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如何利用民意获掌大权

--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十一）

虽然有很多人批评傅高义“过分”吹捧邓小平，但他是一个西方历史学者，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御用史家”，没有“为尊者讳”的本能习惯。他将邓小平的许多史实的细节，“不经意”的散布在他的鸿篇巨制《邓小平时代》中了。如何利用民意击垮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就是一例。

上一集谈过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被迫”在华主席的领导下工作，也导致他完成了最受民众欢迎和支持的德政—恢复、建立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但“久有凌云志”的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绝对不甘将自己仅限于科教文化类的领导人，他需要执掌大权，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宏伟大业。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的党员干部和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及军队将领们都存有继承毛主席遗志，全力辅佐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封建思想，即使是开明的首席辅佐大臣叶剑英，虽说不同意毛泽东文革的做法，也赞赏邓小平的整顿，但希望邓小平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工作，逐步将文革的错误纠正，带领国家走向正常的发展。这个时候，邓小平可以依赖的除了一部分文革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外，最大的支持就是来自民间最先觉悟开化的民运分子了。

引述一下傅高义对西单民主墙的介绍：“北京最受公众关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门以西几百米处的西单一面墙上的宣传栏。这道巨大的灰砖墙有三米多高，二百米长，塔旁边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车站之一……在文革期间，西单墙上贴满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他们被称为”走资派“—的大字报。在1976年4月5日示威期间，墙上又贴了许多谴责『四人帮』、歌颂周恩来和拥护邓小平的大字报。”可以看出，西单民主墙起因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重要场所，后来却失控成为北京民众发泄内心情感的合法阵地，大量反思文革、甚至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文章在这里张贴，但总的来说，经历了“反右”和“文革”迫害的大部分中国人，最初还是对西单民主墙敬而远之的。1978年11月10至12月15日期间，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本来的议题是农业问题和未来几年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但会议后期便成为部分平反老干部们如王震、陈云等向华国锋及其支持者汪东兴、吴德等的声讨批斗会，华国锋在叶剑英的劝说下正在顾全大局的退让妥协，此时的邓小平深知还欠一把火，他需要利用民众的声音来临门一脚，全力攻陷华国锋集团。

11月26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作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社民党党魁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邓反问到：『允许群众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西单民主墙旧照之一

在同一天下午，当《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约翰·弗莱泽（John Fraser）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一起去西单民主墙时，围在他们身边的数百人听说诺瓦克次日能见到邓小平，便让会讲汉语的弗莱泽将一些问题转告给诺瓦克，让他向邓小平提出。弗莱泽答应第二天下午向他们报告结果。当弗莱泽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民主墙时，有数千人已在等着听邓小平的答复……当他说邓小平表示『民主墙』是一件好事情时，人们又释然地报以欢呼。

西单民主墙旧照之二

邓小平除了通过日本人和西方人将自己支持西单民主墙的意思传出外，还着手准备发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的12月13日，邓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员、也是为他写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笔杆子之一于光远叫到一边，让他草拟一篇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他对于光远说：『有点儿反对声音有什么坏处？』……

夺权的进展顺利得出乎意料，在接下来的12月18-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们取得了重大胜利，虽然华国锋的职务没有变化，但增补了陈云为政治局常委，邓颖超、王震和胡耀邦为政治局委员，免去了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政委、党委书记（这几个职位最重要）和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保留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的追随者吴德也被免除政治局委员职务，成功“清君侧”，剩下老实巴交的华国锋就是一个汉献帝了，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他完全接过权杖的开始。他要求于光远为他起草的“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也就再没有被提及了。到第二年三月底，西单民主墙的活跃分子魏京生被作为邓小平“杀鸡儆猴”的首犯给抓捕，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也被转移至月坛公园，所有贴大字报的人需要被查问姓名和工作单位，1980年更是在宪法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这些文革时期毛主席鼓励老百姓使用的权利。

1979年魏京生在法庭上，高中生的我看报上说他透露对越战争机密给外国记者，暗想这厮可恶。

从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通过外国人鼓励民间在西单民主墙发表意见到1979年3月29日魏京生被捕—西单民主墙实际上“寿终正寝”，只有短短的四个月时间­—严格来说，估计不到两个月时间，也就是邓小平刚刚手握大权之后，1979年17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者印发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要求。这些愤怒的抗议发生在邓小平出发访美的几天前，但邓小平并没有对此进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访美前夕压制『民主墙』，这种做法会被西方媒体报道，有碍访问取得成功。即使以抓捕魏京生的时间计，四个月的时间，邓小平已经从一个刚复出不久的『帮助华主席与叶副主席搞“后勤”的领导人』变成了改革派的领军人物，成功获得了统领中国的权杖，民意对于他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一上台就变脸，这点，邓小平非常像他的大哥毛泽东。当然用傅高义的话来说，邓小平为了安定的局面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他开始要“为自由设限”了。

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估计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比较“如果华国锋等人继续领导下的中国”的发展要快、要好。只是读到邓小平“巧用”民意执掌大权的过程，还是让人感慨不已。唐太宗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典故最早出自荀子，而荀子也是据古人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看样子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知道君王与百姓的关系了，可惜的是，历代的读书人极少像孟子、荀子那样警醒君王的，而大都是荣幸为帝王师，教君王们如何驾驭水—即如何糊弄百姓，坐稳王位。我读先秦后的中国历史，看到的多是舟如何操弄水，几乎没有水诱导舟的，要改变这种状况，还得靠草根—也就是水的觉醒，借用万维网的一位大博的观点：什么时候中国政府或执政党不是“代表”人民，而仅仅是“代理”，那么中国的舟就会顺着水流行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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