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摘周报》2004年01月05日第5版，作者：宗和，原题为：《“九大”前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

　　张、姚批评陈伯达按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毛泽东决定另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的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他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曾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在起草“九大”报告期间矛盾便见显露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回忆，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对他说：“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写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由于陈伯达这时归于林彪势力，而张春桥、姚文元则是江青集团的重要骨干，因此在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公开分裂，张、姚批评陈伯达按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毛泽东决定另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

　　林彪却对这个报告稿根本不看，一字不改，陈伯达更置毛泽东肯定张、姚报告稿的态度于不顾，激烈地指责它是“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为此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是党内生活所允许的。但毛泽东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则蕴涵着复杂的内容。据参与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吴德回忆，这明里是在揭露陈伯达，但其矛头则是指向林彪。讨论修改党章时，毛泽东还两次删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赞颂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表明毛泽东已对林彪集团怀有戒心并严重不满。

　　“九大”期间，使林彪焦虑和猜疑的问题更多

　　“九大”在推举大会主席时，会场上曾经出现过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毛泽东突然说：“我推荐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毫无准备，但他立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随即提出了更新的建议，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虽然毛泽东继续担任了大会主席，但他这一极其特殊的举动，对林彪、也对会议的全体代表产生极其复杂的政治影响。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的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他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曾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毛泽东关于张春桥也可以接班的话，林彪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叶群曾经说，九大以后，“在苏州，他转氨酶高，我们两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林彪虽然在毛泽东面前没有表示对“接班人”的看法，但叶群所说“他哭政治上的”这话，已经相当深刻地表现出了林彪对自己未来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可能改变而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差得很远，拖不过毛主席”，叶群的这句话真正说出了他们认为林彪难以接班的深层认识。

　　在外交、战争等问题上分歧明显

　　九大以后，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战争等问题上也产生了明显的分歧。1969年，苏联在珍宝岛与我边防部队发生流血冲突后，继续在中苏边境制造紧张局势，毛泽东开始考虑要改变腹背受敌的状况。毛泽东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并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毛泽东同意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的建议，认为中国可以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抑制苏联的严重威胁。毛泽东因此决定调整我国外交战略。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这次会晤促成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把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而这时，林彪仍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坚决对抗的观点。

　　9月27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10月13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向黄永胜下达了调动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紧急指示”，该指示随即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全军执行。林彪的“第一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办公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送中共中央、毛泽东。毛泽东审读传阅件后异常不满，指示烧掉这个“第一号令”。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林彪不报经毛泽东批准，擅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一行动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而且可能给国家以至世界带来极严重的后果，这就必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越南外宾时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可是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到这样的结果。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外交政策调整方面与林彪存在分歧，林彪反对中国与美国往来。毛泽东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毛、林的分歧还体现在军队的领导权上

　　“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就诬陷罗瑞卿要夺军权而将罗打倒。“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的野心有了极大的发展。他利用毛泽东重用军队、重用军队领导人来支持和控制“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打倒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军队领导干部，形成和巩固了林彪集团。

　　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以及黄永胜等人支持和执行林彪违背军队指挥原则的“第一号令”的行动，使毛泽东对党内产生另外的权力中心的危险性更为警惕。

　　1970年7月，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针对“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缔造和指挥的”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两种表述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黄永胜谈话，他明确地指出：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然而，“两报一刊”在8月1日发表的社论，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改正。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时，多次谈到 1970年的“八一”社论和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的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论，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设不设国家主席直接导致毛、林冲突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提出了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并且具体地提出了在宪法中要写明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此后，毛泽东和林彪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林彪看来，取消国家主席的建议再次证明了“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的分析。林彪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他一反“主席拥护的你就拥护、主席反对的你就猛反对”的“处世方法”，于4月11日向政治局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于林彪建议的第二天即12日就予以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但是，因为有林彪支持，政治局内有人继续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4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这一次坚持他的意见，已经与前两次有了很大的不同，带有指出存在分裂危险的意义。

　　毛泽东的谈话，对林彪思想上形成的冲击，绝不亚于听到张春桥也可以接班时产生的震动。面对危机，林彪集团决定用斗争的形式来保卫林彪的未来政治地位。

　　5月中旬，林彪与吴法宪谈话，继续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他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此时的理由，已经改变了以前“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的说法，而具有了对抗性，其实质是指责毛泽东正在制造“名不正言不顺”的政治局面。

　　7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更为明确地指出了设国家主席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8月初，林彪通过叶群对吴法宪说： “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该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形成了双方都不退让的态势，终于导致爆发。

　　(据《中年人》2004年第1期 宗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