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下的集體謀殺

馮敬蘭2007年

許多年後，在校慶的那天，我在母校的櫥窗里看見了校長的照片。校長明眸皓齒，五官標緻，氣質端莊，雖然是黑白照片，也掩蓋不了校長作為女人的嫵媚。而且她是那麼年輕，生命終止時才48歲。我47歲，與校長年齡相仿，看着她的照片含笑凝視着我們，我渾身發冷。
13歲的時候，怎麼覺得校長竟是個老態龍鐘的女人？為什麼從來沒有發現過她的美麗？我久久地站在櫥窗前，努力平息着內心受到的震撼。眼淚雖然沒有盈滿眼眶，心卻在哭泣，為了這個和我不相干的女人，為了遙遠的、不堪回首的過去。
我們學校如今的全稱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文革前的名字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這所集萬般寵愛的學校有着最好的師資和最好的學生，可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女校長卻被出身、教養俱佳的女學生們活活折磨至死。這件事在1966年夏天的“紅色恐怖”里，開創了北京乃至全國的暴力之先。
那個八月，和任何一年的伏天一樣酷熱難擋。一幅對聯像一道魔咒，幾天裡使整個城市和我們的學校陷入了狂熱、恐怖和暴力之中。一向溫文爾雅自視甚高的女孩子們，忽然都迷失了本性。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爹娘的身份就是自己的身價。同學關係從來沒有這樣涇渭分明，你不是革命好漢，就是反動混蛋。巨大的鴻溝橫亙在我們面前——雖然經過了40年沙塵的埋填，裂痕依然留在許多人的心間。
校長已經被批鬥好多天了。她傷痕累累、心力交瘁，不知該向誰傾訴，不知在何處尋求保護？她家的門上，貼着女學生們的警告：漏網的大右派，與前市委有密切聯繫的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對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混蛋，大惡霸，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 她自己的臥室門上，貼着另一張警告：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着，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我親眼看見過這兩段的影印件，當我不得不把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一個個敲在這裡時，我的胃一陣陣痙攣。這些充滿了恐怖威脅的流氓語言，出自於一些少女，她們來自革命家庭，父輩跟着偉大領袖出生入死、浴血奮戰，是新政權的領導核心和中堅骨幹。她們生活優越、見多識廣，知道許多內部消息，能看違禁的書籍和電影。她們學習成績優秀，德智體全面發展，北大、清華和哈軍工是她們未來必讀的大學，去蘇聯和東歐國家留學是順理成章的選擇。就是她們，在1966年夏天，搖身一變，開創了暴力和恐怖之先。
偉大領袖倡導的大民主，並沒有帶來人人暢所欲言，群眾當家作主的理想局面，恰恰相反，大多數善良的人忽然喪失了話語權，更加可怕的是無政府狀態不可阻止地迅速蔓延。處於更年期的女校長，每天都生活在疑慮和恐懼中，心臟不好，血壓升高，渾身酸痛。明知前面就是地獄卻無處可逃，何況她是老共產黨員，即便赴死，也要勇敢面對。
那天是8月5日，校長忍着全身的病痛，一早就去學校了。
我是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見到校長的。這一天裡學校發生了怎樣的事情，我並不知道。因為當時我在班裡處境不好，經過二次“揭批”，已經徹底孤立，聽說5日這天要開會“辯論”對聯，我知道不會有好事，於是選擇了逃學。我是下午被召回學校的，學校的變化讓我心驚肉跳，一種說不出的恐懼瀰漫在校園裡。我獨自圍着教學樓看那些墨汁橫流的大字報，那些激烈狂暴的語言讓我渾身一陣陣發冷。四五點鐘的日頭仍舊灼人，我去寂靜的校園後操場的女廁所方便，沒走到地方，就看見一輛手推車突兀地橫在路中間，車上分明躺着一個人，身上覆蓋着大掃帚、茅坑蓋，他的兩隻腳從雜物下面露出來。我躡手躡腳地走上前，一眼看見了黃的稀便順着車廂板流淌到地上，蒼蠅正嗡嗡地圍着小車盤旋。原來是校長。她沒有知覺地癱在車上，衣衫不整，五官腫脹，眼鏡不見了，大小便失了禁。我頭皮發緊，突然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她怎麼啦？死了嗎？為什麼被曝曬在烈日下？誰往她身上扔了這些大掃帚和茅坑蓋子？我心裡充滿了厭惡和恐懼，立即轉身逃之夭夭。
多少年過去了，這一天的經歷，成了我記憶的瘡疤，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中，我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一直想知道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我校當年的初二學生王友琴旅居美國，用半生精力調查了校長之死和更多的死難者。我讀過她的記述。我的同學乖乖是美國某大學的終身歷史學教授，她也做了這種選題，努力尋找歷史真相。我從同學們不同的回憶中，知道了校長之死，其實是永遠找不到元兇的。因為她不是被一悶棍打倒，或者一刀捅在心臟，她是被凌遲致死，被折磨致死。40年前的8月5日，從她早晨走進校門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開始執行了。她被喝令打掃廁所，喝污水，被強迫在正午的日頭下，把建築渣土從這裡抬到那裡……飢餓、病痛、中暑、脫水還不算，不時有女學生過來抽耳光，踹幾腳，更殘暴的是那些“監工”，她們打人的兇器，是桌椅帶釘的木腿和銅頭皮帶。她們嘻嘻哈哈，一句一個TMD，比賽誰的話更惡毒更粗野；你打一下、我踹一腳，看誰能讓校長爬起來的姿勢更困難。於是，校長剛倒下，就被打起來，還沒站穩，又被打倒。雖然沒有致命傷卻早已遍體鱗傷。心靈的恐懼和絕望就不用計算在內了。終於，校長倒在烈日下，再也爬不起來了。施暴者讓一個“牛鬼蛇神”把她扔到了小推車上，不是送到學校對門的郵電部醫院，而是拋在了背靜的小操場。
我們的學校是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學，學校的老師是最優秀的老師，學校的教育是最文明的教育。我們所有的學生可以說是北京市最好的女孩兒，成績拔尖、操行優良。每年校園裡的紅棗桃子草莓核桃熟了，即使爛在草叢裡，也沒有一個學生送進自己嘴裡，因為那是可恥的，為此冰心還是誰專門寫過我們。進辦公室我們要喊“報告”，見到老師校長我們要行禮問好，同學有了困難，大家會不約而同伸出援助的手。
我們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樣，也怕毛毛蟲怕老鼠怕黑夜裡單獨走路，怕死人和流血，驚慌失措時也會尖聲大叫，也害羞也愛哭泣也耍小性兒也會向大人撒嬌。多年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我們當中突然會冒出一群暴戾殘忍、心狠手毒的打手來？
並不是人人都有那份膽量，可以掄起皮帶和木棒大打出手。也不是人人都有那種資格，想打誰就打誰。有膽量的不一定有資格，有資格的不一定有膽量。同時具備兩項條件的人，還得加上心狠。這就更少了。
她們有很好的家庭，父輩都是久經考驗的革命者。她們有很好的教養，自幼就受到良好的革命傳統教育和更多的現代文明薰陶。她們見多識廣，看上去更聰明更理性。無論怎樣，她們都不該讓自己成為一個打手。再說“文革”畢竟不是你死我活的戰爭，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必須先下手為強，致對方以死地。革命的一方本已超級強大，用不着再訴諸武力來證實自己。而被打倒批判的另一方，早已失去了捍衛尊嚴的權力，她們比任何人都更軟弱無力。這種對比就像獅子和小兔，大象與螞蟻。但事實是，當她們掄圓了皮帶抽打着自己昔日尊敬的師長和朝夕相處的同學並用刻薄惡毒的話取笑羞辱她們時，那些卑微可憐的人們已經再也喚不起她們的惻隱之心。在那一刻她們不僅失去了女性的溫存善良，也失去了起碼的人性。
她們——出身好教養好高覺悟高智商的女孩子，究竟怎麼了？是什麼改變了她們？她們的非人道非人性從哪裡來？如果說是因為她們年少幼稚容易衝動，那為什麼與她們同齡的大多數女孩子對暴力卻充滿恐懼？如果說是因為她們的個性強悍更像男孩子，那為什麼眾多的男校卻鮮見暴力處決校長的事件？
她們打人，或許只是因為她們想打？她們覺得打人好玩？她們從來不認為別人的尊嚴和生命值得尊重？
可以把一切都歸咎於文革中政黨和領袖的錯誤，因此而原諒自己。可以說當年幼稚無知，因此而漠視過去。但是夜深人靜的時侯，想起當年的情景，你真的能夠心安理得？
參與暴力行為的那些同學，是否也會想起從前？是否也會有一種疤痕在心的感覺呢？我願意相信，她們會有更深的痛楚更長的悔恨。
校長之死雖然與我無關，做為那所中學的學生，我永遠會感覺到恥辱。女校長死於自己的女學生手下，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罪惡和羞恥。幾十年一晃就過去了，如今我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校長。用成熟的眼光審視自己，我們人性中那些醜陋的東西——私慾和野心，過份張揚的個性，強烈的表現欲，女人的嫉妒心、虛榮心和病態的虐待狂心理，正是我們生命的毒素。只有清除它們，我們的生命才能更加健康；只有用愛心用理解用溫暖去善待別人，我們的人生才會真正變得美麗。
在校長40年忌日，以此文提醒所有的人，做一個好人，永遠更重要。
人生的經歷是一面鏡子，讓我們多照幾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