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16章。

第16章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

1977年底，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注：校长是华国锋）召集党校的党委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怎样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讨论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究竟以什么为标准 来判定历史是非。胡耀邦说：“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胡耀邦说：“由吴江同志（注：哲学教研室主任）牵头，缪、周参加，下周到我处开会，冯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   这个新成立的小组，写了一个新的讨论纲要，并开始写一篇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又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几乎与此同时，《光明日报》哲学专刊 主编王强华 约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 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章写好后，王强华 打算把它放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为此，他把报纸的大样 送总编辑杨西光 审阅。杨西光 让这篇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增加文章的分量，并请来胡福明，对他说：“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胡福明答应了。此后，文章由中央党校的几位理论教员作了修改。党校的吴江看到这篇文章后，觉得此文很有勇气，他让孙长江把这篇文章 与党校自己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合到一起，题目还是用党校的。1978年5月11日，经胡耀邦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新华社全文转发。接着的两天内，《人民日报》等全国24家报纸，全文转载此文。

华国锋指示《红旗》杂志：不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表态。他向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打招呼，要他们不要表态，并批评了 已表了态的。   5月17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宣传系统会议上 批评人民日报 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不准《红旗》杂志刊登 任何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认为这是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大问题，批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他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5月30日，邓小平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三天后，他又说：我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这一场争论，很快扩展到全国。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 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两个星期后，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 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然后，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 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决定到全国各地走走，去“到处点火”。他先后到广州、成都点火。他说：“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9月中旬，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住进南湖宾馆。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 请他讲话。邓小平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邓小平离开长春后 到了沈阳。他在那里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平反的发动

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对前去看望他的叶选宁（注：叶剑英之子）说：“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里，胡耀邦所说的“冤案”，主要是指 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的案件。这一大批被整者及其家属，在四人帮垮台、老干部重新掌权之后 纷纷提出上诉。   胡耀邦在1977年秋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之后不久，说：“光揭批四人帮，怎么不放人啊？要赶快把人放出来啊！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啊？”他显得十分着急，立即组织一个三人小组，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发表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声号角。

1977年12月胡耀邦就任中共组织部部长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干部政策。在他的领导下，组织部为平反冤、假、错案 做了大量的接访、调查、写审查报告、定案等工作；从易到难，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但胡耀邦受到很大阻力，正如他后来回忆时说的：“平反冤假错案，我在组织部任期内进展并不快。主要有三条原因：第一条，中央管的干部的材料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交。第二条，非中央管的干部，权力也不在中央组织部，我讲话也不灵。开二百人以上的会议要经过批准，因此我们不开大会，今天找这几个省和部，明天找那几个省和部，一年中开了十几个座谈会。第三，汪东兴同志公开干扰。实际上批判了我们两次：一次是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同志主持，由专案一办攻我们，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平反。一次是同年9月25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一个会议上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他这里说的“两个不管”，有人就问胡耀邦：“你说‘不管什么人定的、批的’，假使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明确地回答说：“照样平反。”   但是，汪东兴在印发胡耀邦这个讲话稿时，却将这“两个不管”删掉了。   为了将“两个不管”的想法传播出去，胡耀邦组织人员 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写好后，发表在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全文。次日，各地方报纸广泛转载。

1978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以及接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开彻底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平反。根据全会的决定：中央专案机构被撤销，其所有档案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这些被移交的专案材料 涉及669人，其中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国务院副总理7人。 

平反记录

从1978年至1982年底，在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共有300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其中47万多名共被恢复党籍。这也使数以千万计的 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其中的大案，都是当年毛泽东提出、定案或同意的，现在均得到平反，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也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案件，甚至解放前的案件。

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

（一）为一些重大事件公开、彻底地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为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平反，其中包括：武汉七二零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内蒙古“新内人党”案、“内蒙古二月逆流” 、“三家村”案。为中央和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平反，包括：撤销了中共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把原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注：毛泽东语）的错案彻底平反；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为把档案工作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错案彻底平反；撤销了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注：即江青主持的那次座谈会）纪要；撤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也就撤销了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荣誉。5月17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起 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在北京举行追悼会，公开平反昭雪。除了刘少奇，被平反的领导人还有：彭德怀、贺龙、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等61人、乌兰夫、谭震林、肖劲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注：但是，高岗、饶漱石案没有得到平反。)

（三）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平反，包括：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芳、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安子文、陈昌浩、李德生、杨献珍。1980年9月19日，中央发出通知，对文革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电台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平反。

（四）为省、部级干部平反。文革前夕，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1253人，其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有1011人。受冲击者中，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修正主义路线执行者的有453人。对这453名干部，进行了复查审理，结果是：在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85人，全部平反，恢复名誉；在文革审查期间辞世的40位，彻底恢复名誉；过去有历史问题结论，文革中又加码处理的，大多数维持文革前的结论；身体好、能工作的干部 平反后都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身体不好的做了适当安置。

（五）其他冤假错案。为文革中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500多名所谓“反动学生”平反。复查了在文革中 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的案件，根据不同情况，各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纠正、改判或平反昭雪的工作。

对文革之前、解放之后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平反。

（一）为被错划为右派的54万余人平反，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以上（但其余的1％多 未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 明确宣布 不予更改。反右运动本身也并未被否定，只是说 严重地“扩大化”了）。给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近32万人 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二）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 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一大批党员平反。

（三）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清理。1979年1月11日，中央作出决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全国先後有440多万人由此被摘掉了地、富、反、坏的帽子；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 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与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其家庭出身不再是地主、富农，而是改为“社员”。这一决定意味着 全国至少2000万人 结束了三十年来倍受歧视的历史，享受与其他人一样的公民权利。中央又决定：全国所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成份。

（四）为全国的知识分子平反。1977年7月，邓小平说：“‘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注：其实，‘臭老九’这个名词 确实是毛泽东说出来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污蔑，提出‘老九不能走’。”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五）为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许光达等平反。

（六）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为1958年青海省 平叛斗争扩大化 而株连的人平反；为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中 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为“新疆叛徒集团”问题、“东北叛党集团”问题平反。

（七）为小说《刘志丹》平反；为陕西省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

（八）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包括：为翦伯赞、高崇民、吴晗、马寅初、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民、吴景超等人平反；为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辞世的黄绍雄、刘王立明、吴晗等人举行了追悼会；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为一些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平反，包括：科学家赵九章、熊庆来，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艺术家周信芳、郑君里、严凤英、潘天寿、盖叫天，上海市副市长、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等。

（九）其他冤假错案。对“四清”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为“整风、整社”、“三反五反”等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十三年间（1967年至1979年）挨斗挨批、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 大约2000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平反，被开除党籍的党员恢复了党籍，被无辜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对在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造成141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件，予以平反昭雪；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

对解放前的历史遗留案 也进行了复查。

（一）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翟秋白、张闻天、李立三平反；为党的杰出地下工作者潘汉年、扬帆一案平反；为原红五军团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平反。（注：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没有被平反。）   这里讲的瞿秋白案，源自瞿秋白在被俘后所写的《多余的话》。在该文中，瞿秋白写了他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让人读了觉得作者没有向上的斗志。1935年，《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登载在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上，1937年全文刊载在《逸经》半月刊上。中共当时不相信《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写的。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 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原稿，中共方面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1945年，中共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到翟秋白时说：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注：指英勇就义），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0年底，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其中写道：“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1955年，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将他的遗体 从福建长汀 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共对翟秋白的这些正面做法 是基于不相信《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写的这样的认识。   但《多余的话》确实是瞿秋白写的，这个事实后来被中共认识到。那是在60年代初，李克农对陆定一说《多余的话》的真迹已流出国外，建议买回来。陆定一 开始时认为这是国民党伪造的，决定不买；但不久后，陆定一 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谈起这件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座，周恩来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这样，《多余的话》是翟秋白所写这一事实 就被大家公认了。   1963年，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刊出一篇文章，题为《评李秀成自述》。文章说：“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当时，范文澜、郭沬若等学者都对戚文有不同意见。但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文章后，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于是，有人就联想到了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事，认为他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终”。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件事又被掏了出来。周杨就去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陈伯达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也写过一个自述吗？是黄敬（注：原名俞启威，当年曾与江青同居，新中国成立后 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告&＃18211;我的，因为黄敬被捕后也写过这种东西。”周杨见到江青时，谈起这件事，江青说：“什么自述，他（黄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离开的。”周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一言未发。后来，周杨又去见毛泽东时 问道他看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没有，毛泽东回答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此后，瞿秋白被中央公安部定性为“叛徒”。周恩来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去！”红卫兵就把瞿秋白的墓砸毁了。后来，连瞿秋白父母的墓也被毁了；其夫人 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关进秦城监狱，后来放出来保外就医，但三天后就死了；女儿也被关了十年“牛棚”。   文革结束后，陆定一于1979年2月1日写了一封信 给陈云、黄克诚 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中说：“说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曾见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根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谢富治人品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变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陆定一对前来看望他的瞿秋白的女儿 瞿独伊 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请求给你父亲平反。瞿独伊 立即给中央写信，要求为她父亲平反。中纪委调集五人，成立“中纪委第八组”，专门复查瞿秋白的问题。这年4月，瞿秋白的胞妹、已79岁的瞿轶群 写信给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 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陈云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注：中组部副部长）办”。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中纪委第八组 于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1980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北京举行，会议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一系列文件中 包括为瞿秋白平反的报告，但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 未获通过。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时，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1982年9月，中纪委在一个报告中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七卷《政治理论编》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二）对苏区肃反受害者 进行了彻底平反。1930至1935年，各苏区曾开展肃清“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取消派”的肃反运动。苏区肃反中错杀了一大批人，都是严重的历史错案。中共中央已于1954年 在江西、福建、湖北等省 平反了近两万人，对其他省中 被错杀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 也已平反昭雪，但尚有一些遗留问题。1983年3月和6月，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在各省组织部门与民政部门的密切合作下，彻底解决了这一类历史遗留问题。

（三）关於“红旗党”案。延安审干时，在康生主持下，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的地下党 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审干后期，中央发现所谓“红旗党”案 纯属假案。但文革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人再次遭到诬陷，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1981年9月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为被诬陷为“红旗党”的人员 平反昭雪。

（四）为所谓“黑党”、“假党”问题平反。在文革中，原杨虎城部第38军里的 中共地下党组织 被诬蔑为“黑党”、“假党”。经查，这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央组织部 转发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文件，为“黑党”、“假党”问题彻底平反。

（五）为中原突围历史遗留问题复查、平反。1946年，中原军区部队 在李先念率领下突围后 大部被打散，出现了很多掉队人员。通过这次复查，湖北、湖南、河南等省 共解决了约5万馀件 掉队人员的遗留问题，纠正、平反了解放初期定下来的案件。

（六）其他冤假错案。例如，为“肃清托洛斯基分子”问题上的错案平反、为云南地下党的“边纵”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为郑伯克彻底平反、为“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 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