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岸：阿妞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大跃进期间没有国营农场“亩产万斤”？》 她猜测，是因为【被俺和其他人忽略的现象与事实：毛泽东搞大跃进炮制诱导鼓吹“亩产万斤”大放“卫星”的险恶用心精细算计，是要通过诱导强迫农民交出口粮，换取苏联工业设备技术资金建立中国工业以及军事基础，迅速打下他同克里姆林宫“天公试比高”的帝国基础。】。

阿妞老师还猜测：【而国营农场，特别是军垦农场，恰恰是毛试图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化体系”一部分。 他不需要也不准许这些国营农场交出口粮绝户垮台。】

关于“亩产万斤”，我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亩产万斤”考》，与阿妞老师讨论一些双方关心的问题。

现在，我已经找到一篇文章，文章内容显示，中央要求国营农场“亩产三千斤”，当时的农垦部部长王震反对，他回答“三千斤达不到，一千斤也达不到”。

怎么样，阿妞老师，还有G沫若博，我这个非历史爱好者，也能查出历史真相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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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接上页

转自博讯《历史资料》www.peacehall.com

   　 　其实，到农村去走一下，就可以办别真伪了。主持北京工作的中央委员刘仁见到报上的「卫星」之后，跑到京郊去，指著麦长势不错的一块地问老农：「这块麦子 这么好，一亩地能打五千斤吧？」老农马上来气了：「这是瞎说……¨只有傻蛋才会相信！」刘又问：「那你看究竟能打多少？」回答是「我看三百五十斤顶了天 了！」

   　　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报告，也不尽是由于轻信，这与他一贯过份迷信「精神变物质」很有关系，是主观唯心主义在他脑子里作祟的结果。自从他年轻时接受「观念创造文明」这一观点起，唯心主义已在他脑子裹呆了四十年，他在一九五八年的表现决不是偶然的。

   　 　在三月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作长篇发言，讲到在中国「生产力沉睡了几千年，现在一下把它叫醒过来，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这本是浪漫的 文学语言，也可以说是唯心主义。因为在中国有的只是缺乏先进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和原始的耕作工具，从来就没有什么「生产力」睡在地下。但毛听了这话□大为兴 奋，插话道：「左舜生（一九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国民当政府农林部部长－－作者注）他们叫『醒狮派』……¨我们才是真正的醒狮 派。狮子一醒来，它就要发泄了。」（注７：《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八页。）只要一下「唤醒」中国的百姓，「生产力」就会从地底下涌出， 「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甚至几万斤转化」，毛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注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引 自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七页。）当年十月，他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一场争论可以说明这一点。

   　　哲学家李达和毛一样，也是一 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由于他和毛都已故去，这个故事是当时湖北省委干部梅白披露的，（注９：《春秋》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但当时 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毛、李谈话「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注１０：《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因此断定梅白所写是谎言。不过梅文中毛说的 话似乎不像是编造的，而且毛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与梅白大致相同因此引述在此（注１１：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三六至二四○页。）

   　 　按梅的说法，李达到了武昌东湖客舍，一见毛便直呼毛的字道：「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 重性」，并作了一番解释。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的话，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 样？」李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未 及说完，梅在旁示意李止住。毛发觉了，说「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于是李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四十 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当时头脑发烧的不只毛泽东一个。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热度与毛不相上下， 甚至更热些。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县的县委寄给他的《宁乡快讯》上有亩产六万五千斤的「卫星」，他大概相信了，所以九月下旬在江苏视察时说：「（亩产）一万斤 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这样再过八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注１２：一 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十月中旬，他到了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世荣告诉他粮食太多了，明年打算减少播种面积。他不作调查，当即表示赞同： 「我看这个方针对，将来就可实行用三分之一的田地种粮食……」

   　　不学无术的党阀康生到处鼓吹大跃进，他竟然跑到安徵农学院去做报 告，说「甘薯接在西瓜秧上，结果甘薯长得像西瓜一样大。」「烟草九公尺多高，像四层楼那么高，而且是大面积的，书本上根本没有。」当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些老 教授不相信一亩地能收几万斤粮食时，他竟声色俱厉地将「资产阶级」教授们训斥了一通。

   　　因为轻信了牛皮，中央竟要求全国的国营农场平均亩产水稻三千斤。农垦部部长王震断然拒绝这一指令：「三千斤达不到，一千斤也达不到。」可见王震还是位明白人，比打包票要在一九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冶金部长王鹤寿高明不知几许。

   　 　当年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党的另外一位副主席朱德元帅同为农家子弟，也比毛泽东高明一些。一九五八年秋天，他的家乡四川仪陇县有三位青年到北京参加「社 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份子大会」，朱德将他们请到家中作客，问他们：「稻子收得咋样？」这三位积极份子一连串吹牛的数字脱口而出，朱德却不轻信，又追问了几 个问题，马上使来客哑口，露了馅。不过，当他被邀到广东番禺县参观番薯（又名白薯、地瓜）亩产百万斤的「卫星田」时，虽翻开泥土看出了破绽，却只说了一 句，「番薯排列得像军队那样整齐」，没有公开揭主人的短。

   　　同样是元帅，同样参观了那块亩产百万斤番薯的奇迹，外交部部长陈毅却相信了眼见的「事实」，并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证实那奇迹之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