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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也几乎毁灭了党”
送交者: 芨芨草 2015年10月15日18:08:4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师东兵:《政坛秘闻录》(4)“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也几乎毁灭了党”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雪峰(1907年1月19日-2003年3月15日

这些人都当过高官或者高官的秘书。在访谈中,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披露了当年政坛台前幕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本书努力挖掘历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二十余年的重大事件。本书是作者采访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在中国政坛风云一时的政要的谈话汇编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也几乎毁灭了党”——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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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哲人这样说过:“人生的道路充满了难以捉摸的未知之迷。”你本来想得好好的,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神使鬼差地溜进那个角落。无数自以为聪明的政治家,都费尽心机地自以为主宰了自己和别人的命运,但是事情的发展变化总是与自己的愿望相反,被命运之神无情地给嘲弄了。

我总想揭示其中的奥秘。

写完长篇纪实文学《山雨欲来》后,我就想续写《风骤京都》来反映1966年夏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于是,我访问了文革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彭真被撤销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后又兼任一段这个职务的李雪蜂。

早在20多年前,我就见过李雪峰。那是19667月,我在北京大学听过他的讲话。那时,他的个子不高,穿着灰色的裤子,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不住地摇晃。他说:“我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地下党。那时参加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参加党。我们在太原也闹学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有一条是不变的,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这回,我们在打倒彭真黑帮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吴德说的,我们几个人到北京来就是要演出一场《八大锤》。看我们演得像不像样,请你们来给我们打分。”他那俏瘦的身材和讲话时有力的手势,永远地烙在我的记忆中。

20多年过去了,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没想到82岁的他,身体依然硬朗、结实。那古铜色的脸上,虽然由于岁月流逝增添了不少皱纹,但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灵活而敏捷的思维,豪放但不失稳健的谈吐,仍显出一种刚毅不拔的气质来。他和我的两次谈话中,一直是边走边说,谈笑风生,使我感到十分有趣。

他对我说:“我看过你的书,比较尊重事实和历史。我对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很反感,对专门写我的传记一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很多人想来写我,都让我给拒绝了。但是要想反映一个时期的历史,里面牵扯到我的一些活动,我还是愿意提供的。现在一些人是以一美遮百丑,都是同时代的人,过去经常在一起,谁还不知道谁?搞那么多的鬼把戏有什么用。你写有价值的东西,对后代有利,对吸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有利,我看还是一件好事。”

李雪峰是山西永济人,中条山的溪水和黄土地养育这个热血汉子。193710月,为了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创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员会,李雪峰担任该省委的组织部长。194310月,晋冀豫区党委改名为太行区党委,他又担任了区党委的书记。1966年初,毛泽东委派江青在上海组织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李雪峰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

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我总觉得北京的许多事情非常复杂,是一个是非之地。19662月,刘少奇在他关于 [四清] 的讲话里,和林彪的态度明显不同。刘少奇说:[现在一些地方,搞四清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实际上是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来代替四清,这是一种概念和实际运用上的错误。四清的学习文件首先是党中央刚刚决定的二十三条,其次是党中央的有关文件。] 但是,我们只是从积极的方面和好的方面来考虑问题,一点也没有想到火会烧到刘少奇的头上。当彭真的汇报提纲遭到毛主席的批判后,刘少奇在和我们一些大局书记谈话的时候,就说:[彭真在历史上就是反对我的,他是对我搞封锁的。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过: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动不动就以功臣自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这样,我们也没有想到刘少奇会出问题。”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他在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上的真实情况。

19665月初,中央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到北京,叶剑英就跑来对他说:“又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他一怔说:“不知道啊!” 叶剑英隐隐约约把毛泽东批评彭真的《汇报提纲》的消息给他透露出来。他心里暗暗叫了一声:“糟糕!彭真出问题会连累许多人的,因为他那个汇报提纲各大局都贯彻执行了呀!” 他问叶剑英:“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叶剑英说:“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自始至终都是由刘少奇主持。但会议的程序和各种文件的起草,却都是毛泽东按排的。

彭真在开会时,紧挨着李雪峰。李雪峰看出来,彭真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李雪峰故意没有多搭理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会议一开始,康生、陈伯达、林彪等人就把矛头指向了彭真,他立刻和那些人顶起来,要求中央进行审查。中央只好停止他参加会议。李雪峰回忆着当时的情形说:“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彭真根本没有辩护的权利,开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开口,就被康生和陈伯达顶回去了。刘少奇也在会议上说:[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大家看到刘少奇这样讲,都跟起来了。”

李雪峰没想到,这次会议能撤销彭真的职务并让他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对我说:“当时,全国都在旋涡中,而北京是旋涡的中心。谁都不愿意来,但中央既然决定了,我只得硬着头皮上任。”刘少奇说:“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5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那张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学校立刻引起争论。那天晚上,陈伯达和康生分别给李雪峰打电话,让他去北京大学处理一下此事。李雪峰说:“我去不好吧,我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还没有向群众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陈伯达说:“你应该去,去了给大家讲一讲嘛!”于是李雪峰带了十几个华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点左右赶到北大。一到学校,就被师生团团围住了,他在会上说:“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大字报无论如果不能上街,这样影响很不好。你们可以在饭厅门口搭个棚子专门贴大字报嘛。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行的!”显然,他的讲话已经流露出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不满。所以,61日毛泽东批准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康生得益地说:“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李雪峰却摇摇欲头:“没想到给了我一闷棍!”

大字报公布的当天,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在钓鱼台14号楼赶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曹轶欧是康生派到北京大学的观察员,他们写评论时的情况是由她提供的。

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这样评价的:“5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过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196663日,刘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已经内定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走向正规。刘少奇首先同意了李雪峰提出的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诬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刘少奇主持的会议讨论同意了李雪峰代表市委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北京新市委工作组的成员派往各学校。李雪峰对刘少奇表示:“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刘少奇对李雪峰说:“彭真这个家伙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我封锁,不讲真话。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说:“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在指挥我们。”

几天后,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我考虑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李雪峰马上作了部署。于是,1966619日,王光美来到清华,正式参加了清华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我说:“刘少奇如果不把王光美早早地抬出来就好了。 毛主席对江青说:[连王光美都如此出头露面,你比她更有条件站出来工作。既然四清王光美创造了经验,就给江青在文艺革命上创造新路铺平了道了。] 你知道这话吗?”

李雪峰对我说:“我没有听说。但是我已感觉到了他俩都把自己的老婆抬出来了。当时,刘少奇问我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我感到很突然,就说:[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还有什么可讲的?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会把这张大字报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耽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如果全国都这么折腾,实际上就是天下大乱。] 刘少奇激动地说:[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于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这时,我以为是刘少奇的谦虚。”

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于64日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还发表了63日由周恩来亲自写的新华社的电讯稿《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李雪峰打电话请示刘少奇:“这个决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刘少奇对他说::“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点头了。”

三、四两日,李雪峰连开了两天会,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传达了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他在会上讲了北京市委关于进行文革的八条方针,也是经刘少奇修改的。八条的内容,重申了“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大字报多贴但不要乱贴”、“内外有别”、“不要上街”等他在北大讲过的话。这八条,后来被造反派批得一塌糊涂,成为“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

6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提出:“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刘少奇当时还是很有把握的,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还要规模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68日上午,工作组集中开会。北京大学一些人就在校园内设立斗鬼台,四处抓人进行批斗。当时有60多个干部被戴上高帽罚跪、游行,连党支部书记也挨了打。69日,刘少奇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李雪峰也马上派人调查。620日,刘少奇又批转了工作组处理这个事件的报告,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代表中央拟了批语。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到了85日,在毛泽东的斥责和指示下,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1966620日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但是,在刚刚批发简报后,刘少奇对李雪峰说:“我和总理、小平、陶铸、伯达、康生于6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向主席说明,学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夺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讲话后,主席说:[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地派人下去。吴晗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 所以,大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主席的这些话,应该是极而言之的,我们不能让它到了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

623日,李雪峰又召开会议,动员大专院校师生抓这种批斗的坏人和反革命。他说:“毛主席早就说过 [ 一个游鱼三尺浪潮 ] ,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来就是了。现在我们对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强领导,绝不能让各种[ 游鱼类] 制造混乱。党员干部要挺起腰杆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不可一日无党!党组织垮了的那些单位,要像救火那样迅速派出工作队!”

于是,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央从空军、海军及其他单位调来一万多人进驻北京各大院校组成工作队,领导文化革命运动。这些工作队名义上受北京新市委领导,实际上是中央接管的。刘少奇从64日到628日的一系列会议上反复讲:“对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有的工作组是好的,能和学生们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好的就留在学校,继续搞革命,不好的就撤回去;在运动中要划清明确的界限,不要把学校的领导和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当然北京市的黑帮要多一些,但是也不都是;学校的文化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和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还是好人嘛,不要来一个洪洞县里没好人,也就是说不要打倒一切嘛。运动的正规过程,要抓生产、抓工作、抓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同时注意反革命的破坏和捣乱。我们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来指导运动,禁止打人、诬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和黑帮,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给出路。”

19667月中旬,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会。会上就派工作队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周恩来、邓小平、康生、谢富治、陶铸等人都参加了。会上,李雪峰多次发言,表示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认为派工作队进学校是正确的,起了“积极决定作用”。陶铸和陈毅也全力支持下他的意见。事后,陈毅对他说:“7月会议上除了你外,就数我讲得多!”

718日,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时,江青不声不响地来参加会议。她从李雪峰身后穿过去到记录旁边。会议快要散的时候她又不声不响地走了。一种出事的预感袭上了李雪峰的心头。

果然,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回到了北京。陈伯达、江青等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认为618日北京大学的乱批乱斗是革命行动,工作组制止他们是镇压革命。毛泽东支持下了他们的意见。

724日,毛泽东主持会议,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第二天,他又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开会,连点李雪峰两次名,批评他的所谓“错误”:“你李雪峰说工作组要像救火一样地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扑灭了,你要干什么?你们决定学生放假搞革命,群众起来了你又往下压,你安得是什么心?”李雪峰刚说了两句“北大进行了四次大辩论[六一八]是否反革命?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立刻被毛泽东顶了回来:“你就是想把群众压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无非杀人、放火、放毒,学校里出现这些了吗?除了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写反动标语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们吓成了那个样子!”这时,刘少奇站起来,为李雪峰等人承担责任,说:“如果这个时期北京各大专院校布置运动中有什么错误的话,主要由我来负责。其他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于是,毛泽东立刻把矛头又指向刘少奇,尖锐地说:“工作组对文化革命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批,二不会改,统统驱逐之。”

726日,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学开会。他准时到达后,发现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声问康生:“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的会?”康生不冷不热地说:“我也不清楚。”但会议开起来后,他发现康生完全清楚。康生在会上说:“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一、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二、北大50天来,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错误。国际歌中是怎样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线要在实践中证明,张承先讲的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文革委员会,有人说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张承先走了就没有党的领导了吗?北大是执行新市委的领导,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他就不是党的领导。请问:你们对北大的情况了解,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陆平、彭佩云黑帮是张承先了解,还是你们了解?斗争陆平不是靠几个秘书整理材料,而是靠你们来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赞、李世雄、冯定,开展和他们斗争是你们了解,还是张承先了解?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还是张承先看他的书多?你们说靠谁斗?靠你们!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会议由江青实际上主持。内容是学校的两大派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江青竭力让一些学生控诉工作组的罪行,发表了一篇倾向性十分鲜明的讲话。最后她忽然提议:“欢迎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面对群众热烈的掌声,李雪峰弄了个措手不及。他毫无准备,真不知该讲什么,他硬着头批站起来,说:“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江青马上插话:“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李雪峰又说:“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提,但应该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来提,因为工作组毕竟不是黑帮嘛。你们不要工作组,工作组可以撤离,也可以留在学校,你们什么时候要揪去批判,我们奉陪到底!”

没想到最后这四个字,大大地触怒了江青,使她耿耿于怀。

讲到这里,李雪峰站到我对面,幽默地对我说:“江青那家伙的记性也真好。直到1970年底的批陈整风时,她还记得我的那几句话。她恶狠地地对我说:[你李雪峰不是要跟我们奉陪到底吗?好,今天我们就和你奉陪到底,看你低不低头!] 我一听这话就气炸了,扭过脸来给了她个屁股。心想,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臭婊子!我这一来,她叫得更凶了:[今天我最后再称你一声同志,以后叫不叫你同志还说不定!] 我根本就没有多搭理她。”

我笑着说:“这下江青不就更恨你了吗?后来你被开除党籍,恐怕与江青的活动很有关系。”

李雪峰摇摇头:“这我就弄不清楚了。”

19667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主持了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话。李雪峰在会上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并作了几句检讨。刘少奇则说:“工作组这个方式现在看来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要靠你们来搞。靠我们不行,你不晓得来问我们,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现在看来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与出现大会的代表见了面,并告诉刘少奇等人:“你们都要到前线去看大字报。不然,没有资格领导运动。”

会议几天里,李雪峰陪着刘少奇、陶铸陪着邓小平去到一些学校看大字报。

李雪峰对我说:“这年的82日和3日,我陪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搞调查、看大字报的时候,刘少奇还在为工作组辩护,说:[工作组还是有成绩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们可以继续辩论。历史和实践将会继续地检验这个问题。] 当时我一听就为他着急: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讲这个话,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不是继续在坚持错误吗?这在当时就是不得了的问题,我曾经劝刘少奇先别谈什么工作组的功过问题,但刘少奇似乎听不进去。他还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希望你们要团结。] 3日到学校的时候,他和两派都谈了话,也是要求他们讲究政策,等等。其实这时他的一切活动都显得多余了。到这个月初,他的儿子刘允斌回家来,向刘少奇汇报工厂的情况,他竟然问到:[你们厂没派工作组,为什么也镇压了群众?把一些群众定为反革命,有没有死人呀?] 实际上,他从心里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压得他不能公开说话,只好闷闷不乐。在那种气氛下,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只好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的一张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上也签了名,刘少奇气坏了。他激动地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一个劲地说:[你们出卖了我,你们出卖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刘少奇开会的时候,把我叫到休息厅,悄悄地说:[在工作组问题上,我看你们都检查吧,能够认识到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不要违心地说什么,但是也不要公开地顶他们。连我的女儿都要和我划清界限,何况你们呢?等党内的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以后,也可能我们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只认识新市委主持工作时的错误,我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这点,请少奇同志放心。]

就在这段时间里,即81日至11日,毛泽东主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又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便转向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毛主席发表大字报的前一天,刘少奇还在中南组参加讨论,他发言时这样说:“主席不在家的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绝对不逃避责任。我的错误的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的一来,我们就同意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毛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我们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决心让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非让你下台不可。”这天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对刘少奇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他说:“你们出尔反尔,自己下令让学生停课搞半年革命,群众起来以后又镇压,说轻一点是方向问题,说重了就是路线性的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再次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会上表示:“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无非下台,我不怕下台,我有五个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更不怕;老婆离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从那时候起,李雪峰也被迫开始检查所谓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他对我说:“但是这个错误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好下结论。毛主席和我谈话的时候,一个劲地追问刘少奇的表现,我知道他是在启发我揭发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是我实在不能往他们身上推呀。良心上讲不过去。所以,我只是讲自己的错误,讲自己没有调查研究,就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闭口不谈。毛主席对我说:[直到822日,少奇还对我的大字报上揭露的问题缺乏认识,认为他推行那条错误路线是无意的,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动机,是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立场上错误。他说他在这些问题上从来没有搞背后活动。我一直让他联系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但是他的觉悟上不去。你是怎样认为呢?] 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反革命也会讲出自己的一大堆理由的。] 毛主席把我的话理解成为我对刘少奇的批判了,说我的认识有了进步,其实才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呢。到了这年的1222日,刘少奇被迫交出了他的检查。他是这样写的:[在今年6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毛主席当时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反击的力量还没有组织好,所以采取了稳住刘少奇,再层曾剥皮的办法,说他的检查还可以,让他继续检查,联系历史问题检查。比如:1966914日,毛主席给刘少奇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情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这里,毛主席实际上是要他承认自己在历史上就一贯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但是刘少奇似乎没有感觉到毛主席的部署,他总认为他还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不一定会把他一下子怎么样。所以,他掉以轻心了,他采取了主动后撤的办法。就在刘少奇检查的时候,也就是916日,康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绝密的信件,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毛主席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公布出来。到了这年的11月,刘少奇还到处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王光美也到处说:[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而听到这些就觉得他们的头脑已经不清醒了。这样下去,毛主席能对你不采取措施吗?到196716日,王光美被清华大学井岗山所谓智擒,连刘少奇听到女儿被车撞了也赶来了。王光美押回清华大学接受批判,我就感觉到他们的问题是一定会升级的。到刘少奇在中南海受到造反派的批斗,我就感觉到毛主席对他的态度正发生重大的改变。”

我笑着问李雪峰:“你后来揭发没揭发刘少奇,我可是看到了你写的材料了。”

李雪峰怔了一下,似乎很自然地说:“我那时不揭发不行嘛。我一直在华北局主持工作,许多问题比如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桃园大队蹲点等问题,实在是推不过去呀。你看了我的揭发,你可以感觉到我完全是在应付。我揭发刘少奇在196481日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提出用扎根串联来进行五反、四清,这实际上是把农村看得连白区都不如了,完全搞成封建王朝的微服私访,不是共产党搞革命。这是毛主席对他的批判。他提出要消灭三大差别,说:[全日制不能不要,但不能再增加,甚至要缩小,半耕办读,半工半读要增加。要减少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增加临时工。] 我说他这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双轨制是一脉相承的。这也不是什么新批判,人家早就这样说他了。我当时认为刘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现在他总是时时都在和毛主席争地位。毛主席对四清已经搞了一个前十条,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园,搞了一个所谓扎根串联的经验,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东西,夸大敌情,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在此基础上刘少奇非要搞一个后十条。主张四不清的干部要倾家荡产地搞退赔,胡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实质上是要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给他定的性,我不过是根据大家的批判,做了一些加工和补充而已。如果我当时不这样做,我也过不了关嘛。”

我问:“那时刘少奇还经常出来吗?他在干什么呢?”

李雪峰说:“刘少奇当然还经常出来。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和邓小平都穿上军装出来呀。他们只是不过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了,但是经常出来看大字报,正常的活动和会议都照样参加。比如:19661112日,刘少奇就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刘少奇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有人马上把这话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那个人说:[哼,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我们一听,就知道他是在说刘少奇,都不敢再说什么了。到了126日,林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交企业如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林彪当着刘少奇的面就说:[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被迫又在这次会议上作检讨。我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脸上的皱纹突然多了,说话也没多少精神了。但是,他的检讨很恰如其分,绝不承认自己是反对毛主席的,也绝不承认自己是野心家和对毛主席是搞了阴谋的。他就像一个时时刻刻躲避瘟疫那样地躲避那几个词儿。那时我就觉得刘少奇的虚荣和爱面子会要他的命……”

我问道:“你参加了所谓薄一波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揭发了没有?”

李雪峰回答:“我当时没有被捕过,所以在薄一波这些人的问题上我没有发言权。但是,康生我谈话的时候,是在引诱我对这个问题进行表态。他把戚本禹在1963年写的一篇《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批给我看,里面他故意划出了几段,让我深思。”

我一听,就知道他们对李雪峰和刘格平及其他的大局和地区领导人,几乎用的是同一个策略和手法,就感到有点好笑。我又问道:“记得是哪一段吗?”

他给我简单地讲了一些内容,我对戚本禹的那篇文章记得很熟,就知道用的是文章中“李秀成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那一段: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这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份对待的话语”,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这是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要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投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着不是历史对他的限制,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所谓的新的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诬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李雪峰说:“我看了这篇文章,就觉得戚本禹的观点实在是左,左就左在把没有办到的事情说成是办到了,把写在纸上东西说成是已经形成的事实。写的东西和已经形成为事实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区别的吧。但是,文章还是写得好的。如果写的不好,毛主席不会赞成的。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让他谈谈这些看法时,他巧妙地回避了……

新市委正常的工作,基本上无法进行,以后,李雪峰又到天津和河北担任了一段革委会主任,同样和那些造反派顶得不可开交。用他自己的话讲:“我有缺点,也有成绩。整了一些专搞极左路线不好好搞生产的人,说明我和那帮造反派根本不一样。”

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了1970823日至96日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话题上。因为正是这次会议,导致了李雪峰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成为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人”。我问道:“听说你在后来的批陈整风的汇报会上,见了周恩来以后,你说:[总理,我这次又跟错了,跟陈伯达和其他的人,犯了错误。] 周恩来很生气地对你说:[你跟这个,跟那个,就是不跟毛主席!] 有这回事吗?”

李雪峰说:“事情和你说的差不多吧。到了那个时候,我不这样说也是没有办法的。根本过不了关嘛。谁能想到毛主席的接班人会出问题呢?”于是,他向我讲了庐山会议上的一些情况:

会议一开始,林彪突然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说法,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是宪法的灵魂。”并就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人利用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问题来反对毛主席,这是不允许的。”

于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陈伯达等人先后开炮,要求重放林彪的讲话录音,并组织讨论。在分组讨论林彪讲话的时候,陈伯达跑到李雪峰当组长的华北组会上,要求发言。李雪峰怎么能阻挡一个政治局常委的发言呢?陈伯达便以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反对在宪法上写毛泽东思想等等,顷刻会场群情激愤。许多人纷纷要求,把反对毛泽东是天才的人揪出来。李雪峰也和一些人串联,要求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毛泽东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

很快,有人整理了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简报只是反映会议讨论的一些情况。这份简报称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并且“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参加华北组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对陈伯达讲话中谈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说对这种人“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

那时,李雪峰的秘书兼华北组的秘书把副组长们都签了字的这份简报送到他手里,李雪峰看毕觉得只是如实反映了讨论的情况,而且他在会上并没有发言,就也签了字。正是这份简报引出了大祸,被毛泽东称之为“反革命简报”。

简报发出后,李雪峰感到不妙。但大家都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那几天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吃完夜宵到了半夜12点多了,大家都聚在一起听候消息,谁也不肯散去。直到毛泽东公开讲话批评了陈伯达后,大家才知道第六号简报出了问题。

周恩来很严肃地对李雪峰说:“批准印第六号简报的时候,你怎么也不和我讲一下?”

李雪峰说:“当时我警觉了一下。但想到这也是向中央反映问题的一种方式,就签发了。”

直到197012月底,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在提问题时向李雪峰流露出毛泽东要继续保他的意思。但是李雪峰提出要将第六号简报公开,并根据事实对自己作了许多辩解,更引起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仇视。导致了他和郑位山被开除了党籍。我问道:“你清楚是谁建议开除你的党籍的吗?”他摇摇头:“不清楚。”

于是,我根据我采访得到的消息,告诉他:“是周总理建议毛主席对你和郑位山采取开除党籍的处理的。周恩来对毛主席和康生、张春桥说:[李雪峰对他的错误并没有实质性的认识,他自己已是两次跟错人了,其实就是故意在他们那里投机,是送上门去的。李雪峰在庐山会议上恶毒攻击春桥同志和康生同志的错误,他至今只字不提,说明了他没有认识。他在林彪未死之前对林彪始终有幻想,这样的人逮捕法办太重了,可以开除他的党籍,让他继续交代错误。]江青表示赞成,张春桥说:[被这样的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才不在乎他的反对呢。]于是,他被决定开除了党籍了。”

李雪峰在回忆那次解决华北问题的会议时,微笑着对我说:“会议的气氛紧张极了!600多高级干部参加,一开会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我揭发!][我揭发!]其实能揭发出个啥呢?充其量不过是不了解情况罢了。事后,有些揭发过我的人跑来向我道歉,我说:[算了,咱们一笔勾销了,有这个态度就行了。]

李雪峰在和我的谈话中,依然表示出他对毛泽东的尊敬和热爱之情。他说:“是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也是他老人家几乎毁灭了党。他的错误放在一般人身上不得了。但是对他来说,错误只是第二位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就是有人全盘否定毛主席,这是极其错误的。还有些刊物上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东西,甚至说冷战是苏联挑起来的。这纯粹是卖国贼的论调!是放他妈的臭屁!这种不谈阶级,不谈时代的论调,建议你能批一下!”

我说:“历史是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写下来的,但一成为历史则不容任何人篡改。后人是会客观地而又科学地总结、分析历史的。”他非常同意我这种观点,补充说:“我很欣赏[水落石出]这句话。运动高潮来了后,无论你怎样走群众路线也不行。因为人们的头脑已经热了。有些人内心有话也不敢讲。只有在高潮之后关闸,然后复查、纠偏。这样才能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这也是一条历史背景的经验吧!”

告别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共产党人后,我反复琢磨他的一些话,有领悟到好多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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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魔乱舞呀...... - 德州渔夫_2010 10/16/15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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