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这个人

    博古（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本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后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精通俄语与政治理论，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临时受命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负总责。由于中央红军在他的领导下连遭重大损失，他在遵义会议上退出中共领导集体。他代表中共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与中国国民党会谈合作，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创建领导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是中共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因飞机失事遇难。一起遇难的还有叶挺、王若飞和邓发等。

    1921年，秦邦宪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苏州工专”）学习，接触大量新思想，并加入“孤星社”。1924年1月，无锡在外埠读书的学子组成“锡社”，孤星社与之合并，秦邦宪担任苏州委员会负责人。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当时身为苏州学联负责人的秦邦宪闻讯后，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办了校学生声讨大会，并且率20多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上街举行游行示威。1925年9月，他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一说英语系），师从系主任瞿秋白，并旁听恽代英等老师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不久加入中共。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大学中共党组织决定让秦邦宪赴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

    1926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此后，秦邦宪使用“博古”作为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中苏关系发展、孙中山与苏联建立联盟的产物，有很鲜明的政治色彩，学校一切工作又是在苏共中央领导下进行，所以中苏两国各自的激烈的政治斗争，都在中山大学有敏锐的反映。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出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冲突，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可避免卷入政治斗争。

    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被解职，副校长米夫还在中国，所以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主持学校工作；这和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产生冲突，支持两派的学生也被被称之为“教务派”和“支部派”。由于俄语出色，博古被指派担任向忠发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翻译，躲避了中山大学内部派系矛盾冲突；也因此結識代表团成员刘群先，两人随后相恋，并于1928年5月在苏联结婚。

    苏联内部的两派斗争在1928年夏达到高峰。当时中山大学苏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压阵支持学校支部局，虽然遭到多数学生反对，但在博古等少数派支持下，仍然通过表决，支持学校支部局工作。会后，王明声称，他们这派人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半个是谁？

    那“半个”是徐以新，1928年初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只有十七八岁。据说他当时政治姿态比较模糊，同时还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只能算“半个”布尔什维克。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王明、孟庆树、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张琴秋、沈泽民、王盛荣、凯丰、何子述、宋潘民、陈原道、殷鉴、李竹声、盛忠亮、袁家镛、王云程、孙济民、夏曦、朱阿根、汪盛荻、李元杰、王保礼、朱自舜、杜作祥、萧特甫和徐以新。

    王明在1929年三月回国，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年多时间后，即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一步跨入中央政治局，继而成为政治局常委，取得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权力。虽然明显欠缺资历，王明却自以为是，又绝对好斗。他最早批瞿秋白，后来批李立三，后来又批毛泽东。

    1931年九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开始遥控国内的临时中央。他走后，博古在这一时期充当了王明在中共的代理人的角色，继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

    “二十八个半”的人生轨迹迥异。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都曾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层，夏曦、何子述、陈原道等英勇就义成了烈士，盛忠亮、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李元杰等则投敌变节，还有一些人脱党。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理论武装而言，其中不少人能大段背诵经典著作，所以极有资本搞教条主义，其思维模式、行事风格也为共产国际所信赖；而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则被视作满脑子“狭隘的经验论”，“事务主义非常浓厚”，有“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

    博古呢？1929年下半年，他以优越的成绩考取了中国问题研究院研究生，同时还担任校内工人班政治常识教员，党的指导员及教务处翻译。同年底，中山大学开始大规模的“清党运动”，这一运动将很多中国留学生牵扯进入苏联党内矛盾。心灰意冷的博古因此申请回国，并于1930年5月，借道法国，乘轮船回国，抵达上海后，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从事地下工作。

    回国后的博古，在上海与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老同学相逢。当时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31年4月，博古调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1931年 9月初，周恩来和王明告诉博古，周恩来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明去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改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临危受命。之后决定成立中共临时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等九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同年10月18日，王明和周恩来相继离开上海，24岁的博古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其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直接指导，并继续贯彻执行四中全会方针。

    1932年12月，上海地下党再次遭到破坏。政治局常委卢福坦等被捕变节，致使张闻天、陈云等险些被捕。博古在请示共产国际后，决定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次年1月，迁到中央苏区瑞金，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接待博古，当时博古问道临时中央的指示时，罗明表示没有传达到基层，招致博古的忌恨。博古考虑到迁入后的中央机构繁冗，于是决心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担任总负责人。

    当时恰逢国民政府准备第四次围剿战争，蒋介石亲自挂帅进攻，博古同时召开中共中央局，主张坚守阵地。这一主张遭到了罗明的上书反对，认为民众没有实力抵御长期的阵地战、应当继续游击战，且直言中央局的决议“空洞说教”。博古读后勃然大怒，并起草《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罗明为主的“机会主义”（罗明主义），并随后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大量基层和前线干部被牵连撤职，包括张鼎丞、刘晓、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均被牵连（毛泽东已被剥夺军权）。然而在前线的吃紧，使得没有军事经验的博古只能仰赖朱德、周恩来的前线将领，并最终获得胜利。

    因为前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使得博古等人头脑发热，并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顾问李德支援中央苏区，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让他参与军事决策；然而参与过欧洲战场的李德却不了解中国战场的特点，遂与周恩来等人无法合作。同年冬，福建发生以十九路军为骨干的李济深、陈铭抠、陈公培、蒋光鼐的“福建事变”，本当抵御日军进犯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派去镇压红军，招致部队愤怒，遂成立中华共和国，并与红军将领彭德怀、朱德密切联系。蒋介石遂率中央军抵达福建镇压，当时本用于第五次围剿战役的部队抽调福建，红军部分将领彭德怀建议出兵支援福建。然而当时博古、李德则认为蔡廷锴等人不可信，遂颁布《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拒绝支援。

    福建事变被平定后，蒋介石平定福建事变后，重新整理部队，遂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何健、陈济棠、顾祝同、蒋鼎文率四路军队一百万合围中央苏区，最终成功。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遵义后，博古主持遵义会议，会议上博古率先作报告，检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军事指挥错误，但主要是客观条件的困难。周恩来随后做副报告，称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紧接着张闻天作反对中央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随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利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保守主义。随即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纷纷赞同。会议召开三日，博古尽管没有完全想通，但基于党性原则，服从大多数意见。最终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增选毛泽东政治局常委；博古因此失去中共实际领导权。次月，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博古坦然交出印章，以大局为重，改由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作为权力的过渡交接，博古仍任政治局常委。

    博古为人廉正持平，当时三渡赤水中，中层军官对大规模迂回作战不满，林彪因此写信给张闻天，要求撤下毛泽东，换上彭德怀。博古从中做工作，将事情平息下去。8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处处相争时，博古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9月初，双方的争议已经不可调和时，博古还救出险些死于内斗的叶剑英。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博古兼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他与林伯渠合作，一同治理地区的盐运、赋税问题。他还领导党务委员会负责解决当地肃反问题，释放刘志丹、习仲勋、高岗、马文瑞等一百余人。

    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从而揭开了为期数年的延安整风，由于遭到了王明的反对，整风运动逐渐扩大。1943年，整风运动达到高潮，博古作为“教条主义”代表，首当其冲、成为被批评的对象。1944年，中共七大召开后，其兼任的理论性职位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未进入中共七大产生的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共中央委员中，博古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2月，博古担任政协宪法草案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由于国共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王若飞、博古必须回延安汇报请示。同年4月8日，王若飞、博古等中共代表，与叶挺、邓发等一起乘坐美军观察组的C-46运输飞机返回延安，飞机因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飞机上的人无一生还，史称“四八空难”。

    对于博古（秦邦宪）的评价，因评价者所处的利害关系，往往有不同定论。中国共产党主流史学中，认为他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因对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失败承担领导责任，特别是对共产国际的指使完全服从，使得中共党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博古也致歉道：“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他的检讨非常深刻，得到与会者的谅解和赞许。党内主流对于他在遵义会议后的贡献，包括国共和谈、新闻机构等贡献则持肯定。中共报业，包括《解放日报》的同事们对博古始终尊敬，没有因为他犯过政治错误而产生厌恶的情绪。博古之子秦刚则表示“历史给他安排的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认为他24岁刚从苏联回国，在国共内战中最险恶的局面中承担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是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

    从个人性格和做事上，对于博古的评价基本持正。1936年，到达陕北的记者斯诺曾经在《西行漫记》等书中评价道，“在我所见到的中共领导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较为风度翩翩，妙趣横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他身材略高于一般人，瘦骨磷响，名符其实地瘦得像根钢丝”。“他蓄短发，头顶活像一把硬刷子”。“他反应极快，和周恩来一样思想敏捷，甚至在机灵方面比周恩来更胜一筹”。“他爱打网球，也爱打扑克”。博古遇难后，朱德每逢他的忌日，均招呼博古孩子到中南海吃饭。党内一些干部也私下称赞他“是好人，很有学问”“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