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胡适

◇◇本人前几年去台湾，听说杨虎城后人致信国民党领导人，要求为杨虎城平反。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以其私人名义作答，其大意是：按今天的人权标准，国民党应该道歉；但从历史实情来看，平反一事不大可能。他没有给出详细的理由。关于此事，我问了几位台湾的研究人员，他们说，杨虎城确实是罪有应得，他既是国民党的罪人，更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如果将详细情况公诸于众，就连大陆的政府和人民都不会原谅他的。我要查看原始材料，要求复印拍照，皆未被允许。现在我根据本人所了解到情况，综合分析，来谈谈杨虎城、张学良两人的案件不可能被平反的理由，详述如下：

1.  作为中华民国的军人，发动兵变，劫持领袖，理应受到军法制裁。

2.  西安事变破坏了军国大计，打乱了政府的抗战规划，使我国家在国防准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被迫提前开战，因而损失过于惨重。当时的中国虽然底子薄，但经过国民党的励精图治和“黄金十年”，各方面的发展速度都比日本快；尤其是德国正在帮助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因其与日本有反苏盟约，故在抗战爆发后不久便终止援华。

3.  西安事变使我政府的军事行动坠入斯大林的“祸水东引”之陷阱。虽然日本关东军十分跋扈，策划“自治”，得寸进尺；但是东京方面的首要敌人，并非中国，而是苏联（1936年6月的《帝国国防计划》——日本征服中国的主要障碍，是苏联和美国），并在华北、东北布署对苏作战（日本吞并中国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击败其劲敌。苏俄也吞噬中国，但也得先拒日本）。而苏俄正愁如何避免德日两国之东西夹攻，于是它策动中国反日抗日，以牵制住日本。中华民国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与国防，一方面等待日本与苏联（或美国）开战，而后兴兵复土，故不愿意“初发难”而“身先死”。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源于老子《道德经》——“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於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4.  张杨两人事先私通共产党，后者在当时乃国民党之政敌，所以两人违反党纪国法，也应该被惩处。何况大陆方面已经披露，张学良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有三种党员：普通党员、特殊党员和秘密党员）。

5.  海内外均有史家揭露：张杨两人投共挟蒋，并非是为了抗日。特别是丧失东北、狼狈飘零的张学良，嫉妒其部下盛世才投靠苏俄而盘踞新疆，他欲步其后尘而更胜一筹。于是，张学良希望透过中国共产党的管道去接洽斯大林，为后者在中国谋取“第二个新疆”（盛世才已参加苏联共产党。若非希特勒进攻苏联，新疆就被吞并了）。不过，张学良做梦都想回到东北老家，取代溥仪，来一个“张氏的满洲国”。然而，当时斯大林一心一意要利用蒋介石抗日，而轻视中共（任其自生自灭、而且实际只剩下几万人的中共，压根儿就说不上话，再者，斯大林尤不喜欢毛泽东）。张学良全不知情，便答应共产党提出的“先入党、后帮忙”的条件；但入党之后，便被指令去劫持蒋介石，若非斯大林的“相救”，蒋介石必死无疑（延安已指令杀蒋，斯大林来电阻止）。

6.  在西安事变中，滥杀政府人员，蒋介石的侍卫几无幸存。特别是杨虎城下令，将尚在睡梦中的文员兵士400人，以炮轰毙，十分残忍。

7.  西安事变后不久，乘着张学良被扣留南京，杨虎城策动张的部下再起兵变，杀害业已通电抗日的东北军将领多名。

8.  蒋介石本无意报复杨虎城。后者出国考察，却无事生非，接触国际左派组织，擅自晋见斯大林，不仅表西安事变之功，而且辱骂中国领袖，并还说“再伺机政变，下次决不手软”云云。张杨两人在西安事变之时，就被共产国际（斯大林）定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到如今，杨虎城还执迷不悟，不知道目前斯大林的心思，乃最偏向蒋介石，指望他领导抗战，拖住日本——“反对蒋介石的中国人，就是我斯大林的敌人！”斯大林遂把这件事以及杨虎城的回国路线，先后通告蒋介石（斯大林也曾把冯玉祥的密信转给蒋介石）。此乃杨虎城的厄运之由来。

这里顺便提一下，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两天，即1936年12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两人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 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不久，斯大林还专门致电蒋介石，以“独裁者之师爷”口吻教训他：“你要想有效地领导中国的抗战与复兴，不能姑息异己分子，不要怕多杀人！” 此时此刻的斯大林，简直把蒋介石在中国的权威，看成是苏联的“护身符”；他指望蒋介石倾力抗战、死死缠住日本，正因为如此，他给蒋价值数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派顾问团和支援队来华参战（朱可夫元帅也来了）。斯大林不仅不给中国共产党一枪一弹，而且还要毛泽东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但毛阳奉阴违，要部下“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斯大林很怀疑毛的抗日动机，他还叫王明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身份，督促毛泽东“服从蒋委员长”。可见，张杨两人不知其中的利害关系，胡乱搅和，真是利令智昏，玩火自焚！——他俩以为，只要巴结上斯大林，什么都有了。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斯大林需要中国统一抗战，因而痛恨军阀割据，唯恐中国被日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如果德日两国夹攻苏联的忧患被解除，斯大林就会吞新疆、分蒙古、占满洲，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军阀才能够派上用场，可见张扬两人生不逢时，死得冤枉呀！当然，蒋介石乃至中国都被斯大林耍了！后者一经摆脱两面夹攻之危险，就和日本定密约，分割中国领土（1941年《日苏条约》）。这也证明中国于西安事变一步走错，全盘被动！怎么办呢，弱国无外交，只能做棋子，被人家用来“丢卒保车”！

【附文1：被杨虎城杀害者后代致马英九的公开信 】

中国国民党马英九主席：
     
     我们是一批杨虎城制造的「二．二」兵变受害者的后代。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为了夺取西北权力，杨虎城在张学良送蒋介石赴南京后，怂恿支持东北军下级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策划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兵变，杀害五名拥护全面抗日的爱国将领。他们是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东北军参谋处处长徐方、六十七副官长宋学礼、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五名将领留下了五家孤寡几十年终日以泪洗脸，生活之悲惨愁苦，难以言表！ 
    「二．二」事件发生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家属以国为重，无法追究杨虎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罪犯。国民政府撤离大陆之前，杨虎城伏法，可谓罪有应得，也替五名爱国将领伸了冤。
    
     中共因「西安事变」而绝处逢生，所以对杨虎城颂扬备至，追认其为烈士，子女享受高官厚禄，孙辈出国留洋。中共还恩及杨虎城故旧下属，连其秘书、司机、厨师（他们中有的人也是「二．二」事件的凶手）的后代都当上政协委员，享尽荣华富贵。但杨虎城的家属还不知足，居然还想国共通吃。
    
     最近，杨虎城的孙子杨瀚竟要求主席替其祖父平反。主席若为其平反，将置五名爱国将领於何地？将置为此受苦受难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家属於何 地？难道杀人无罪？叛乱无罪？难道要我们的先人在泉下重新为此蒙冤受屈？作为五名爱国将领的后代，我们对先人无辜遭杀至今犹感痛疼。我们中有的国民党员表 示，国民党如为杨虎城平反，将退出国民党。

 
    主席在法务部长任内，明辨是非，嫉恶如仇，因而获民众拥护，民望日隆。望主席以此精神驳回杨瀚的无理要求！
    
     此致
    
    敬礼
    
    一批被杨虎城杀害者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