回了被告的要求：判决并不认为被告以任何具体行为参与了谋杀事件，但判决同意这样的理由，被告通过演说和散发传单，鼓动大量的人而不是个别人从事谋杀行为，有日期、时间和地点，这已经埋下了隐患。鼓动的后果是某个我们不知道的人，受鼓动的影响，扔了炸弹，炸死了警察。鼓动者就是谋杀犯罪。[9]

1886年8月19日下午3点半，陪审团退出法庭去评议。他们被要求尽快地做决定，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八个被告大堆的证据。陪审员们是考虑了法庭的指导还是考虑了自身的责任，不得而知，但当天陪审团并未作出判决。

8月20日上午8点半，一千多人聚集在法院前面。每一个走进法庭的陪审员看起来都很严肃，被告们似乎感觉到了判决的内容，脸上隐隐现出焦虑。十点整，法官加里在法庭上宣布：所有旁听的人，除了法庭人员外，必须原地就座，每个人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他转向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作出判决了吗？陪审团的主持人回答：我们作出了判决。他递给法庭人员一张纸。法庭人员读道：陪审团裁决被告人司柏司、柏尔森司、菲尔登、阿道夫·菲舍尔Adolph Fischer、乔治·英格尔George Engel、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迈克尔·施瓦博Michael Schwab犯有谋杀罪，起诉书的指控成立，判处死刑。陪审团认为被告人奥斯卡·尼伯Oscar Neebe犯谋杀罪，起诉书的指控成立，判处15年监禁。][10]

[[11]判决之后，第一个演讲的是司柏司：我在这法庭上的讲话，如像一个阶级的代表向另一个阶级的代表发言。正如五百年前威尼斯人发利里在法庭上受审时说的“我的辩护就是对你们的控告，我的无辜受刑，就是你们的历史！”今天同样如此，政府无法证明我和炸弹案有关，却判我以罪，这就断定你们在谋害我，我现在控告检察长和警察长是凶恶的谋杀犯！

第二个发言的是施瓦博：“现在的社会制度不是在天天杀人吗？未成年的儿童被迫干活，妇女们操劳过度而送命，却从未见有法律保护他们。芝加哥几万工人，挤在一个暗屋里，孩子跟着父母同吃猪狗食，死婴遍地，瘟疫流行，而富人高楼大厦，丰衣美食，还要饱暖思淫欲。这样的社会，不就是人吃人的社会吗？”

排字工人菲舍尔说：“我虽然参加了那天大会的布置工作，但炸弹案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未犯过罪，然而我知道有个人快要犯杀人罪了，这就是检察长格林奈尔。”

林格是殉道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只有二十一岁，是个德国籍木工，能制造炸弹。但那天炸弹案与他无关，他并不在场。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的罪呢？你们说我蔑视法律和秩序，其实真正蔑视法律与秩序的倒是你们的警察。我向你们宣告：对你们，我赞成使用武力。当你们把我们绞死，千万人会来向你们掷炸弹。现在绞死我吧！”

另一个发言的是在1872年离开德国来到美国生活的工人恩格尔。他原来以为美国是自由乐土，一心向往自己能成为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但一踏上它的土地，他才发觉事实并不是这样。他说：“我发现在德国社会里看到的罪恶，美国也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原因。我在工厂里结识了一个同伴，他向我讲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逻辑，他说：只要机器原料等仍是资本家私有，并得到国家保护，那么要靠我们的双手劳动来维持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我这才知道美国的‘自由票箱’是一种美丽的神话，只要工人在经济上仍为奴隶，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自由的。”

柏尔森司最后发言，他的发言长达几小时，最后他说：“我以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会上的财产，凡是文明的财物，都是历代劳工的成绩，应该属于人类全体，永远归大众享用。……你们以为使我们上了断头台，社会运动便终止了吗？呵！恐怕不至于如此吧！随着你们对我们的判决，将是美国与全世界人民对你们的判决，这个最大的判决，必将揭出你们的不公，替我们伸冤的。”]

1886年9月4日Harper’s周刊刊登的庆祝判处干草市场“暴徒”的卡通（Thomas Nast作，见右图），可以感受到当时代表主流社会的媒体的气氛。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伊利诺州高级法院接到上诉后，知道库克地方法庭加里法官的判决违背法理，也不肯违背“民意”，反倒作出了一个长达267页的意见书，来解释他们为什么维持原判的理由。联邦最高法院更自在：它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方便的理由回避烫手的政治案子。虽然有四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联邦最高法院1887年10月27日以该案的问题不属于重大的联邦问题为由，拒绝审理此案，从而确定了八名殉道者的命运。

死刑执行前，当时伊利诺州州长欧格斯柏Oglesby迫于各方压力，愿意把被告的死刑减为终身监禁，但要求被告必须写一份认罪书请求赦免。柏尔森司、菲舍尔、林格和英格尔拒绝了这个要求。“自投法网”的柏尔森司最有希望不死，他告诉来请求他认罪不死的知名编辑：如果我认罪不死，别的同志必死无疑。他还抱有一丝期待：如果他不认罪而生存，别的同志也有可能生存。司柏司、菲尔登和施瓦博写了请求书，但三天之后，司柏司撤回了请求，他写信给州长请求只绞死自己一人以免除其他人的死刑。最后，州长对菲尔登和施瓦博改判为无期徒刑。1887年11月10日，在执刑的前夜，林格这个年仅23岁的年轻人，在自己的牢房里用偷带的自制炸药含在嘴里自杀，于次日下午死亡。

1887年11月11日中午，四名被告被绞死。据目击者说，因为他们颈上的套索系得太松，并没有立刻死亡，挣扎了大约8分钟。英格尔、司柏司高呼：“安那祺主义万岁！”从容就义。哲人菲舍尔道出了现代人生的至理名言：“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柏尔森司留下挑战美国人民的预言：“我们在坟墓里沉默比被绞杀的声音更有力量的时候快要到了！”。

1893年，本人是德裔美国人律师的伊利诺州新任州长奥盖尔德对该案作了大量调查，质疑陪审团预选、被告有罪证据、法官公正性等，都指出其缺欠，无条件释放了仍被关押的菲尔登、施瓦博和尼伯。[12]

以下的这本为美国中小学生出版的图画书说明通过这一事件美国社会在思想宽容、言论自由和法律公正方面的进步。这本《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系列历史普及读物《干草广场悲剧》The Haymarket Square Tragedy由Michael Burgan编写、Compass Point Books公司2006年出版。本书内容只有大字体排印的48页，由伊利诺州劳工史协会Illinois Labor History Society主席Leslie Orear和Boise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教育学院Rosemary Palmer博士作顾问审阅。书中告诉美国中小学生：“没有人不知道谁扔了炸弹，但（起诉官）Grinnell说这些安那祺主义者‘与实际扔炸弹者一样负责’。…他利用美国人对无秩序和暴力的恐怖挑起对这些被起诉者的仇恨”（第34页）“为8位安那祺主义者辩护的律师指责Grinnell和他的证人撒谎，他们提出有些被起诉者5月4日根本不在干草市场附近的证明，没有任何被起诉者那天晚上诉诸暴力。”（第35页）“四位（死难者）马上被称为烈士，15万以上的芝加哥民众涌上街头为他们送葬。” （第38页，插图）

事后，连法官加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法庭指导违背所有的法律判例。他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这个案件是“史无前例”的，它需要法官做一个“史无前例”的法庭指导，他自己只是“执法过于严格”。实际上，加里后来不仅没有被处罚，反而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信任被提升。而仅仅实现把干草市场案件确立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司法错案之一、把这起审判也成为陪审团审判史上的典型污点案例，也经历了长久的斗争。芝加哥政府在爆炸地点最初建立的设立的耀武扬威的警察纪念像（插图）经过被不断的抗议（包括两次炸毁）才被移掉。

当然，要进一步改变美国社会、实现殉道者为之殉道的安那祺主义理想，又伴随了多少新的牺牲！连对干草市场悲剧的利用和曲解，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但是，他们的牺牲毕竟结出了果实，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自由、平等、公正、人道的社会。作为结尾，我想引用黑格尔对最早的安那祺主义殉道者的评述：“苏格拉底以他的良知与法庭的判决相对立，在他的良知的法庭上宣告自己无罪。但是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承认一个良知的法庭。…一个国家的第一条原则是：没有什么较高的理性、良知、正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除去国家所认为公正的东西而外。教友派、再洗礼派等等，抗拒国家的确定的权利，…在一个真正的国家里面是不能立足的。这种可怜的自由，即思想和信仰每个人所愿意的东西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这种回到自己的义务的意识之中的作法，也同样是不存在的。”“人们也许会设想，这种命运并不是必要的，苏格拉底的生活并不是必须采取这一个结局，…然而我们必须说，是通过这一种结局，这个原则才得到了它的真正的荣誉。”“一个伟大的人会是有罪的，他担负起伟大的冲突…但是他的事业，由他作出来的事情，却保留下来了。”“从它的灰烬中便升起了一个更高的精神。”[13]

[赵京2012年11月26日 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