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君：“支那”一词本非蔑称

说起“支那”这个词，很多人可能马上会说，这个词是进到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蔑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支那”这一词，并非近代才出现的。据考证“支那”这一次词，最早见于佛经对梵语Cina的翻译。古代印度称中国为：cina，古希腊称中国为Thinae，拉丁语称中国为Sina（不是新浪，哈哈）或Sinae，这三种称呼为同源，都源自于汉语中的“秦”。近代语言学家罗常培也赞同这个说法。

梵文中的Cina非但没有贬义的成份在里面，反而有“文明智慧之国”之意，《翻译名义集》：“支那，此云文物国。”《慧琳音义》卷22震旦国：“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

唐朝僧人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有这么一段话：“支那国，或云真那，或云震旦，亦云摩诃支那，皆梵语轻重也。旧翻为汉国，或云即大唐国，也或翻大夏国，又云思惟国：谓此国人多有智略能思惟故，皆义翻也。”

隋唐时，中国的大量佛经，僧人都称中国为“支那”。支那、真那、震旦等词为cina的音译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说：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唐朝时期，日本十分仰慕中国文化，便大规模派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及典章制度，然后传回日本。“支那”这一词汇便自然而然地传到了日本，到了公元9世纪初，“支那”已经成为了当时日本民间，对中国的一种普遍非正式的称呼了。当时的日本不论是官方，亦或是民间，都十分推崇中国的文化，固当时的“支那”这一称呼并没有任何贬义的成份在其中。

甚至连唐玄宗，都称中国为支那。唐玄宗的诗作《题梵书》云：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到了后来，“支那”这个词在中国反而用得少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称中国为“支那”已在中国形成风气。随着大量的日本书籍涌入中国，这一词汇又重新回到中国了。

在近代，“中国”这个词还没有普遍推广开来，很多革命家都直接称自己是“支那人”。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流亡期间，有人问：“先生是清国哪省人？”他回答道：余乃支那人，非清国人。1902年，他还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4年，宋教仁还创办了一个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梁启超女儿也写过一首豪情万丈的诗作：“舍卫山河历劫尘，历金环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到了1912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中华民国”这一国号，也暂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次年，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日本将中华民国称为“支那共和国”。

说“支那”是日本对中国的鄙夷的称呼，更多可能是来源于当时国人的自卑。

郁达夫先生出版的短篇小说《沉沦》也蕴含着，他对于“支那”这一称呼的看法，小说的主人公名叫“支那人”。他从中国来到日本留学，虽然周遭的一切都正常，他却总是怀疑别人歧视他，最终患上了忧郁症，自杀了。

闻一多在他的诗歌《我是中国人》中也写道：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香港作家冯学荣在《“支那”一词的由来》说：“中日关系恶化之前，中国人不但不在意。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

在国内的“爱国人士”号召之下，民国政府要求日本妞将官方文书中把对中国的称呼，从“支那”改为“中华民国”，但“支那”这一词汇完全从日本官方文书，报刊杂志、教科书消失则是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