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突然瓦解的时候[1]，整个世界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这么强大的帝国怎么可能消失呢﹖今天看来﹐整个苏联的内部堕落历史﹐尤其是其后期的“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虚假强盛﹐反而是惊人的事实。与此同样，在日本的政治构造中﹐当最大的反对党社会党[2]崩溃时人们也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我们略加思考﹐反而要惊异﹕本来早就失去影响的这个反对党竟然能够抗衡自民党四十年﹐还能不时摆出取代自民党的姿势[3]。社会党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冷战所赐。

虽然社会党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以来的“劳农派”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党作为组织是在战后终结不久结成的。总的来讲﹐社会党总是小心地避免与国家政权 (包括战后的美国占领军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它的右翼一直在与当政者合作(包括在战争期间)。1947年美国占领军当局转换政策﹐从推动民主到反共清洗﹐客观上帮助了社会党通过民主同盟控制了日本的多数本来属于共产党的工会组织[4]。1950年﹐在朝鲜战争期间，由各分离的产业工会组成“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成为社会党的最大支持力量并向社会党提供不少干部。与此同时﹐劳农派组成社会主义协会及劳动大学﹐从理论﹑教育上支持社会党。

1955年﹐分裂的社会党左﹑右派再次联合﹐形成夺取政权之势。这刺激了右翼政治势力的联合﹐促成自由民主党的结成。这个所谓“自·社对决”的“五五年体制”﹐一直维持到1993年社会党的决定性衰退与自民党的暂时交出政权为止。

在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中﹐在激进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下﹐总评动员了上百万的工会成员上街支持学生﹐特别在6月23日达到高潮。安保斗争以后﹐社会党完全成为体制内的反对党﹐主要通过国会来牵制执政的自民党﹐总评则集中力量到“春斗”[5]之中。另一方面﹐虽然统治阶层强制地通过了安保条约﹐压制了三池罢工等﹐但也害怕反抗斗争继续下去或类似的斗争发生﹐全力把民众的主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上﹐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奇迹。社会党在这一期间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按照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的评价：在野党社会党提出许多建议、要求，执政党自民党一面抵抗、一面逐渐诉诸实施。

与其它发达工业国家一样﹐达成高度经济成长的日本的工会变得越来越保守﹑狭隘与软弱。总评虽然拥有55%的所有日本工会成员﹐但四分之三的日本劳动者没有加入工会。许多中小企业以及非熟练的劳动者没有自己的工会﹐他们的许多人投票给1964年成立的﹑以创价学会为母体的公明党。当中曾根内阁于八十年代初期推行国有产业(电讯﹑铁道﹑烟草等)私有化时﹐总评拒绝支持国有铁路工会的罢工行动[6]。1989年11月﹐已经由总评与右翼工会“同盟”[7]合并改名为“连合”的组织进一步包括公共机构的工会﹐下属766万成员。

与总评专一地﹑无条件地支持社会党不同﹐连合按照其是否“热心改革”有选择性地支持社会党的竞选人[8]。连合在1986年的参议院选举时也推举“连合”候选人并获得12个席位。而1989年12月成立的专一支持社会党的全国劳动组合联络协议会﹐只包括28万名成员。社会党的基础进一步被削弱。

在冷战的构造下﹐社会党的作用可分为两类﹕首先﹐日本的统治阶层本身并不强大﹐自民党对于社会党能够吸收大部分的反对势力到体制内来运作“乐观其成”。战后以来﹐不少调查分析都表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支持度总和为一定比率﹐也就是说﹐社会党势力的消涨没有影响自民党的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社会党在与自民党的交往中﹐已经“成熟”得使自民党可以放心地甚至把政权也交给社会党。[9]

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冷战构造之下﹐跟随美国的日本统治集团自身完全断绝了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常联系。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政府必须依靠﹑容忍社会党与苏联﹑中国﹑朝鲜等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建立友好关系以确保两国之间的非官方渠道。特别是对中关系﹐因为日本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建交，更得依赖非官方的联系。例如﹐1959年5月﹐中国政府因为长崎展览会上的国旗事件中断了与日本的非官方贸易往来﹐浅沼委员长率领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除了借助中国巩固社会党在日本政治中的地位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恢复两国之间的“非官方”贸易往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浅沼代表团能与中国共产党发表共同声明﹐宣称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样的言行在冷战构造之下的日本政治中﹐有助于加固社会党的地位﹐连美国也不得小看社会党。

作为日本的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唯一政治势力﹐社会党即使从事违背日本“国家利益”的行为﹐日本政府也只好默认。例如﹐关于教科书问题﹐由社会党向中国政府提供情报﹐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后，社会党再在国会内以“亚洲国家的抗议”为理由批判日本政府。[10]

如此﹐不难理解1989年天安门事件对日本政治构造﹑特别是对社会党的冲击﹐但实际发生的转变﹐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