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父親——張春橋女兒訪談錄(6/11)

（六）被捕入獄

當時在監獄裡，對我父親我肯定是很恨的。因為他什麼都不告訴我，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問】：你聽到四人幫被抓起來是什麼時候？你當時覺得很突然麼？

【答】：我們大概要早幾天知道。那天我爸爸的秘書突然來了，說出事情了，聯繫不上了。上海市委聯繫不上他們了。這裡就開始亂了。

有人就講要開始起義，要組織工人。那邊就要安撫，叫馬天水去。（38）馬天水去了，叫這裡的人都不要動，說等他回來再決定。馬天水走後，這裡還在持續爭論，吵鬧該怎麼辦。我很冷靜的。我覺得鬧也沒用，無非就是像巴黎公社死一批人而已，再來一個巴黎公社牆。我說如果真的發生這個事情，那我們就是死麼。如果不發生，那我們就不死。但到底會不會死，我們也不知道。但不是我們能決定的。我愛人正好不在，中國發射原子彈的時候，他到北京出差去了，是那個隊的醫護人員。所以，我就把我兒子送到婆婆那裡去了，他那時一歲多點。我想無論如何，得先把孩子安排好。別的，就等馬天水回來說是怎麼回事。

馬天水回來，就要與他們這幾個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媽媽抓起來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許多人都涌到我家裡來了。沒有人管我們了，把我們給切割了。這一次家裡被徹底來了個翻箱倒櫃，一片狼藉，一塌糊塗。但是不知為什麼，他們在我的房間上貼了個封條，說是子女的房間，就封掉了。其它幾個房間幾乎被洗劫一空。最有趣的，是許世友曾經送給我家一隻豹子，吃掉之後，皮處理過的，在箱子裡，後來這張金錢豹的皮沒有了。為什麼這個東西會被搜走？是不是許世友急於和我們劃清界限？後來楊成武在回憶錄中說，許世友告訴楊成武，他和張春橋的關係一直不好的。許在太行山中打了頭豹子送給楊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雞和兔子送給張春橋。（39）但事實是，1973年，許世友確實是打了兩頭豹子的，我爸和楊成武，一人一頭豹子。那時我爸還不在上海，警衛秘書都在，一個班子在興國路，許世友把豹子送來的，大師傅燒了一大桌。當時還請了警備區的幾個人來的，我媽不敢吃，但我們都吃了，吃起來像牛肉一樣。我的房間裡還有一台四喇叭的日本產的收音機，這個倒沒被拿走，所以，看來人家的目的還不是來搜你的機密。

【問】：他們來搜家的時候，家裡都有誰在？

【答】：人們走進康平路大院，沒有人阻攔，人越來越多。這個場景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也不能說是搜家。我爺爺已經去世了。媽媽已經被抓起來了，阿姨逃走了，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我奶奶開始在，後來她就到衡山路高安路口的姑夫家去了。那時我姑姑已經去世了。姑夫家很近的，離我們家只有一條馬路，奶奶就自己過去了。但姑夫拒之門外。這個姑夫是很壞的一個人，原來是新四軍，後來還是離休幹部什麼的。姑夫不讓奶奶進門，奶奶就順着康平路走，到了100弄，那個弄堂里還住着一個親戚，是五嬸嬸的媽媽。我奶奶也不敢去敲門，就坐在路邊。這裡面還有一層複雜的關係，這位嬸嬸的父親，也就是我奶奶的親家公，是在文革中自殺的。（40）他原來是華東局的副秘書長，早年與康生和周恩來一起來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他是個大少爺，弄了個很漂亮的門面做掩護。解放後，他先在山東做副省長，華東局成立後就到上海來了。在楊尚昆的事情上有點問題，還有周恩來在上海搞鋤奸時，他大概也有些事情，所以，文革中就自殺了。嬸嬸的媽媽，奶奶的親家母，也是山東大地主家出身的，她收留了我奶奶。但在我爸出事後，這個嬸嬸和我五叔離婚了，理由是要拯救三個人的政治生命。她父親自殺時，我五叔沒和她離婚，她後來卻選擇了離婚，要保護自己。所以，人無所謂對錯的，只是個人不同的立場和處境，選擇不同的處理方法。

再回來說我家，奶奶走了後，就我和小妹妹在家了。小妹妹在空軍當兵，正在復旦外語系讀書，所以在空四軍和復旦都有宿舍。但一下子出了那麼多事，她就回家來看看。大妹妹已經結婚了，在楊浦區，她很少回來的。弟弟在農場。家裡人越來越多，也沒有人管我們。來的人大多數都是老百姓，這裡面沒進來過，來看看我們家什麼樣子，好奇心驅使的，一批又一批的人來。但是我能看出來，人群中是有便衣的，他們不像看熱鬧的，一副鎮定自若的樣子，也不離開，肯定是部隊的和公安局的便衣。後來有人來到我們面前，說：“你們可以走了，一直在這裡幹什麼。”想想也是，外面傳言張春橋的女兒在裡面，進來看熱鬧的人更多了。

【問】：當時在那種境遇下，你心裡怎麼想？慌麼？怕麼？

【答】：我一點都沒有慌亂或害怕的感覺，就是很冷靜地處理事情。有人叫我和妹妹走，我們就出來了，準備走。什麼東西都沒有拿。這時就出現了四五個人在我們旁邊，護着我們。一路上也增加了保護我們的人，我也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一路從康平路穿出去，後面跟着的人也越來越多，大多數是要看好戲的。我們就開始跑，跑到武康大樓，繞到後門進去，上了樓，來到了一家人家，是完全不認識的。我妹妹的鞋子跑掉了，這家人家就拿了一雙鞋給她穿。後來知道，這家的男人是某個新村的門房工人。再出來，我就和妹妹分手了，有人就塞給我小紙條，告訴我他們叫什麼名字，並說需要的話，可以幫助我們。沒想到這張小紙條後來害了人家了。我被關起來後，這張紙頭搜出來了。

小妹妹決定回學校去，我就到大妹妹家去了。當時處於一種很亢奮的狀態。到了晚上，我決定再回康平路看看怎麼回事。我就騎自行車回來。妹妹家住在楊浦區許昌路，還是挺遠的。家裡一片狼藉。我拿了幾件衣服，裝在一個小包里。我走出來時，又有一群人衝出來圍着我，說我轉移罪證。這些人是交大的學生。他們叫我打開包來看，我就打開了，就是幾件衣服。有圍觀的群眾說：人家就是拿兩件衣服。所以，我又回到大妹妹家。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抓起來了。

【問】：能講講你的監獄生活麼？

【答】：應該是1976年10月20號之前，公安局派人到我大妹妹家，把我抓起來的。這是馬天水下的命令，他說是為了保護我，我說我不要你們保護，也沒用，他們一定要保護。但是幾天後馬天水他們也被抓起來了。抓我的人被抓了，那也就不會有人放我了。他們先把我關在赤峰路的監獄裡。最初，我被臨時關在一間朝南的大房間裡，那個房間以前好像是專門關外國人的，牆上寫着許多英文、日文、韓文，都是以前的犯人留下來的。房間應該有十來平米。後來又把我移到一間很小的房間裡，四五平米大吧，朝北的。窗外粗大的木頭是新釘上去的。春天時，又移到另一棟房子，那是正式的監房，有馬桶、水盆，十一、二平米。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爸爸的消息了。我卻知道媽媽就關在這裡。

後來我們都被遷到西郊公園附近哈密路那裡的一個監獄裡。我的耳朵特別好，可以聽聲音。我能判斷誰在裡面。例如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王秀珍，（41）我都能聽出她們的聲音。也有不認識的人。我還能聞到中藥的氣味，我知道媽媽又在吃中藥了。

我就在監獄裡開始了我的“神奇人生”了。我首先教看管我的人怎麼生煤球爐子，因為天氣已經開始冷了，看守也都是從各個地方臨時調來的。原來都是坐機關的，生煤球爐子都不會，本人是最能幹的。

後來我又教他們打毛衣，做其它事。她們看我是子女，放風的時間會多些，會有人跟着我在院子裡走來走去。

【問】：知道你媽媽在那裡，覺得欣慰麼？

【答】：沒有什麼欣慰的感覺，因為我不知道我媽媽是什麼問題啊。

後來才知道他們說她有歷史問題。當時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歷史上有什麼問題。所以我的心裡也是蠻恨的，叛徒、特務，他們到底是不是，到底怎麼回事，我基本上都不知道。

【問】：現在普遍認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魯迅展開論戰。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這一問題？還有“叛徒”、“特務”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嗎？

【答】：上海“四一二”炮打時，我從白蓮涇擺渡到南碼頭，一路到外灘看大字報。還在外灘拿到不少傳單，我一直搞不明白怎麼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說法。傳單上說：西北局一位領導揭發出的，不記得是劉瀾濤還是霍士廉。（42）我就去問爸爸了，爸爸說他從來就沒有與這兩個人一起共事過。

關於叛徒的事，爸爸說他從來沒有被捕過，怎麼會是叛徒。還有關於他反魯迅的事，他說他自己是不用筆名的，但是為了混口飯吃，用別人的筆名幫別人捉刀寫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歲到上海來，靠寫文章生存，剛開始住在山東路，後來住在徐家匯，要到《大公報》、《申報》去投稿，有時連乘電車的錢都沒有，連三分錢一隻的大餅都買不起。一部新電影，別人給他一張電影票，讓他寫個影評之類，或者某個事件，讓他寫篇文章。這是有的，是換飯吃的。後來好一點，他自己租一個亭子間，自己寫稿子，也幫別人寫稿。他是從來不會問家裡要錢的，我爺爺也從來不會給他錢的。後來上海是有人查過這件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狄克另有其人。

還有“八一三”，他從上海回山東，在路上走了一個月。這一個月的時間後來有人查，說他是不是在江蘇被捕了之類。其實他根本沒有被捕，日本人轟炸鐵軌，路不通了，他是順着鐵軌走到濟南的。大串聯的時候，叫紅衛兵去走新長征路，我說起我的同學走到北京，爸爸才說起自己一個月走到濟南這件事。

我被關進去的時候，心裏面就是很恨，很窩氣，但又說不清楚是恨什麼。因為我覺得自己是什麼都被蒙在鼓裡。就像林彪出事後，我對爸爸說的那樣，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就是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為什麼死的。

【問】：你在獄中是否希望聽到一些父母的消息？

【答】：那個時候，被關在裡面，是根本談不上希望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見到他們，就是什麼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怎麼樣，不知道我愛人會不會還要我，這些我都不知道。沒幾個月，就到了1977年的1月6日，我三十歲的生日。在監獄裡，我自己給自己畫了一張畫，一張天女散花，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畫這張畫，也難以說清楚我究竟是什麼心情。反正是什麼都不考慮了，不想了，只想自己解放自己。我為什麼要把爸爸的這些信都留在我這兒，就是因為我人生中這一個一個的生日。

當時在監獄裡，對我父親我肯定是很恨的。因為他什麼都不告訴我，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想想，他肯定是不會反對毛主席的，但是他們到最後是不是採取了什麼行動，他到底有沒有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但是監獄這邊又逼着你交代，沒有人相信你不知道。我那時的心情，處於一種非常非常矛盾的狀態。有時，想要排解一下自己的心情，想要唱一句什麼，我就突然想唱一句《紅燈記》裡面的詞。但是唱一句我就停住了，那也不是我該唱的。我知道我父親是個什麼人嗎？我不知道。我就會自己打住。

有時候，我會唱《白毛女》裡的“想要叫我死，瞎了你眼窩。”我會唱這一句。我就是不想死的，因為我最終還是想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問】：當時你也哭過許多次吧？

【答】：在監獄裡我不是哭，是流淚，一直流淚。就是很傷心，太傷心了。後來在醫用電子儀器廠，有一個人罵我，說對我態度較好的人是“三種人”，（43）把我氣得大哭。一哭起來就止不住了，哭了一天，把其它人都嚇壞了，以後也沒有人再惹我了。我想不通啊，為什麼你們要這麼對待我。

【問】：後來你想通了嗎？

【答】：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冷靜了，我不再多想自己了。我天天仔細地看報紙，我想知道到底怎麼回事。後來我發現報上的一些假話，而且假話說得越來越離譜，我就開始冷靜思索問題。我就不相信了。例如報上講江青謀害毛主席，這我肯定是不相信的。接着毛遠新也被抓起來了，我就覺得更奇怪了。這就說明他們是對着毛主席的，而不只是對着我爸爸他們四個人的。這真是一個敗筆。抓他們四個人，栽贓於他們，還好說，還可以蠱惑不少人。但是把毛家的人也抓了，那就敗露了。後來我還知道，連李訥都沒有工作了，李敏的愛人也沒有工作了，這怎麼說得過去，肯定是針對毛主席的嘛。我想，把我們都弄死了，說我父親怎麼怎麼樣，這是很好騙人的，我們可能就冤死掉了。但是把我們和毛家的人捆得那麼緊，我們反而不冤了，一點都不冤了。這樣一想，我的心情反而好起來了，我看懂了。

【問】：你說想通了，看懂了，那你做什麼了？

【答】：這段時間，我是可以看書的。我就讓我愛人給我送來馬、恩、列、毛等書籍，我系統地看了《馬恩選集》四卷、《列寧選集》四卷和《毛澤東選集》五卷，並做了很多摘錄。這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

想通了之後，我就開始寫材料，他們要我交代誰向我爸爸表忠心了，誰與我爸是一夥的了。我就看報紙上，誰出來了我就寫誰。例如李先念，那麼神抖抖的，我就開始寫他。批鄧的時候他跑到我爸爸那裡，對我爸爸說他錯了，說他上鄧小平的當了，等等。

後來他們把我弄到原來的廠里去批鬥了一次，開大會，上千人的大會。在一個巨大的車間裡，他們在一張大桌子上面又放了一個凳子，搭了個高台，讓我站在上面。我還沒有站得這麼高過呀!他們大喊：“低頭!低頭!”我就是不低頭。有個局團委書記，他要叫我低頭，我叫他“滾”。我說你以前是什麼樣的，你沒有資格來叫我低頭，我就不低頭。我的態度太強硬了。回頭時，我看見局黨委的書記楊士法也坐在台上，他文革前是組織部部長，我們住在一個大院裡，我一直是楊伯伯楊伯伯叫他的，他來組織開會斗我。我看到他也出現在報紙上，就寫關於他的材料，因為我們當時發衛星回來開總結大會時，他叫我問爸爸媽媽好。我就寫了，也是實話實說。

他們還讓我寫文革時我自己的經歷。文革初期我是老保，後來我是逍遙派。我一直很隱蔽自己。他們要查我是不是有問題，不僅在廠里查，還到復旦附中去查。後來我被放出來後，有人告訴我，他們把我前前後後全兜底查過了，調查的結果是，還從來沒見過像我這麼好的人。

【注釋】

（38） 馬天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

（39） 楊成武曾為北京軍區首任司令員及解放軍代總參謀長。

（40） 張維維五嬸的父親為李宇超，曾任山東省副省長、華東局副秘書長等職，1968年去世。

（41） 王秀珍，曾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42） 劉瀾濤，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霍士廉，時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

（43） 文革結束後在黨內展開了清理“三種人”的政治運動，“三種人”指的是“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