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東兵：《政壇秘聞錄》(4)“毛主席締造了我們的黨，也幾乎毀滅了黨”

——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雪峰（1907年1月19日－2003年3月15日）

這些人都當過高官或者高官的秘書。在訪談中,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披露了當年政壇台前幕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本書努力挖掘歷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二十餘年的重大事件。本書是作者採訪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間在中國政壇風雲一時的政要的談話匯編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毛主席締造了我們的黨，也幾乎毀滅了黨”——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雪峰

有一個哲人這樣說過：“人生的道路充滿了難以捉摸的未知之迷。”你本來想得好好的，要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神使鬼差地溜進那個角落。無數自以為聰明的政治家，都費盡心機地自以為主宰了自己和別人的命運，但是事情的發展變化總是與自己的願望相反，被命運之神無情地給嘲弄了。

我總想揭示其中的奧秘。

寫完長篇紀實文學《山雨欲來》後，我就想續寫《風驟京都》來反映1966年夏天那段驚心動魄的歲月。於是，我訪問了文革前曾擔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彭真被撤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後又兼任一段這個職務的李雪蜂。

早在20多年前，我就見過李雪峰。那是1966年7月，我在北京大學聽過他的講話。那時，他的個子不高，穿着灰色的褲子，白襯衣，手裡拿着一把扇子，不住地搖晃。他說：“我在上學的時候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地下黨。那時參加共產黨是要殺頭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參加黨。我們在太原也鬧學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勢怎麼變化，我們有一條是不變的，那就是跟着共產黨走。離開了這一條就會犯錯誤。這回，我們在打倒彭真黑幫以後，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吳德說的，我們幾個人到北京來就是要演出一場《八大錘》。看我們演得像不像樣，請你們來給我們打分。”他那俏瘦的身材和講話時有力的手勢，永遠地烙在我的記憶中。

20多年過去了，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沒想到82歲的他，身體依然硬朗、結實。那古銅色的臉上，雖然由於歲月流逝增添了不少皺紋，但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靈活而敏捷的思維，豪放但不失穩健的談吐，仍顯出一種剛毅不拔的氣質來。他和我的兩次談話中，一直是邊走邊說，談笑風生，使我感到十分有趣。

他對我說：“我看過你的書，比較尊重事實和歷史。我對那些胡說八道的東西很反感，對專門寫我的傳記一類的東西，不感興趣。很多人想來寫我，都讓我給拒絕了。但是要想反映一個時期的歷史，裡面牽扯到我的一些活動，我還是願意提供的。現在一些人是以一美遮百丑，都是同時代的人，過去經常在一起，誰還不知道誰？搞那麼多的鬼把戲有什麼用。你寫有價值的東西，對後代有利，對吸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有利，我看還是一件好事。”

李雪峰是山西永濟人，中條山的溪水和黃土地養育這個熱血漢子。1937年10月，為了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處創立太行山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冀豫晉省委員會，李雪峰擔任該省委的組織部長。1943年10月，晉冀豫區黨委改名為太行區黨委，他又擔任了區黨委的書記。1966年初，毛澤東委派江青在上海組織姚文元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李雪峰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後補委員、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

他說：“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前，我總覺得北京的許多事情非常複雜，是一個是非之地。1966年2月，劉少奇在他關於 [四清] 的講話里，和林彪的態度明顯不同。劉少奇說：[現在一些地方，搞四清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實際上是用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來代替四清，這是一種概念和實際運用上的錯誤。四清的學習文件首先是黨中央剛剛決定的二十三條，其次是黨中央的有關文件。] 但是，我們只是從積極的方面和好的方面來考慮問題，一點也沒有想到火會燒到劉少奇的頭上。當彭真的匯報提綱遭到毛主席的批判後，劉少奇在和我們一些大局書記談話的時候，就說：[彭真在歷史上就是反對我的，他是對我搞封鎖的。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說過：彭真這個人可是不好領導呀，動不動就以功臣自居，其實他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這樣，我們也沒有想到劉少奇會出問題。”

於是，他向我講述了他在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上的真實情況。

1966年5月初，中央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剛到北京，葉劍英就跑來對他說：“又發生事情了，你知道嗎？”他一怔說：“不知道啊！” 葉劍英隱隱約約把毛澤東批評彭真的《匯報提綱》的消息給他透露出來。他心裡暗暗叫了一聲：“糟糕！彭真出問題會連累許多人的，因為他那個匯報提綱各大局都貫徹執行了呀！” 他問葉劍英：“彭真和羅瑞卿的問題有沒有關係？”葉劍英說：“彭真實際上是保羅瑞卿的，這一點，我們都看出來了，但是沒有什麼具體的事實。林彪曾經給我打過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緊，沒想到這麼快就出了問題。”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自始至終都是由劉少奇主持。但會議的程序和各種文件的起草，卻都是毛澤東按排的。

彭真在開會時，緊挨着李雪峰。李雪峰看出來，彭真有許多話想和他講。李雪峰故意沒有多搭理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會議一開始，康生、陳伯達、林彪等人就把矛頭指向了彭真，他立刻和那些人頂起來，要求中央進行審查。中央只好停止他參加會議。李雪峰迴憶着當時的情形說：“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準備好的，彭真根本沒有辯護的權利，開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開口，就被康生和陳伯達頂回去了。劉少奇也在會議上說：[你彭真到現在還嘴硬，你的個人主義膨脹我早就看出來了，你為什麼要打着毛主席的旗號來騙我們？你就是一個陽奉陰違的兩面派，中央的修正主義就是你！]大家看到劉少奇這樣講，都跟起來了。”

李雪峰沒想到，這次會議能撤銷彭真的職務並讓他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他對我說：“當時，全國都在旋渦中，而北京是旋渦的中心。誰都不願意來，但中央既然決定了，我只得硬着頭皮上任。”劉少奇說：“讓吳德當第二書記，你們倆搭班子，要保持團結。現在北京的情況比較複雜，等部隊調動完畢後，公開宣布這個決定。”

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那張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後，學校立刻引起爭論。那天晚上，陳伯達和康生分別給李雪峰打電話，讓他去北京大學處理一下此事。李雪峰說：“我去不好吧，我當市委第一書記的決定還沒有向群眾公布嘛。以什麼身份去呢？”陳伯達說：“你應該去，去了給大家講一講嘛！”於是李雪峰帶了十幾個華北局的幹部在晚上12點左右趕到北大。一到學校，就被師生團團圍住了，他在會上說：“同志們貼大字報是可以的，但要內外有別。大字報無論如果不能上街，這樣影響很不好。你們可以在飯廳門口搭個棚子專門貼大字報嘛。黨有黨規，國有國法，無組織無紀律是不行的！”顯然，他的講話已經流露出對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不滿。所以，6月1日毛澤東批准將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後，康生得益地說：“這下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李雪峰卻搖搖欲頭：“沒想到給了我一悶棍！”

大字報公布的當天，王力、關鋒和曹軼歐在釣魚臺14號樓趕寫了《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曹軼歐是康生派到北京大學的觀察員，他們寫評論時的情況是由她提供的。

毛澤東對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這樣評價的：“5月25日聶元梓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中過北京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了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

1966年6月3日，劉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了已經內定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關於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匯報，認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已經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學生們組織起來，走向正規。劉少奇首先同意了李雪峰提出的開展運動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和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大字報不准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能參加運動；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裡鬧；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誣衊人；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劉少奇主持的會議討論同意了李雪峰代表市委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並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團中央抽調幹部，作為北京新市委工作組的成員派往各學校。李雪峰對劉少奇表示：“我絕對不會辜負黨中央對我的信任，一定要竭盡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劉少奇對李雪峰說：“彭真這個傢伙在歷史上和現實工作中都是反對我的。他總是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對我封鎖，不講真話。這一次把他揪出來也是我們黨多年來爭取黨內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對他的黑幫勢力的清理和鬥爭。”

李雪峰說：“彭真過去是從來看不起我的，多年來我們對北京市的工作無法過問。名義上北京市屬於華北局領導，實際上是北京在指揮我們。”

幾天后，劉少奇又給李雪峰打電話：“我考慮很久，想讓王光美同志到清華大學蹲點，以便取得運動的發言權。最好讓她擔任清華工作組的一個領導職務，給她創造一個提高和學習的條件。你看怎樣？”

“很好，清華大學是北京運動的重點，王光美同志去那裡最好，我很快辦好這件事情。”李雪峰馬上作了部署。於是，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來到清華，正式參加了清華工作組的領導工作。

我說：“劉少奇如果不把王光美早早地抬出來就好了。 毛主席對江青說：[連王光美都如此出頭露面，你比她更有條件站出來工作。既然四清王光美創造了經驗，就給江青在文藝革命上創造新路鋪平了道了。] 你知道這話嗎？”

李雪峰對我說：“我沒有聽說。但是我已感覺到了他倆都把自己的老婆抬出來了。當時，劉少奇問我對聶元梓大字報的評價，我感到很突然，就說：[毛主席不是已經說了嗎？我還有什麼可講的？要是讓我來處理這件事情，我不會把這張大字報公開的。這麼一來，北京的學生基本上無法控制，我耽心這樣下去會波及到工廠和農村。如果全國都這麼折騰，實際上就是天下大亂。] 劉少奇激動地說：[絕對不能亂，亂了毛主席會怪罪於我的。現在北京這個家難當呀。我已經向毛主席說過，請他回來主持工作，他說：你們不是嫌我礙事嗎？你們放手干吧，天不會塌下來的。] 這時，我以為是劉少奇的謙虛。”

經毛澤東批准，《人民日報》於6月4日公布了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還發表了6月3日由周恩來親自寫的新華社的電訊稿《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中共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二）撤銷中共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李雪峰打電話請示劉少奇：“這個決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劉少奇對他說：：“總理請示了主席，主席點頭了。”

三、四兩日，李雪峰連開了兩天會，本着先黨內後黨外的原則，傳達了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他在會上講了北京市委關於進行文革的八條方針，也是經劉少奇修改的。八條的內容，重申了“黨有黨規，國有國法”、“大字報多貼但不要亂貼”、“內外有別”、“不要上街”等他在北大講過的話。這八條，後來被造反派批得一塌糊塗，成為“束縛群眾手腳的條條框框”。

6月6日和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聽取李雪峰關於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匯報，李雪峰提出：“這次運動，應該制定一個決定，明確打擊的重點是什麼？黑幫和黑線的標準是什麼？不然，群眾心裡沒數，我們心裡也沒數。”劉少奇當時還是很有把握的，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還要規模大，意義也深遠。現在還是要放手一些。我們要善於領導和敢於領導這次運動。首先要敢於領導，引火燒身，主動檢查自己的問題和錯誤，自己站在運動的前面；善於領導就是要避免被動，避免領導落後於群眾的那個局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人物，重點應該放在吳晗一類人上面，他們就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敵人。不管出現什麼問題，不要轉移了這個目標和視線，也不要分散目標，要讓廣大群眾和吳晗、廖沫沙、鄧拓一類的黑幫劃清界限，明確政策。知識分子有左、中、右三類，通過這次運動，要把他們劃出來。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確將來依靠誰，團結和打擊誰了。這樣便於我們對廣大群眾採取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

6月8日上午，工作組集中開會。北京大學一些人就在校園內設立斗鬼台，四處抓人進行批鬥。當時有60多個幹部被戴上高帽罰跪、遊行，連黨支部書記也挨了打。6月9日，劉少奇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李雪峰也馬上派人調查。6月20日，劉少奇又批轉了工作組處理這個事件的報告，即：《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並代表中央擬了批語。批語中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到了8月5日，在毛澤東的斥責和指示下，中共中央下發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發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

但是，在剛剛批發簡報後，劉少奇對李雪峰說：“我和總理、小平、陶鑄、伯達、康生於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匯報了北京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我向主席說明，學校的文化革命可以採取三種辦法，一是奪權，這是少數，也就是像北大那樣把黑幫黑線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而是批判學術權威，如批判像翦伯贊、匡亞明那樣的反動分子；三是搞教學制度的改革，解決考試和教材等一系列的問題。城市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結合起來搞，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我講話後，主席說：[聽聽群眾的意見吧，我們不忙着下結論，也不要匆匆忙忙地派人下去。吳晗這些人搞資本主義復辟，我看也可以。社會很複雜，只搞社會主義而不讓搞資本主義，不是太單純了嗎？不是沒有對立統一，只有片面性了嗎？我看就讓他們猖狂進攻，也可以上街遊行，拿上槍來搞政變、搞叛亂，我都贊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時候這些東西都會出現。出現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們無非退出城市，再到農村打游擊，或者叫我們的後代再搞一次革命罷了。] 所以，大家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沒有明確的結論。主席的這些話，應該是極而言之的，我們不能讓它到了那個地步，所以，該怎麼辦，一定要有決心和辦法。”

6月23日，李雪峰又召開會議，動員大專院校師生抓這種批鬥的壞人和反革命。他說：“毛主席早就說過 [ 一個游魚三尺浪潮 ] ，有幾個反革命分子並不可怕，抓出來就是了。現在我們對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強領導，絕不能讓各種[ 游魚類] 製造混亂。黨員幹部要挺起腰杆來，加強黨的領導。我們不可一日無黨！黨組織垮了的那些單位，要像救火那樣迅速派出工作隊！”

於是，周恩來親自批准，中央從空軍、海軍及其他單位調來一萬多人進駐北京各大院校組成工作隊，領導文化革命運動。這些工作隊名義上受北京新市委領導，實際上是中央接管的。劉少奇從6月4日到6月28日的一系列會議上反覆講：“對這一場鬥爭，咱們都沒有經驗，工作組也沒有經驗。有的工作組是好的，能和學生們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好的就留在學校，繼續搞革命，不好的就撤回去；在運動中要劃清明確的界限，不要把學校的領導和什麼人都說成是黑幫，當然北京市的黑幫要多一些，但是也不都是；學校的文化革命不要黨的領導和中斷黨的領導是不好的，大部分黨委還是好人嘛，不要來一個洪洞縣裡沒好人，也就是說不要打倒一切嘛。運動的正規過程，要抓生產、抓工作、抓生活，恢復星期日，注意勞逸結合，不要搞得太緊張了，同時注意反革命的破壞和搗亂。我們要用《二十三條》的精神來指導運動，禁止打人、誣辱人和變相的體罰；就是當權派和黑幫，也要允許他們改正錯誤，給出路。”

1966年7月中旬，劉少奇主持黨中央召開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會。會上就派工作隊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會議在懷仁堂舉行，周恩來、鄧小平、康生、謝富治、陶鑄等人都參加了。會上，李雪峰多次發言，表示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一系列措施，認為派工作隊進學校是正確的，起了“積極決定作用”。陶鑄和陳毅也全力支持下他的意見。事後，陳毅對他說：“7月會議上除了你外，就數我講得多！”

7月18日，會議開到最後一天時，江青不聲不響地來參加會議。她從李雪峰身後穿過去到記錄旁邊。會議快要散的時候她又不聲不響地走了。一種出事的預感襲上了李雪峰的心頭。

果然，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回到了北京。陳伯達、江青等人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認為6月18日北京大學的亂批亂鬥是革命行動，工作組制止他們是鎮壓革命。毛澤東支持下了他們的意見。

7月24日，毛澤東主持會議，嚴厲批評了劉少奇。第二天，他又召集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的成員開會，連點李雪峰兩次名，批評他的所謂“錯誤”：“你李雪峰說工作組要像救火一樣地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撲滅了，你要幹什麼？你們決定學生放假搞革命，群眾起來了你又往下壓，你安得是什麼心？”李雪峰剛說了兩句“北大進行了四次大辯論[六一八]是否反革命？有的說是，有的說不是”，立刻被毛澤東頂了回來：“你就是想把群眾壓下去嘛，什麼叫反革命？無非殺人、放火、放毒，學校里出現這些了嗎？除了這些人要捕，其餘都不捕！寫反動標語有什麼了不起？就把你們嚇成了那個樣子！”這時，劉少奇站起來，為李雪峰等人承擔責任，說：“如果這個時期北京各大專院校布置運動中有什麼錯誤的話，主要由我來負責。其他同志是沒有責任的。”

於是，毛澤東立刻把矛頭又指向劉少奇，尖銳地說：“工作組對文化革命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一不會批，二不會改，統統驅逐之。”

7月26日，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學開會。他準時到達後，發現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聲問康生：“今天的會是什麼內容的會？”康生不冷不熱地說：“我也不清楚。”但會議開起來後，他發現康生完全清楚。康生在會上說：“張承先最大的錯誤有兩個：一、50天來，他們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不進行階級教育，這一點是很大的錯誤。這就是不相信群眾的問題，是不依靠群眾的問題，是不走群眾路線的問題。二、北大50天來，連一個全校委員會都沒有，系裡有，可選得不好，是工作組包辦代替的，他不是放手發動群眾。因此，他在路線上、組織上都犯了錯誤。國際歌中是怎樣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嗎？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線要在實踐中證明，張承先講的是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同志們，我們講依靠你們，依靠文革委員會，有人說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了呢？張承先走了就沒有黨的領導了嗎？北大是執行新市委的領導，還是執行毛主席的領導？黨的領導就看他執行不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如果執行就是黨的領導，如果不執行，他就不是黨的領導。請問：你們對北大的情況了解，還是工作組張承先了解？陸平、彭佩雲黑幫是張承先了解，還是你們了解？鬥爭陸平不是靠幾個秘書整理材料，而是靠你們來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贊、李世雄、馮定，開展和他們鬥爭是你們了解，還是張承先了解？你們看翦伯贊的書多，還是張承先看他的書多？你們說靠誰斗？靠你們！你們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會議由江青實際上主持。內容是學校的兩大派辯論工作組的錯誤。江青竭力讓一些學生控訴工作組的罪行，發表了一篇傾向性十分鮮明的講話。最後她忽然提議：“歡迎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同志講話！”

面對群眾熱烈的掌聲，李雪峰弄了個措手不及。他毫無準備，真不知該講什麼，他硬着頭批站起來，說：“工作組是黨中央派來的！”江青馬上插話：“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李雪峰又說：“你們對工作組有意見可以提，但應該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來提，因為工作組畢竟不是黑幫嘛。你們不要工作組，工作組可以撤離，也可以留在學校，你們什麼時候要揪去批判，我們奉陪到底！”

沒想到最後這四個字，大大地觸怒了江青，使她耿耿於懷。

講到這裡，李雪峰站到我對面，幽默地對我說：“江青那傢伙的記性也真好。直到1970年底的批陳整風時，她還記得我的那幾句話。她惡狠地地對我說：[你李雪峰不是要跟我們奉陪到底嗎？好，今天我們就和你奉陪到底，看你低不低頭！] 我一聽這話就氣炸了，扭過臉來給了她個屁股。心想，誰不知道你是個什麼東西！一個臭婊子！我這一來，她叫得更凶了：[今天我最後再稱你一聲同志，以後叫不叫你同志還說不定！] 我根本就沒有多搭理她。”

我笑着說：“這下江青不就更恨你了嗎？後來你被開除黨籍，恐怕與江青的活動很有關係。”

李雪峰搖搖頭：“這我就弄不清楚了。”

1966年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李雪峰主持了大會。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講了話。李雪峰在會上宣布撤銷所有的工作組，並作了幾句檢討。劉少奇則說：“工作組這個方式現在看來不適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決定撤銷。文化革命要靠你們來搞。靠我們不行，你不曉得來問我們，我老實告訴你們，我也不曉得。現在看來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會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與出現大會的代表見了面，並告訴劉少奇等人：“你們都要到前線去看大字報。不然，沒有資格領導運動。”

會議幾天裡，李雪峰陪着劉少奇、陶鑄陪着鄧小平去到一些學校看大字報。

李雪峰對我說：“這年的8月2日和3日，我陪劉少奇到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搞調查、看大字報的時候，劉少奇還在為工作組辯護，說：[工作組還是有成績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們可以繼續辯論。歷史和實踐將會繼續地檢驗這個問題。] 當時我一聽就為他着急：到現在這個時候，你講這個話，傳到毛主席的耳朵里還不是繼續在堅持錯誤嗎？這在當時就是不得了的問題，我曾經勸劉少奇先別談什麼工作組的功過問題，但劉少奇似乎聽不進去。他還說：[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誤，對的就堅持，錯了就改。希望你們要團結。] 3日到學校的時候，他和兩派都談了話，也是要求他們講究政策，等等。其實這時他的一切活動都顯得多餘了。到這個月初，他的兒子劉允斌回家來，向劉少奇匯報工廠的情況，他竟然問到：[你們廠沒派工作組，為什麼也鎮壓了群眾？把一些群眾定為反革命，有沒有死人呀？] 實際上，他從心裡是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壓得他不能公開說話，只好悶悶不樂。在那種氣氛下，他在清華大學的女兒劉濤，只好在賀龍的兒子賀鵬飛等人的一張批評工作隊的大字報上也簽了名，劉少奇氣壞了。他激動地從客廳的這頭走到那頭，一個勁地說：[你們出賣了我，你們出賣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劉少奇開會的時候，把我叫到休息廳，悄悄地說：[在工作組問題上，我看你們都檢查吧，能夠認識到多少錯誤就檢查多少錯誤，不要違心地說什麼，但是也不要公開地頂他們。連我的女兒都要和我劃清界限，何況你們呢？等黨內的這場風波平息下來以後，也可能我們會重新認識這個問題的。]我對他說：[我只認識新市委主持工作時的錯誤，我不會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的。這點，請少奇同志放心。]”

就在這段時間裡，即8月1日至11日，毛澤東主持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毛澤東又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會議便轉向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毛主席發表大字報的前一天，劉少奇還在中南組參加討論，他發言時這樣說：“主席不在家的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絕對不逃避責任。我的錯誤的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的一來，我們就同意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毛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我們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你決心讓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讓人家革，非讓你下台不可。”這天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主席對劉少奇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判，他說：“你們出爾反爾，自己下令讓學生停課搞半年革命，群眾起來以後又鎮壓，說輕一點是方向問題，說重了就是路線性的錯誤，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少奇再次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承擔了責任，在會上表示：“犯了錯誤也沒有什麼可怕的，無非下台，我不怕下台，我有五個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撤職更不怕；老婆離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這個思想準備。”

從那時候起，李雪峰也被迫開始檢查所謂執行資反路線的錯誤。他對我說：“但是這個錯誤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我們實在不好下結論。毛主席和我談話的時候，一個勁地追問劉少奇的表現，我知道他是在啟發我揭發劉少奇和鄧小平，但是我實在不能往他們身上推呀。良心上講不過去。所以，我只是講自己的錯誤，講自己沒有調查研究，就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閉口不談。毛主席對我說：[直到8月22日，少奇還對我的大字報上揭露的問題缺乏認識，認為他推行那條錯誤路線是無意的，沒有什麼別有用心的動機，是認識上的錯誤而不是立場上錯誤。他說他在這些問題上從來沒有搞背後活動。我一直讓他聯繫歷史上的一些錯誤作自我批評，但是他的覺悟上不去。你是怎樣認為呢？] 我說了這麼一句話：[反革命也會講出自己的一大堆理由的。] 毛主席把我的話理解成為我對劉少奇的批判了，說我的認識有了進步，其實才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呢。到了這年的12月22日，劉少奇被迫交出了他的檢查。他是這樣寫的：[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其他領導同志，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裡，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作出了一些錯誤的決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毛主席當時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反擊的力量還沒有組織好，所以採取了穩住劉少奇，再層曾剝皮的辦法，說他的檢查還可以，讓他繼續檢查，聯繫歷史問題檢查。比如：1966年9月14日，毛主席給劉少奇的《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檢討提綱（草案）》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情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 這裡，毛主席實際上是要他承認自己在歷史上就一貫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者。但是劉少奇似乎沒有感覺到毛主席的部署，他總認為他還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不一定會把他一下子怎麼樣。所以，他掉以輕心了，他採取了主動後撤的辦法。就在劉少奇檢查的時候，也就是9月16日，康生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絕密的信件，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有些人本來就已經或企圖〈叛黨保命〉，少奇的決定，就使這些人的反共叛黨合法化了。] 毛主席一直在考慮這件事情，但是在當時並沒有公布出來。到了這年的11月，劉少奇還到處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我不參加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決不過問了，怎麼還會出現那麼多問題呀？] 王光美也到處說：[毛主席對少奇同志的檢查還是很滿意的，是經過了主席批准和審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卻犯了錯誤。毛主席那時經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來決定。] 王光美還對一些工作人員說：[ 就算我們過去有錯誤，現在也輪不到這樣來對待我們呀。這樣對待我們，還不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嗎？] 而聽到這些就覺得他們的頭腦已經不清醒了。這樣下去，毛主席能對你不採取措施嗎？到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清華大學井崗山所謂智擒，連劉少奇聽到女兒被車撞了也趕來了。王光美押回清華大學接受批判，我就感覺到他們的問題是一定會升級的。到劉少奇在中南海受到造反派的批鬥，我就感覺到毛主席對他的態度正發生重大的改變。”

我笑着問李雪峰：“你後來揭發沒揭發劉少奇，我可是看到了你寫的材料了。”

李雪峰怔了一下，似乎很自然地說：“我那時不揭發不行嘛。我一直在華北局主持工作，許多問題比如劉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桃園大隊蹲點等問題，實在是推不過去呀。你看了我的揭發，你可以感覺到我完全是在應付。我揭發劉少奇在1964年8月1日談到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時，提出用紮根串聯來進行五反、四清，這實際上是把農村看得連白區都不如了，完全搞成封建王朝的微服私訪，不是共產黨搞革命。這是毛主席對他的批判。他提出要消滅三大差別，說：[全日制不能不要，但不能再增加，甚至要縮小，半耕辦讀，半工半讀要增加。要減少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增加臨時工。] 我說他這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實際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雙軌制是一脈相承的。這也不是什麼新批判，人家早就這樣說他了。我當時認為劉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現在他總是時時都在和毛主席爭地位。毛主席對四清已經搞了一個前十條，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園，搞了一個所謂紮根串聯的經驗，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是一個形左實右的東西，誇大敵情，把農村說得一團漆黑，在此基礎上劉少奇非要搞一個後十條。主張四不清的幹部要傾家蕩產地搞退賠，胡說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的前提。這實質上是要包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毛主席給他定的性，我不過是根據大家的批判，做了一些加工和補充而已。如果我當時不這樣做，我也過不了關嘛。”

我問：“那時劉少奇還經常出來嗎？他在幹什麼呢？”

李雪峰說：“劉少奇當然還經常出來。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劉少奇和鄧小平都穿上軍裝出來呀。他們只是不過問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了，但是經常出來看大字報，正常的活動和會議都照樣參加。比如：1966年11月12日，劉少奇就出席了首都群眾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的紀念大會。劉少奇和一些朋友交談的時候，還開了個玩笑：[將來我當個孫中山總可以了吧？] 有人馬上把這話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對那個人說：[哼，我們這些人哪個能比上孫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勞要比現在一些共產黨人大得多。他是一個千秋永在的偉大人物。有些人呢，連根草都不如。] 我們一聽，就知道他是在說劉少奇，都不敢再說什麼了。到了12月6日，林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工交企業如果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林彪當着劉少奇的面就說：[你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決不僅僅是什麼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來始終沒有好好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問題。工交戰線上長期以來就是在受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影響，整個問題要大得多，錯誤也嚴重得多。你不檢討，叫誰來檢討？] 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被迫又在這次會議上作檢討。我看到他的時候，發現他臉上的皺紋突然多了，說話也沒多少精神了。但是，他的檢討很恰如其分，絕不承認自己是反對毛主席的，也絕不承認自己是野心家和對毛主席是搞了陰謀的。他就像一個時時刻刻躲避瘟疫那樣地躲避那幾個詞兒。那時我就覺得劉少奇的虛榮和愛面子會要他的命……”

我問道：“你參加了所謂薄一波六十一個叛徒集團的揭發了沒有？”

李雪峰迴答：“我當時沒有被捕過，所以在薄一波這些人的問題上我沒有發言權。但是，康生我談話的時候，是在引誘我對這個問題進行表態。他把戚本禹在1963年寫的一篇《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批給我看，裡面他故意劃出了幾段，讓我深思。”

我一聽，就知道他們對李雪峰和劉格平及其他的大局和地區領導人，幾乎用的是同一個策略和手法，就感到有點好笑。我又問道：“記得是哪一段嗎？”

他給我簡單地講了一些內容，我對戚本禹的那篇文章記得很熟，就知道用的是文章中“李秀成投降變節是不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那一段：

有人用“歷史局限性”的觀點來為李秀成這投降變節行為辯護。他們說，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夾雜着一些對敵人過份對待的話語”，是因為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如果這種說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變節作為舊式農民革命中常常會出現的現象之一，這是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的一種表現，這是對的。但是，如果認為因為舊式農民革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投降變節行為對於李秀成來說是難以避免的，是不必要加以責備的，是可以原諒的，那就完全錯了。

農民群眾的英勇鬥爭在新的社會階級形成以前是歷史唯一的動力，沒有這種鬥爭，歷史就不能前進一步。自己放棄鬥爭，還以策劃投降的辦法來協助封建統治者瓦解這種鬥爭，着不是歷史對他的限制，而是他對歷史的反動。

舊式農民革命打擊了封建統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會。農民群眾認不清封建制度本質，他們常常反對舊日的壞皇帝，而擁護所謂的新的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卻不是這樣，他是去擁護壞皇帝，而誣衊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圖去幫助當時農民群眾正在反對的壞政權，而出賣自己的太平天國。這不是農民階級的意識局限了他，而是他對農民階級的背叛，是他對農民階級的罪行……

李雪峰說：“我看了這篇文章，就覺得戚本禹的觀點實在是左，左就左在把沒有辦到的事情說成是辦到了，把寫在紙上東西說成是已經形成的事實。寫的東西和已經形成為事實的東西還有一定的區別的吧。但是，文章還是寫得好的。如果寫的不好，毛主席不會贊成的。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啟事》，和叛徒出賣了組織和同志，帶領敵人去抓我們的同志這樣的叛徒還是有區別的吧。我在戰爭年代裡處理叛變革命的人，是要區別兩種情況的：一是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而寫了自首書，但是沒有出賣組織，沒有殺人；二是經不起敵人的利誘和拷打，出賣泄露了黨的機密後，又用同志的鮮血來換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敵人處死，這樣的人是堅決要鎮壓的。總之，要有區別，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就沒有黨的規矩。關於薄一波和劉少奇他們被捕以後的情況，我沒有發言權。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們或他們派來的人都找過我，我都是這麼回答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說什麼。但是，讓薄一波他們寫這種《反共啟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讓他談談這些看法時，他巧妙地迴避了……

新市委正常的工作，基本上無法進行，以後，李雪峰又到天津和河北擔任了一段革委會主任，同樣和那些造反派頂得不可開交。用他自己的話講：“我有缺點，也有成績。整了一些專搞極左路線不好好搞生產的人，說明我和那幫造反派根本不一樣。”

我們的話題自然地轉到了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的廬山會議，即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話題上。因為正是這次會議，導致了李雪峰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成為所謂“上了林彪賊船的人”。我問道：“聽說你在後來的批陳整風的匯報會上，見了周恩來以後，你說：[總理，我這次又跟錯了，跟陳伯達和其他的人，犯了錯誤。] 周恩來很生氣地對你說：[你跟這個，跟那個，就是不跟毛主席！] 有這回事嗎？”

李雪峰說：“事情和你說的差不多吧。到了那個時候，我不這樣說也是沒有辦法的。根本過不了關嘛。誰能想到毛主席的接班人會出問題呢？”於是，他向我講了廬山會議上的一些情況：

會議一開始，林彪突然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說法，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非常好，是憲法的靈魂。”並就天才問題和設國家主席問題提出了他的意見。他說：“有人利用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問題來反對毛主席，這是不允許的。”

於是，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陳伯達等人先後開炮，要求重放林彪的講話錄音，並組織討論。在分組討論林彪講話的時候，陳伯達跑到李雪峰當組長的華北組會上，要求發言。李雪峰怎麼能阻擋一個政治局常委的發言呢？陳伯達便以憲法起草小組成員的身份，說有人反對毛主席是天才，反對在憲法上寫毛澤東思想等等，頃刻會場群情激憤。許多人紛紛要求，把反對毛澤東是天才的人揪出來。李雪峰也和一些人串聯，要求給毛澤東寫信，強烈要求毛澤東繼續擔任國家主席、林彪擔任國家副主席。

很快，有人整理了華北組的第六號簡報，簡報只是反映會議討論的一些情況。這份簡報稱林彪的講話“非常重要、非常好、語重心長”，“代表了全黨的心願，代表了全軍的心願，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願。”並且“強烈要求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參加華北組會議的中央委員們對陳伯達講話中談到的所謂“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說對這種人“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

那時，李雪峰的秘書兼華北組的秘書把副組長們都簽了字的這份簡報送到他手裡，李雪峰看畢覺得只是如實反映了討論的情況，而且他在會上並沒有發言，就也簽了字。正是這份簡報引出了大禍，被毛澤東稱之為“反革命簡報”。

簡報發出後，李雪峰感到不妙。但大家都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那幾天上午開會，下午開會，晚上吃完夜宵到了半夜12點多了，大家都聚在一起聽候消息，誰也不肯散去。直到毛澤東公開講話批評了陳伯達後，大家才知道第六號簡報出了問題。

周恩來很嚴肅地對李雪峰說：“批准印第六號簡報的時候，你怎麼也不和我講一下？”

李雪峰說：“當時我警覺了一下。但想到這也是向中央反映問題的一種方式，就簽發了。”

直到1970年12月底，周恩來主持召開華北會議，在提問題時向李雪峰流露出毛澤東要繼續保他的意思。但是李雪峰提出要將第六號簡報公開，並根據事實對自己作了許多辯解，更引起江青、張春橋等人的仇視。導致了他和鄭位山被開除了黨籍。我問道：“你清楚是誰建議開除你的黨籍的嗎？”他搖搖頭：“不清楚。”

於是，我根據我採訪得到的消息，告訴他：“是周總理建議毛主席對你和鄭位山採取開除黨籍的處理的。周恩來對毛主席和康生、張春橋說：[李雪峰對他的錯誤並沒有實質性的認識，他自己已是兩次跟錯人了，其實就是故意在他們那裡投機，是送上門去的。李雪峰在廬山會議上惡毒攻擊春橋同志和康生同志的錯誤，他至今隻字不提，說明了他沒有認識。他在林彪未死之前對林彪始終有幻想，這樣的人逮捕法辦太重了，可以開除他的黨籍，讓他繼續交代錯誤。]江青表示贊成，張春橋說：[被這樣的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我才不在乎他的反對呢。]於是，他被決定開除了黨籍了。”

李雪峰在回憶那次解決華北問題的會議時，微笑着對我說：“會議的氣氛緊張極了！600多高級幹部參加，一開會時都爭先恐後地報名：[我揭發！]、[我揭發！]其實能揭發出個啥呢？充其量不過是不了解情況罷了。事後，有些揭發過我的人跑來向我道歉，我說：[算了，咱們一筆勾銷了，有這個態度就行了。]”

李雪峰在和我的談話中，依然表示出他對毛澤東的尊敬和熱愛之情。他說：“是毛主席締造了我們的黨，也是他老人家幾乎毀滅了黨。他的錯誤放在一般人身上不得了。但是對他來說，錯誤只是第二位的。現在有一種傾向值得警惕，就是有人全盤否定毛主席，這是極其錯誤的。還有些刊物上發表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東西，甚至說冷戰是蘇聯挑起來的。這純粹是賣國賊的論調！是放他媽的臭屁！這種不談階級，不談時代的論調，建議你能批一下！”

我說：“歷史是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寫下來的，但一成為歷史則不容任何人篡改。後人是會客觀地而又科學地總結、分析歷史的。”他非常同意我這種觀點，補充說：“我很欣賞[水落石出]這句話。運動高潮來了後，無論你怎樣走群眾路線也不行。因為人們的頭腦已經熱了。有些人內心有話也不敢講。只有在高潮之後關閘，然後複查、糾偏。這樣才能恢復事物的本來面貌。這也是一條歷史背景的經驗吧！”

告別這位飽經風霜的老共產黨人後，我反覆琢磨他的一些話，有領悟到好多新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