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如何利用民意獲掌大權

--讀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十一）

雖然有很多人批評傅高義“過分”吹捧鄧小平，但他是一個西方歷史學者，不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御用史家”，沒有“為尊者諱”的本能習慣。他將鄧小平的許多史實的細節，“不經意”的散布在他的鴻篇巨製《鄧小平時代》中了。如何利用民意擊垮華國鋒和他的支持者，就是一例。

上一集談過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被迫”在華主席的領導下工作，也導致他完成了最受民眾歡迎和支持的德政—恢復、建立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但“久有凌雲志”的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絕對不甘將自己僅限於科教文化類的領導人，他需要執掌大權，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宏偉大業。不過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相當一部分的黨員幹部和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及軍隊將領們都存有繼承毛主席遺志，全力輔佐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英明領袖”華國鋒的封建思想，即使是開明的首席輔佐大臣葉劍英，雖說不同意毛澤東文革的做法，也讚賞鄧小平的整頓，但希望鄧小平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工作，逐步將文革的錯誤糾正，帶領國家走向正常的發展。這個時候，鄧小平可以依賴的除了一部分文革被打倒的老幹部們外，最大的支持就是來自民間最先覺悟開化的民運分子了。

引述一下傅高義對西單民主牆的介紹：“北京最受公眾關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門以西幾百米處的西單一面牆上的宣傳欄。這道巨大的灰磚牆有三米多高，二百米長，塔旁邊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車站之一……在文革期間，西單牆上貼滿了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他們被稱為”走資派“—的大字報。在1976年4月5日示威期間，牆上又貼了許多譴責『四人幫』、歌頌周恩來和擁護鄧小平的大字報。”可以看出，西單民主牆起因是毛澤東發動群眾打倒劉少奇的重要場所，後來卻失控成為北京民眾發泄內心情感的合法陣地，大量反思文革、甚至質疑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的文章在這裡張貼，但總的來說，經歷了“反右”和“文革”迫害的大部分中國人，最初還是對西單民主牆敬而遠之的。1978年11月10至12月15日期間，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本來的議題是農業問題和未來幾年國民經濟發展的問題，但會議後期便成為部分平反老幹部們如王震、陳雲等向華國鋒及其支持者汪東興、吳德等的聲討批鬥會，華國鋒在葉劍英的勸說下正在顧全大局的退讓妥協，此時的鄧小平深知還欠一把火，他需要利用民眾的聲音來臨門一腳，全力攻陷華國鋒集團。

11月26日，即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在『兩個凡是』上公開作出讓步的次日，鄧小平對日本社民黨黨魁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和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鄧反問到：『允許群眾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有什麼錯？』

西單民主牆舊照之一

在同一天下午，當《多倫多環球郵報》的約翰·弗萊澤（John Fraser）和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一起去西單民主牆時，圍在他們身邊的數百人聽說諾瓦克次日能見到鄧小平，便讓會講漢語的弗萊澤將一些問題轉告給諾瓦克，讓他向鄧小平提出。弗萊澤答應第二天下午向他們報告結果。當弗萊澤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來到民主牆時，有數千人已在等着聽鄧小平的答覆……當他說鄧小平表示『民主牆』是一件好事情時，人們又釋然地報以歡呼。

西單民主牆舊照之二

鄧小平除了通過日本人和西方人將自己支持西單民主牆的意思傳出外，還着手準備發表一次公開的講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前夕的12月13日，鄧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員、也是為他寫三中全會講話稿的筆桿子之一于光遠叫到一邊，讓他草擬一篇支持西單民主牆的講話。他對于光遠說：『有點兒反對聲音有什麼壞處？』……

奪權的進展順利得出乎意料，在接下來的12月18-22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們取得了重大勝利，雖然華國鋒的職務沒有變化，但增補了陳云為政治局常委，鄧穎超、王震和胡耀邦為政治局委員，免去了汪東興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8341部隊政委、黨委書記（這幾個職位最重要）和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等職務，保留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華國鋒的追隨者吳德也被免除政治局委員職務，成功“清君側”，剩下老實巴交的華國鋒就是一個漢獻帝了，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鄧小平來說是他完全接過權杖的開始。他要求于光遠為他起草的“支持西單民主牆”的講話，也就再沒有被提及了。到第二年三月底，西單民主牆的活躍分子魏京生被作為鄧小平“殺雞儆猴”的首犯給抓捕，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也被轉移至月壇公園，所有貼大字報的人需要被查問姓名和工作單位，1980年更是在憲法中取消了“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這些文革時期毛主席鼓勵老百姓使用的權利。

1979年魏京生在法庭上，高中生的我看報上說他透露對越戰爭機密給外國記者，暗想這廝可惡。

從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通過外國人鼓勵民間在西單民主牆發表意見到1979年3月29日魏京生被捕—西單民主牆實際上“壽終正寢”，只有短短的四個月時間­—嚴格來說，估計不到兩個月時間，也就是鄧小平剛剛手握大權之後，1979年17日，一群自稱『中國人權聯盟』的抗議者印發了一份十九條宣言，要求言論自由、對黨和政府領導人進行評價的權利、公開政府預算、允許旁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允許與外國大使館自由接觸、為知青安排工作等要求。這些憤怒的抗議發生在鄧小平出發訪美的幾天前，但鄧小平並沒有對此進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訪美前夕壓制『民主牆』，這種做法會被西方媒體報道，有礙訪問取得成功。即使以抓捕魏京生的時間計，四個月的時間，鄧小平已經從一個剛復出不久的『幫助華主席與葉副主席搞“後勤”的領導人』變成了改革派的領軍人物，成功獲得了統領中國的權杖，民意對於他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一上台就變臉，這點，鄧小平非常像他的大哥毛澤東。當然用傅高義的話來說，鄧小平為了安定的局面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他開始要“為自由設限”了。

雖然歷史無法假設，但估計大多數中國人會認為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比較“如果華國鋒等人繼續領導下的中國”的發展要快、要好。只是讀到鄧小平“巧用”民意執掌大權的過程，還是讓人感慨不已。唐太宗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典故最早出自荀子，而荀子也是據古人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看樣子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知道君王與百姓的關係了，可惜的是，歷代的讀書人極少像孟子、荀子那樣警醒君王的，而大都是榮幸為帝王師，教君王們如何駕馭水—即如何糊弄百姓，坐穩王位。我讀先秦後的中國歷史，看到的多是舟如何操弄水，幾乎沒有水誘導舟的，要改變這種狀況，還得靠草根—也就是水的覺醒，借用萬維網的一位大博的觀點：什麼時候中國政府或執政黨不是“代表”人民，而僅僅是“代理”，那麼中國的舟就會順着水流行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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