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1）

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第一卷 自序
   
    改革开放以来，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经济生活获得了相当多的自由。现在的年青人已经很难想像，那时就是从家里拿一个鸡蛋到外面去卖，也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罪名；对于从事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份子来说，也与地狱般的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时除了歌颂毛泽东和中共，任何其它的题材或说法，都会被打上反党的罪名。邓小平所开启的时代，到底使得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许多。
   
   

   　　这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得研究近代历史的大陆同仁，在抗日战争领域，在1980年代，写出了一批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会有坐牢之祸的书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几本《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甚至连解放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书籍。于是第一次在大陆中国人的眼前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抗，呈现出中华民国军队浴血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呈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
   
   
   　　但是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日”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比较毛泽东时代的铁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已经向前跨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领导呢？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史迹，反反复复只提到有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其它的大战好像都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打的，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做什么？中共军队是怎样在抗战中壮大的呢？
   
   
   　　本着这疑问，我开始研读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和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但是我怀疑，其中的自我歌颂和宣传成份大概比较多；于是我改读主要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关抗战的史书，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献，以及元帅、将军们的回忆录。在我眼前展现的竟然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这些都会愤怒地拍案而起。
   
   
   　　这里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说中华民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国或者国民政府；说中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华民国或国民政府，并非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
   
   
   　　本书能够完成，得到了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的赖先生及其夫人萧女士的鼎力支持，这里深表谢意。
   
   
   　　斯坦福大学前胡佛所东亚图书馆戴天禾女士、胡镜宇先生、胡音因女士对写作本书提供很多帮助，特在此致谢。
   
   
   　　谢幼田于斯坦福大学
   
   第一卷 一、“九一八”以后
   
   　　狂热的日本军阀失去了理智，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攻击。中华民族立即面对生死存亡的最根本问题
   
   
   　　在对待日本侵略方面，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深谋远虑的战略和策略坚决抵抗，还是把某一政党的私利和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担负着正面战场抵抗日本军队的任务。所以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作为时，首先要弄明白国民党在“九一八”发生以后的基本战略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发生的时候，虽然力量微不足道，只控制着江西省南部的一小部份山区，可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却拥有将近一百万正规军和一百二十万民兵，为以后打下江山奠定了基础。所以国内政治的主题仍然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角逐。
   
   
   　　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争夺世界霸权的对象，是英国、美国和苏联，从来不是中国。以为中国不堪一击，打算在灭亡中国以后，利用中国的各种资源，再与其它列强争霸。
   
   
   　　日本人看见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战争从来是败绩。看见了辛亥革命以来，由于武人割据而长期混乱；看见了北伐虽然统一中国，执政党内部纷争没有停止；看见了中国仍然非常的贫穷落后，谈不上任何基本的国防。以为他们眼中的东亚病夫只能够被列强宰割……。
   
   
   　　日本人犯根本错误的一点是，忽视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作为地球上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保持了稳定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根源于普通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即重视以家庭为着落点，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艰难的人生享受着亲人之间的天伦之乐，追求着宇宙和社会生活的和谐。这种生活方式形成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自然对于步西方殖民者后尘的“倭寇”是鄙视的。所以一旦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会很深刻的引起全民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这种情绪是不需要当政者的提醒教育，是不待而然的。从历史看，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使得中华民族在与异族的冲突之中几乎不可能被战胜，哪怕在军事上失败了，最后征服者也要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浅薄而疯狂的日本军阀怎么能够从理性上认识这一点呢？所以日本军队一开始战争，就陷入了深不可拔的泥淖，把企图与英美争霸的“能量”消耗了许多。
   
   
   　　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而与日本正面抗拒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中国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使得在“九一八”以后的特殊时代，分裂的中国国民党几乎神奇地立即团结起来，各个领袖们抛弃了一切前嫌，一致掩护已经下台的蒋介石重新主政。而蒋介石以他的智慧、坚忍和毅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决策，
   
   
   　　领导中华民族战胜了外部的强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先是尽力避免战争爆发，日本政界的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对双方不利。在日本狂热的军人的鼓动下，军人浪人不断地在华挑衅，局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全面准备，包括物质的准备和精神的准备，也开始了“攘外安内”的策略，来解决有苏联的国际背景，并且掌握有军队的共产党问题；同时尽量延缓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在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遵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则，忍辱负重，以换取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是成功的，只是“西安事变”的出现，使得“攘外安内”的策略半途而废，而有抗战胜利以后的剧变。
   
   
   　　但是蒋介石的策略与苏联和中共的追求相悖。俄国在上一世纪就和日本争夺远东的利益而你死我活；苏联建立以后，其远东的头号敌人仍然是日本。因此，特别需要用中国人的抵抗力量，来减缓日本的压力。所以，从“九一八”开始，苏联和中共鼓动立即抗日的调子最高。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外来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具有煽动阶级斗争的苏联文化特点，这与以“仁”为核心的求和谐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中共组织活动也受苏联的直接指挥，和那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样，把苏联当做他们（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与中国人的基本利益相悖。中共的党的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苏联的国家利益，从来是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
   
   
   　　例如：按照苏联的指令，对于国民政府的任何阻止和延缓战争爆发的做法，全部被骂为“卖国”，至今的官方所书写的历史仍然如此，这就造成中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代表者；又如，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才两个月，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坚持以暴力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危其基本宗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吗？中共是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根本内部大患。这是一段被中共篡改的历史。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抗战之中，国、共之间的一切纠葛由此而起。或者为了全体中华民族，或者为了中华民族中所谓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实际为了苏联的利益），两个政党或明或暗地一直在进行着全面的较量。所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工作分为两个部份，即一方面直接对外的物资和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则是间接对外的，即欲消灭内部的隐患，这就是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安内”的政策。
   
   
   　　直接的战争准备分为几个方面：
   
   
   　　在财政上，需要统一币制。北伐成功虽然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但是许多方面仍然是表面的。许多地方在军人主导下，财政支出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而且地方截留国税，甚至擅自铸造货币和滥发纸币，从曾国藩时代开始的徵收厘金，仍然使得各个地方有变相的徵收税的权利。国民政府在1930年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为财政改革奠定了基础；肥厚的盐务税也在此时收归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的1937年度，盐务税收入高达两亿一千八百万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开始缴纳统税，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统税收入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元，实行法币:“法币有充分的准备金，其价值定为美金三角。……法币虽则一次发行了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而准备金高达百分之六十七。国民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战。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应付公开或秘密支出。事实上，孔祥熙划出了十亿三千四百万法币作为秘密专款，作为1936至1937年这三个年头，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用。”（注1）国民政府的财政统一和币制改革的成绩，是备战的重要部份。
   
   
   　　在交通方面，加紧进行着公路、铁路和通信建设，以便于调兵遣将。“九一八”开始的时候，面积广大的国土上，只有公路四万多公里长。经过努力，到1937年，中国的公路达到十一万一千多公里，增长了一倍半；
   
   
   　　武汉到广州的铁路大动脉虽然早就在南北两头修筑，但是工程最艰钜的部份，始终未完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在1937年贯通；陇海铁路原来只修筑到河南的灵宝，也在这几年之中延长到西安和宝鸡；浙赣铁路是东南铁路的主干线，由蒋介石亲自加以督促，在1936年完工；同时，南北纵贯山西省的同蒲铁路也完成。几年的时间，在那时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下，铁路由八千公里增筑到一万三千公里；
   
   
   　　全国的邮政局在1931年不足一万所，到1936年，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多所，邮路则从四十万里增加到五十九万八千余里；并且在全国普遍设立无线电电报通讯，在全国普架电线约十五万里；（注2）

为了振兴中国国民的精神，在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欲将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美德在生活中具体实施，并且提出国民生活军事化，以便适应战争的需要；新生活运动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用中国文化精神对抗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在1932年，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翁文灏为秘书长，内设国际组、军事组、教育文化组、经济与财政组、土地与粮食组。三十九个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家；并且聘请二百多名各界人士在各个小组担任专员。一大批著名的知识份子因此投身到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国防设计”的工作中。最近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著作中说：“这些调查统计工作虽然是初步，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但是它们在当时和抗战期间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不能忽视和低估。许多基础性的调查统计在中国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国情调查。设计委员会所编列的许多计划如《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专门人才的调查为以后资源委员会招募技术人员提供了方便，资委会初期从事工矿建设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人才，很多都是据此招募的。”资源委员会制定“重工业五年计划”，拟定兴建冶金、机械、燃料、化学等工业。这些措施对于后来的持久抗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堂堂中国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来防止外来侵略，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不敢公开进行，怕激怒日本军国主义者引起战争的提前爆发，因为国力非常弱小的中国，需要时间准备以便与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作战：“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地点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旧址，南京三原里二号。由于它是个‘秘密机构’，信封上不印机关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对外只称‘南京三原里二号’，由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秘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作为活动经费。”（注3）这一件事可见中国国民政府处境的艰难，也可以见到蒋介石秘密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
   
   
   　　最重要的，是陆海空三军的整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将国民政府进行的国防建设分为四个部份：
   
   
   　　第一，“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同时，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整军建军工作至‘七七事变’时虽未按计划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国陆军已整建和未整建的部队，除各种特殊部队外，共计步兵一百八十六个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又六个独立旅。炮兵四个独立团，共约一百七十万人，居世界各国之首。”（注4）
   
   
   　　第二，在1936年底，空军几乎从无到有，总计各类飞机六百余架，飞机场二百六十二个；海军也开始建设，有大中舰艇一百余艘。整理和修建了一些江防和海防要塞，江阴、南京等要塞区，还装置了新从德国购买的重炮。
   
   
   　　第三，确立战略大后方，蒋介石在1935年视察川、滇、黔三省以后，确定“四川应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并开始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工作。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质和人力资源都极为充沛，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第四，制定国防规划，确定国防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线和四个大区。并且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
   
   
   　　除了以上的直接战争准备以外，还有间接的准备，就是安定内部，特别是处理既有苏联背景，又有一点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问题。
   
   
   　　要抵御日本人的侵略，必须有一个内部团结安定的环境，即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全国各个阶层民众的团结。有了安定的内部，凭着中国的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国土，哪怕日本军队一时的强大，中国也一定能够获取胜利。
   
   
   　　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大团结，在1931年“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就立即卓有成效地进行了。10月，胡汉民和居正等国民党重要元老被南京释放，所有的国民党人都聚集起来，共同谋划国民党的团结。1931年12月5日，分裂的南京、广州两个中央分别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选出了包括各方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到了1935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分裂的“西南”终于取消了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大家一致拥护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真正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大团结。
   
   
   　　但是国家最重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从来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基本宗旨。
   
   
   　　当1931年“九一八”日军开始正式侵略中国，抗战发生的时候，国军不得不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威胁南昌；11月，正式在瑞金成立苏维埃国家和临时中央政府；12月，当“一二八”抗战爆发，中共乘机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的七个省全面出击，威胁武汉，控制地区达到大约二十万平方里左右。
   
   
   　　内外受敌的国民政府怎么办呢？
   
   
   　　蒋介石在1932年6月在庐山提出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著名政策。蒋介石根据历史的教训，非常明白中共统帅武装力量的严重性。他说道，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叛乱，外有清朝准备入关，后来包括多尔衮在内，都承认灭亡明朝的是李自成，满清并非得天下于明朝。蒋介石认为目前的情形很像那时候，内外交困的结果，很可能会重演明朝亡国的故事。蒋介石说道：“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我们想要攘外，必先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注5）面对一心一意以暴力推翻中华民国的有国际背景的政治势力，能够有其它的选择么？
   
   
   　　于是，对于中共中央的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围剿，第五次成功了，中共不得不逃往到四川西部的极为荒凉的地区，后来毛泽东率领一部份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高岗会合，得以继续生存；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失败以后，也到达川西；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也不得不到达川西与他们会合，后来都开拔陕北。
   
   
   　　1935年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军队也空前地团结起来，一致取得共识，各路的几十万大军已经三面将陕北根据地包围起来，并且准备一举歼灭的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西安事变完全终止了蒋介石的即将成功的安内政策。
   
   
   　　除了进行以上两方面的战争准备以外，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正面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因为战争准备才刚刚开始，中国的国力远远不足以和日本人对抗，所以对于日本的每一次新的进攻，在抵抗之余，总是委曲求和，以便换取准备的时间，这即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这样做，在后来常常还要忍受被中共骂为“不抵抗”、“卖国”的罪名。
   
   
   　　有名的松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粉碎了日本军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日本人在上海制造事端，1931年1月28日在上海闸北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的指挥之下奋起抵抗。第一天就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夺回了北上海车站；然后连续几天，虽然日军兵力达到一万多人，日军一无所得，而不得不更换指挥官；接着以争夺吴淞要塞为中心，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日本军队有飞机、坦克、战舰，中国军队却以血肉之躯阻挡日本的现代化武器，使得日本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却仍然不能占领吴淞炮台，于是日本军队继续增兵，再度撤换司令官。蒋介石则命令精锐的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开赴上海增援。日本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全线发动大进攻。经过激烈战斗，根据日方后来的统计，仅仅在中路，日本军队第九师就伤亡八百余人，中国军队则伤亡一千余人，日本人发动的两次总攻击都失败。日军再次更换司令官，兵力增加至八万人，在3月1日，日军再次发动总攻击，中国军队侧翼受到威胁，补给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为了免于被包围，全线撤退。
   
   
   　　这次战争，虽然中国军队付出的生命代价要大得多，但是打击了日本军阀得嚣张气焰，破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了中国人的尊严和气节。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开始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日益消耗着其各种战争准备的能量，而不能用在与其它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基本目的上，最终导致失败。
   
   
   　　不久之后，在1933年初，日军占领热河，中国军队在长城各个重要关口抵御，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
   
   
   　　在长城的榆关，即山海关，在1933年1月1日，日军蓄意一再挑衅，战争随即开始。中国守军为何柱国所指挥的第九旅，竟然以一个团的不足两千人，与日本的现代化武器所武装的三千多日军，激战了三天三夜，再次显示了中国军人的英勇献身精神，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信心。
   
   
   　　在占领山海关以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热河全省，并且进一步南进，在热河、河北交界处的长城各隘口，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
   
   
   　　在1933年3月10至11日，在喜峰口，宋哲元指挥的第二十九军与日军第十四旅展开肉搏战，双方死伤惨重。在11日凌晨，大刀队潜入敌人炮兵和骑兵阵地，用大刀猛砍，毙伤日本鬼子六七百人，阻挡了日本的前进。虽然中国军队伤亡达五千余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震惊了全世界。
   
   
   　　在罗文峪，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国军猛攻。英勇的中国军队却等日军接近时，用大刀与日军肉搏，使日军败退数公里。
   
   
   　　古北口之战，关麟徵中将连挫日军的攻势；南天门之战，黄杰将军率部奋战六昼夜，阵地巍然不动；由商震统帅的三十三军，在冷口与日军第十四旅团反覆争夺，最后将日军驱逐到十几公里以外。只是由于日军改变策略，从山海关越过长城长驱西进，中国守军不得不放弃长城。经过松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粉碎了，大大提高了全面抗敌的信心。
   
   
   　　但是，在松沪抗战换来的，是妥协的三条停战协定，上海成为了不设防的城市；长城抗战的结果，是签订塘沽协定，同意了日本军队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这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定，许多青年不理解是理所当然，但政客却乘机鼓噪，中共的各种书籍至今仍然在责骂蒋介石“不抵抗”、“亲日”、“投降”等。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宣战，就等于自杀。当时相当多的知识份子如丁文江、蒋廷黻等都理解和赞成国民政府的政策，他们的理性的见解大多发表在《独立评论》上，胡适着文写道：“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送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1914年时比利时全国被占领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们也许应该等侯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侯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的了什么？”（注6）
   
   
   　　蒋介石在一片谩骂声中，始终坚持退让、妥协、交涉，以便准备战争，历史已经证明了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深刻而长远的战略眼光的。当事人之一的何应钦几十年以后，以战略观点总结道：“领袖处此内外交攻之下，而不轻言宣战者，绝非冀图苟安，或个人有所畏惧，实以内乱待平，国力未充，不容以国家安危，作贸然之举措。其苦心孤诣，应钦知之最审。诚如本书所言，若非领袖不计个人毁誉，但求有利于国家，忍天下之所不能忍，何能换得自‘五三’至‘七七’九年备战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心理与军事建设！倘若无此九年国力建设，何能持久抗战？抗日胜败之关键，端视中国能否‘持久’；而‘持久’之根基，实奠于领袖之忍辱负重，换得备战时间。”（注7）但是当时的青年人并不理解。
   
   
   　　在“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侯，热情的学生当然不可能理解政府秘密备战，争取时间的苦心，他们要求立即对日本宣战。“九一八”过后几十天，京沪的请愿学生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打成重伤；北京各学校有二千学生欲南下请愿，他们占领了车站上所有的列车，使得站长不能办公，交通也随之中断；北京、上海的学生甚至成立组织，要步行到东北参加马占山所领导的义勇军；青年学生所敬重的蔡元培，一直出面劝导学生，他也在12月15日被北平南下的学生按在地上殴打，等等。
   
   
   　　如果蒋介石没有理性而冷静的战略眼光，如果没有对全体民众的责任感，就会讨一般民众之所好，捞取政治资本。蒋介石敢于坚持自己的战略构想，哪怕付出被辱骂的代价。其实中国的学生何民众是很识大体的，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开始以后，大家的热情就变成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抗战，反政府的学潮也平息。
   
   
   　　在“九一八”发生之后的几年之间，国民政府一面准备战争，加强各方面的建设，一面忍辱负重，延缓战争的爆发，同时进行“安内”，对付因为日本侵略而乘机扩大地盘，并且仍然要推翻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国共之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武装对抗。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如此呢？必须先要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宗旨。
   
   
   　　我们以至今发表的史料，主要是中国大陆发表的史料，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下中共在抗战中的作为、贡献或过失。
   
   
   　　【注释】：
   
   
   　　1、黎东方著：《中华民国简史》第401-403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中华民国79年，台北。
   　　2、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93-96页，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中华民国67年。
   　　3、李学通著：《书生从政──翁文灏》第109,11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发行，年。
   　　4、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11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北京。
   　　5、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1-42页。
   　　6、杂志《独立评论》第44号第4页，胡适文题目《我们可以等侯五十年》。
   　　7、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3页。
   
   第一卷 二、第三国际中国支部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像中共一样，由外国人来操纵筹备成立，再由外国的专门机关发布行动命令，而这个外国一直侵略中国，还占领着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而且这个政党的灵魂，即党纲党章，都是这个外国文化的变种，这个政党不遗余力为外国服务。
   
   
   　　十月革命胜利侯的俄国，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急切地需要摆脱困境。不仅仅如此，苏联继承着沙皇俄罗斯的侵略传统，继续不停地进行扩张。因为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就获得了新的藉口和动力。最初扩张的对象仍然是欧洲，在德国和波兰都一败涂地后，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试图在东方打开突破口。中国首当其冲，由此上演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近一个世纪的空前悲剧。
   
   
   　　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是赤裸裸地为了殖民地利益，但是苏联的侵略，却是以帮助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实进行的。例如：斯大林在1918年11月，以《不要忘记东方》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打破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掀起他们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这样作，就休想社会主义底最终胜利，休想对于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斯大林把东方被压迫者反抗西方列强，作为俄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1920年，列宁在他起草的《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注1）列宁在这里也把俄国政权的成败与东方的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把东方当做征服西方的桥梁。
   
   
   　　在1919年和1920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所获取的一切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庚子赔款等等，极为广泛地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奠定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基础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其第二点就是苏联重申对加拉罕声明的承诺。加拉罕第一次声明说：“凡是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劳农政府把中东矿产、林业的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第二次声明时，苏联的困境已经有所缓解，所以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已经有所改变和保留，但是仍然声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约皆属无效，放弃侵略所得之中国领土与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注2）可是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中央委员会档案知道，正是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声明，并且重新确认加拉罕声明继续有效的越飞，早就已经得到斯大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指示，不要承认加拉罕的声明。为此感到在外交上有点难办的越飞，致苏共中央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信中说道：“我们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和1920年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指的是什么……当然，如果要耍一点‘灵活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化为乌有。但是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在外交政策中，一旦我们以最普通的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我们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堡垒的作用，这个损失要比在对内政策中做出重大经济让步重要得多。我是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掩护者，不过我认为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引入‘商业上斤斤计较’的方向，将会成为我们的全面失败。”这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的节录。（注3）越飞当然不可能改变苏共中央的决定，老练而狡猾的越飞只好欺骗孙中山先生，欺骗所有中国人，继续做出空口的承诺。不仅仅老沙皇在中国强占的利益没有放弃，而且苏联做出了沙皇在中国所不敢做的事情，在1922年派兵占领外蒙古，终于使得这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
   
   
   　　苏联的侵略企图再明显不过。比较老沙皇不同的是，苏联凭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侵略的意图包装起来。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知识份子，则不自觉的成为了苏联的工具，成为了苏联利益的代理人。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苏联的势力通过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在中国造成的震荡。而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由于继承老沙皇侵略利益的苏联，在远东头号争夺者是日本，苏联为了继续谋求在中国的利益，时而对抗日本，时而与日本妥协，就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复杂，最基本的是：苏联的利益，通过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成为了中国的内部问题。
   
   
   　　由于苏联的扩张转向东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干部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组织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党。
   
   
   　　现在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共产党直接派人进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部就本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这份文件中透露“‘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魏金斯基和四名中国革命者。’上海革命委员会有三个处，第一是出版处，大量印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的大城市散发；当时已经有十几个苏联共产党干部负责在中国工作。其次是情报处，在中国上海成立俄华通讯社，在北京建立分社，收集各方面的情报。第三方面是组织工作：“组织处在大学生中进行工作，力图把他们的活动引向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并将学生们组织起来。为把革命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由于我们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里召开了一系列学生的代表会议，结果于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这几个学生的代表会议，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刚建立的青年团的代表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这样我们就可能直接而积极影响学生运动，并且引导他们朝着务实的对工人和士兵进行工作的方向发展。”（注4）后来这个“上海处”被苏联驻北京的外交代表接管，再由第三国际派出马林，在上海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现存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有马林在1922年7月，就他在中国的活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下摘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段：“在第二次世纪代表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魏金斯基同志（按：曾经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在上海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十～六十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展开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陈同志在广东担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托主管教育。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成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党只能秘密地进行工作，党要求陈同志放弃广州的工作，担任政治领导。出版了一种共产主义月刊，在上海、广州和北京重新开始了工会组织的有计划的工作。”（注5）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辑第20页、21页中，有广州代表陈公博在中共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说明苏联通过建立通讯社，然后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的经过：“去年年底，B同志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注6）
   
   
   　　经过了苏联共产党人在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活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好几个，在此基础上，再由马林主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中马林的传记部份说，马林在中共的成立大会上，做了几个小时的报告。这与另外一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博的回忆一致。陈公博回忆道：“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在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惟俄国代表马林和吴廷斯基的马首是瞻。……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议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思。”（注7）成立大会在上海市一共举行了一天，马林的报告就占去了两个半小时，而且他可以取消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可见其主导地位。
   
   
   　　作为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的周佛海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中共的成立是俄国人直接命令的：他去拜访陈独秀时，俄国代表也在座，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1957年在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以栖梧老人为笔名回忆道：“魏金斯基最初化名是吴廷康，中等身材，态度沉默，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其他同志。经过李大钊同志的介绍，他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魏金斯基和他们会谈过好几次……，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于上海，推陈独秀为总书记。”后来中共的宣传机器，特别是夺取了政权以后，起码亿万次歌颂中共如何光荣成立，其实翻开史实一看，不过是在外国人导演下的一幕为俄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戏剧。
   
   
   　　中共的经费从何而来？主要从俄国。
   
   
   　　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完全依赖苏联供给经费无疑。现在再举出另外的例子。
   
   
   　　其一、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给中共钱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号文件·1923年中国共产党费用预算》（1922年12月，莫斯科，绝密）。“项目：支持《向导》周报，每月费用，二百金卢布；……中央委员会两名委员旅差费，一百金卢布；总计每月一千金卢布，总计每年一万二千金卢布。”再如《第七十九号文件·维杰里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上海）“……5月我通过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镑，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镑是用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抚恤罢工受难的中国工人──一千美元；给中国共产党4～6月的预算──一千五百美元；招开代表大会──一千美元。所有的钱都已转拨到位并按规定予以使用。据我收到陈独秀同志信知，7-9月预算款，现在十分需要。”（注7）那时候，中共党员人数很少，平均的费用是很高的。
   
   
   　　其二、在北京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记载的数字也可以证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五章是《经费》，“第二十六条：本党的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捐。（三）党外协助。”（注8）这好像是独立自给的政党，其实不然。这时候，中共有党员一百三十人，若以全部党员都是上等的五十元计算，每个月能够上缴党费总数也不过二百元。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陈独秀在会上做的报告，关于党的经费问题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按：讲话的时候是上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共产国际给钱，中共不仅仅不可能活动，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中共是由苏联派人操纵成立，再花费大量金钱养育，不用再举例。
   
   
   　　其三、据中共创党人之一的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马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陈独秀谓：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一万二千元，而张国焘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注9）对照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錧编辑出版的原始文件资料，证明周佛海说的基本属实。
   

   　　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这个党完全不可能活动和生存。前面引用的马林报的告中说，魏金斯基一离开，共产主义小组没有经费，就垮台了。
 
   
   　　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一手筹备、主导、和给经费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确定其性质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不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吗？现在看看在中共最早的党纲、党章里面，苏联的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其基本组成部份。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按：在本章中以下引用这同一书者不再另加【注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的第一条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是：本党党纲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至社会的阶级的区别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第一条中“革命军队”的提法肯定直接抄自苏共的文献，因为当时这十二个玩弄笔杆子的人，离“枪杆子”十万八千里。第一、第二条中完全是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在一切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是没有的。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是全民的革命，而不是一个阶级的革命，民权主义更与专政的概念格格不入。第三点主要是消灭私有制。而中国古代的自秦、汉以后，已经是私有制的天下，宋代更有张居正制定“一条鞭法”，将私有制用法律固定下来。这由第三国际代表所主持制定的党纲、决议和宣言，都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在陈独秀等人长期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否定以后，所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中共纲领表明，这个政党的灵魂是外来的。
   
   
   　　最后一条是与第三国际的关系。这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比较含糊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也是如此：“六、本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中央组织应每月向第三国际呈报告一份。如有必要，得派一正式代表前往第三国际设在依尔库茨克之远东书记处，并派代表赴远东各国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计划。”到了1922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与第三共产国际之隶属关系才明确起来，专门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全文如下，以便了解中共的性质：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这是中共一开始就听命于第三国际的铁证。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第一条：“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是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目的的担负者。”第十二条规定：“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指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以指令并监督其行动。”在这里明文规定，共产国际是“领袖”、“组织者”、，对于各国支部要“指令”和“监督”，中共当然不可能例外。这初期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都反对加入国民党，提出的理由也颇有理论依据，陈在1922年4月6日，曾经专门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魏金斯基，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而且武汉、长沙、北京，以及张国焘、蔡和森等重要人物都反对加入国民党；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反对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在有关的决议中，只是要邀请国民党“互商”。但是马林带着莫斯科的加入国民党的指令来，于是8月在杭州西湖再次召开会议，推翻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立即加入国民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立即服从了更高的权力机关莫斯科苏共中央的命令。可见中共的隶属情况。这种情况周佛海在《寒风集》中有一段回忆：“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仲甫（按：这是陈独秀的号）和马林虽然没有见面，意见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条硬汉，一定要马林认错，才肯见面，而马林却不认错。”“马林托我带一封信给仲甫，竟把第三国际代表的头衔拿出来，信中对仲甫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独秀只好屈服。陈独秀是中共的教父，是党的总书记，连他也不能够丝毫的对抗第三国际，足见俄国对中共的绝对控制权。
第三国际表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1990年，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崩溃，苏共档案得以公开，其中有许许多多文件都显示，共产国际完全是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之下工作的。关于中国部份的文件由三个德国专家和四个俄国专家选择出版，这些专家在《编者前言》中说：“众所周知，苏维埃外交政策在各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的。苏维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通过所有国家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下，共产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本集所收录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其它档案文献充份说明这一点。”（注10）非常清楚，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以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为名，建立了第三国际。然后以第三国际为名发号司令，推行世界赤色革命，声称是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首当其冲。
   
   
   　　中国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基本动力都是民族主义，就连“五四文化运动”也是为中国寻找出路。但“五四”的文化运动却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基本诉求，即为了爱国必须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精神文化，只保留空空的躯壳。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以后成立，由中国人组成，灵魂却是苏联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是苏联的，经费是苏联的，指挥操纵也是苏联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成为了苏联利益在中国的直接代表者。在堂堂皇皇的意识形态掩饰下，作了许多只为“无产阶级祖国”服务的事情。
   
   
   　　弄清楚了这点，才能够基本弄清楚为什么中共在日本人欲灭亡中国的国难当头的时候，采取了那么多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理解的行动。当然，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各种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中国的农民暴动，为了推翻旧有的政权，而只顾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根本不顾及民族的利益。例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他们成为了清朝入关的马前卒。而抗日战争还有更复杂的一层。
   
   
   　　【注释】：
   
   
   　　1、解放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1950年。
   　　2、司马璐编：《中共党史资料集粹》第264页、282页，自联出版社，香港，1978年
   　　3、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第86页，大东图书公司，台北，中华民国86年（1997年）
   　　4、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9-30页
   　　5、李玉贞主编、杜魏华副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2-6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9年。
   　　6、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
   　　7、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45页。
   　　8、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8页。
   　　9、陈公博、周佛海著：《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第33-34页，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88年。
   　　10、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页。

(中共壮大之谜（1）（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