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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党政军内的山头之争(1)
送交者: 花蜜蜂 2016年01月11日09:51:0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邱会作回忆录坐实“林彪反革命集团”

2016-01-10 04:00:43

『多维历史』作者:萧武。


《邱会作回忆录》封面

前一阵子在网上下载了《邱会作回忆录》的PDF版,每天上下班在地铁上看,看了近一个月,算是看完了。

总体上来说,这个回忆录写得还是不错的,有回忆有评论。

有人说,写回忆录不能评论。我觉得不对。只要是人,对过去的事情总会有看法,而且会影响到对一个事情的回忆和叙述。而且,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在当时的看法和事后很久的看法也不同。所谓的不评论,实际上不可能。很多人看上去不评论,其实都是把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贯穿到叙述中去了,更容易误导读者。

邱会作的回忆录里讲了许多事情,有不少事情既讲了他在事发当时的看法,也有后来写回忆录时的看法,还有些很不错的分析。比如关于罗瑞卿倒台、杨成武倒台的分析,都是很不错的,很值得参考。至少可以让读者明白,他们被打倒是事出有因的,不是完全无缘无故就陷害、迫害他们。

正因为他不掩饰自己的态度,所以他对一些人和事的态度反倒显得更加真实。比如他对江青始终是非常不满的,言辞之间随处可见,对林彪确实是很崇拜的,实际上也就坐实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确实是存在的,不是空穴来风。反对江青是不是正确,可以另当别论,但他和林彪是一伙,这点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他后面在被审查和审讯的时候始终对这一点坚决不同意,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和林彪、吴法宪、黄永胜在对付江青和文革的时候态度相同,协同行动,相互支持,这本身就已经是党内小集团的行为了。

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工作,这可能是讲得比较好的一部分。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林彪一直深居简出,主持军委工作只是挂名,没做什么时期。邱会作这个回忆录可以说明,林彪的工作能力确实是比较强的,纠正了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期盲目效仿苏军的路线,注重对自身传统的研究和弘扬,这都是很好的。后来一直有人说,林彪时期打断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邱会作的回忆恰恰可以说明,林彪考虑问题显然要更全面。比如他坚持,中国军队应当保留一定的骑兵,因为在南方多山地带,作战时骑兵会比坦克、装甲车更加灵活、便利。当然,现在看就没什么必要了,因为现在公路、铁路已经非常发达,整个现代化的交通体系都建立起来了,骑兵就不需要了。

对于文革,邱会作的理解要比很多人更深一些,至少是承认文革有其自身演变的逻辑。比如他说,如果文革按照刚一开始刘少奇、邓小平的搞法,也是会伤害很多人,整人现象也肯定会出现。邱会作的估计是可能会有几十万人。正是因为要纠正工作组在地方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毛主席才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造反派才会成为文革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分歧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群众与党的关系,刘邓式的文革是以党来整群众和党内一部分不听话的人,而毛主席的文革则恰恰是反过来的。当然,群众运动易放难收,造反派起来之后,各个机关单位都有不同派系的造反派,斗争也很激烈,加上一些干部之间的个人恩怨夹杂其中,就使形势变得很复杂,失去了控制。

邱会作把1971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发难称为一次林彪式的“火力急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九大是在文革的高潮过后巩固文革的成果,实际上形成了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分享权力的格局,双方的冲突也更加直接、更加频繁。所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时候,林彪的意图是以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为借口,打击四人帮。果不其然,林彪点火之后,各个小组讨论中马上上纲上线,韩先楚、杨得志和许世友提出要揪人,也就是要揪张春桥,这就意味着要把整个原中央文革的人都揪出来。

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在中央的权力格局在地方上就是军队干部和新晋的造反派出身的干部,斗争也同样存在。如果中央文革的人都被揪出来,反映在地方上毫无疑问就是整个造反派都要被打倒、清算。造反派还只是批斗之类,而军队如果要打击造反派,显然会采用更多更直接的办法,下手会更重。这一点邱会作也承认,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反击中央文革之所以能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恰恰就是因为有军管干部这个庞大的基础。如果林彪的意图实现了,地方上会有很多造反派遭殃。

这一点和后来清理三种人的做法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邱会作和吴法宪一样,觉得他们早在文革期间,就已经在反对文革,在和“四人帮”作斗争,在清理造反派,清理三种人,为什么到头来他们反倒成了文革的帮凶?他没有意识到,在邓小平、彭真这些人眼里,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之间的斗争只是两个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他们和林彪、中央文革之间的斗争是另一个层次上的斗争,所以他们是必须把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放在一起的。正如邱会作说的,这不是在审判他们,而是在审判文革,审判毛主席。

但邱会作比较好的地方是,他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是比较真挚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所以他在分析文革的时候还比较客观,而没有像后来那样,把问题搞乱。文革的复杂性在于,群众与党内不同官僚系统之间的斗争、具体的单位内部的人事斗争纠缠在一起的,所以很难分得清楚到底是谁整了人。比如邱会作承认,他在文革期间搞了徐向前的黑材料,但他始终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徐向前在担任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时命令他会去挨批斗,他也不会这么搞,他只是反击。

提到徐向前,也要在这里说一下他。徐帅自己在回忆录里说,九大选政治局委员,他的得票数是所有当选的人里面最少的,但没讲原因。原因恰恰就是邱会作说的,他在担任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时,军队的造反派也起来了,不少军队的高级干部都被造反派批斗了,林彪还让叶剑英将干部们都接到北京,住在西山“躲反”。正因如此,在九大上,军队干部对徐帅的不满就反映到了投票问题上。以前看徐帅回忆录时,我写过一点对徐帅的评论,但对徐帅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没有搞清楚,现在看来,徐帅还是支持文革的,至少是曾经有限支持过。这在当时的军队干部里面,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流传甚广的对邱会作回忆录的批评,是以吴法宪回忆录做对比的。但我看下来的感觉是,吴法宪的回忆录要比邱会作的差远了,因为人本身就很不同。我说过,从吴法宪的经历看,他就是一个军事官僚,口口声声为革命出生入死、枪林弹雨,实际上他自己出身于机关干部,到部队是在长征时期,与陈赓搭档,担任教导团的指导员,实际上相当于营级干部。后来也基本上如此。邱会作的简历也基本如此。但邱会作与吴法宪不同的是,看过这两个回忆录的人稍微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吴法宪的资质要比邱会作差很多,邱会作人比较聪明,工作能力也比较强,而吴法宪更多的时候是随波逐流、水涨船高。所以吴法宪很容易被人利用,而邱会作则要聪明得多,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吴法宪自己交代过,邱会作回忆录也证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语录,他是被陈伯达利用,被捕后审查时,又被审查组利诱过一次,而邱会作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记录。

更重要的是境界。吴法宪的回忆录里看不出他对林彪和毛主席有什么感情,也可以说他没什么立场,就是官场里的混混。而邱会作始终坚持说,他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真诚的,对林彪则更多地是对其才干的认可,所以,邱会作才会说,他们拥护林彪是因为毛主席支持林彪,只要林彪真的反毛主席,他肯定会义无反顾地站在毛主席这边。对党,也是邱会作的感情明显要深很多,反复说,即使他身陷囹圄,他也始终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所以从邱会作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后来在审查时,虽然审查组和后来的预审都试图利诱他,但他始终坚持不乱说,不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而吴法宪的回忆录里则明显地经常流露出怨恨,有悔不当初的意思。

与那些官方出版的回忆录相比,总的来说,邱会作和吴法宪一样,透露出了许多原来很少看到的细节。比如吴法宪和邱会作都讲过,他们出狱后,给他们发的生活费标准很低,无法维持生活。但即使如此,邱会作家里也还是请了“小阿姨”,并不能算是太差。发给他的补贴其实也不能算太少,是远高于当时的工人工资水平的。即使这样,他们也还是觉得国家亏了他们,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功臣,这个国家是他们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要打江山、坐江山,革命胜利就是他们坐上江山了。但他们恰恰忘记了的是,革命的目标不是改朝换代,不是换一批人来坐江山,而是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这也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但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不是他们心底里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情结,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重上井冈山,能多想想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他们也许会有另一种面对历史的态度。


(栾泠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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